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柏林夏里特（Charité）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教授无意中在中国成了名人——只不过很多人都记不住他的名字，每次提到都称他为“德国钟南山”。
说实话，我很反感这种说法。固然，我也理解这是一种常见的传播套路：把一个陌生的形象、概念本土化，以便低门槛、零准入地迅速扩散，但不可避免地，这也将两个原本全然不同的形象混为一谈了。
在跨文化交流上，这也是常有的事。本土化的命名便于概念的引入、传播，但却很可能阻碍了、误导了概念的理解，这就像胡萝卜本是胡人引种到中国来的，因为与萝卜相似而得名，但两者除了外形相似之外，根本就没什么亲缘关系：萝卜是白菜花目十字花科植物，胡萝卜则是伞形目伞形科植物，两者甚至连目都不一样。
这里面还有一个文化移植的问题。就像我朋友说，如果国内媒体上“说他是德国专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估计有兴趣点开的人起码少一半”，而“德国钟南山”这个类比尽管不准确，但却像“胡萝卜”一样，能迅速唤起一个既有的形象，简便易记。问题在于，这种“简便易记”本身就潜在地鼓励地不加反思地按既有的“观念套装”来消化吸收本质上是陌生、有差异的形象。
德罗斯滕教授可说是那种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不扯情怀，没有废话，不带任何立场，专业而冷峻，对所谈的问题有着极为清晰的界定，纯粹从医学角度分析并给出建议。当疫情刚在德国蔓延时，他就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想完全遏制疫情传播、争论有多少口罩库存、医院都多少病房，这都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简言之，他关心的不是一个“总体治理”的问题，而是如何与病毒共存、尽最大可能止损的问题。
这是专业人士的口吻：他谈论的是
作为一个客体的“疫情”，着眼的是从公共医学角度来说如何使救治方案“优化”并提升“效率”的问题，也由于不怎么关怀具体的“人”的处境，故而显得客观、理性、冷静到近乎无情的程度
。但这不是说他不关心人，其实他同样正直温良，只不过他谈论的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问题，需要的是清晰、客观地用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推广必要的认知。
相比起来，钟南山更像是一个慈父式的权威存在。确实，他的公信力也来自于自身的专业性，但在很多时候，他也充当着传声筒的角色，有着浓厚的“权威发布”的色彩，而这种权威性，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组织给的平台。
当然，在国内的环境下，这无法道德苛求，就像我一位朋友说的，“有的规定动作做了，但还是要看自选动作”。当初如果他没说“人传人”，盖子会揭得更晚。然而不可避免地，他成为一个符号性人物，也有损于他的形象，到后来就越来越像是在代言。在此吊诡的是：
对他的话语利用得越多，他越缺乏独立性，对他损害越大，他的利用价值就越低，越容易转身被抛弃
。
钟南山和德罗斯滕的角色，确实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在专业和大众之间扮演沟通的角色，无论哪个社会，公众都期望这样一个角色，但不同的社会，这个角色的形象和发挥作用的机制千差万别。这里的问题在于：是官方听取专家意见，还是借专家之口？是官方给平台，还是自己发声？
从各方面来看，德罗斯滕的发言专业性更强，但这也是德国社会环境的产物：公众的素养和对科学的接受程度都催生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当他发表自己看法时，只需要考虑专业性，而不需要担心引发什么政治后果，因而他可以很直白地说“现在不知道传播速度，所以其他判断都可能不准确”，鉴于中国的情况不大一样，他也直说自己“不能完全准确判断”。德国卫生部长斯潘在回答未来新冠疫情发展时，也直率地回答：“
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我什么都不能保证。
”
像这样的回答，在德国都被接受了，公众也并不因此就陷入恐慌，他们可以如实地凭据自己的专业性，公开透明地说明情况。这也是一个微妙而关键的差异：在这里，
权威并不需要装作自己无所不能，他只是提供专业意见，但却不保证提供庇护
。
事实上，如果德罗斯滕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或许也无法这么走红。这次国内的专家中，率先呼吁设计方舱医院的王辰，发言也准确、简练、克制，可以说风格是与德罗斯滕最为近似的，但他却没有得到媒体的追捧，似乎相比起钟南山、李兰娟和张文宏，也没多少卖点，渐渐也就被淡忘了。中国社会的环境能捧红钟南山，但出不了德罗斯滕，因为那本身就需要一个能接受他的公众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