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张艺谋的东方神话还好使吗？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长城》于16日正式上映，这部投资1.5亿美元，号称中美合拍的第一部重工业电影引发了人们对“张艺谋神话”的再度思考。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张艺谋直言：《长城》拍完后，我其实能预见会有人说这样的文化表达太肤浅、老套、庸俗了，这其实是一步到位的想法。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能一步到位，这部电影是一个试金石。

所谓的“张艺谋神话”是否还在延续？或者说“张艺谋神话”本身就是一件极为尴尬的事情？今天推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老师的一篇旧文。

再说“张艺谋神话”

艺谋在2002年的冬天再度红遍了中国。《英雄》的出场再度使他成为舆论的中心。这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电影的全球化的开端时刻奇迹般地开创了一种奇特的“走向世界”的方式的导演再度被确认为王者般无与伦比的英雄。张艺谋当年在国际电影节的几乎是连续不断的英雄般的成功,今天转变为本地市场的英雄般的成功。张艺谋神话还未终结。

这个神话的延续正好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发展。从《红高粱》开始到《英雄》的这个传奇英雄的神话正好浓缩了中国的奇迹般的发展所具有的极度的复杂性。张艺谋和二十世纪后期直到新世纪的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式是意外地连接在一起的。他正是这一历史不可忽视的重要的部分,他参与了这段历史的塑造,也被这段历史所塑造。他的电影只有少数几部直击这段历史进程,但他的道路和全部作品却变成了这段历史的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隐喻。

所谓“张艺谋神话”首先是一个市场的神话,他的力量的来源正是不间断的市场的成功。从他和他的同代人陈凯歌的比较可以看出市场的选择性的支配力量。尽管陈凯歌也一度获得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和相当的国际声誉,但他由于不间断的市场失败而无法获得进一步的认同,于是也无法再度吸引国际性的资本的投入。在这里,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的文化权威表现得如此的清晰。

其次“张艺谋神话”是一个“中国”想像的神话,一个有关“中国性”的神话。张艺谋赢得市场的方式恰恰就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想像,而资本和市场也认定这种想像足以“代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电影导演能够具有这样的象征性的力量。这里的戏剧性在于,张艺谋的市场号召力证明了他作为“中国”象征的力量,而他的“中国性”也极大地加强了他在全球市场的分量。于是“市场的神话”和“中国的神话”的错杂交织构成了张艺谋的历史性的“位置”。

张艺谋的神话仍然在延续。但这里张艺谋不间断的成功中却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存在。张艺谋远远地将他的同代人超越了，张的道路使他成为中国电影的象征性的人物。但张艺谋神话的市场成功和有关中国的表现中存在的令人思考的问题也异常令人瞩目。

首先这种象征没有提供中国的想像的新的可能，而是将“中国性”的一种奇观的表现发挥到极致的结果，他的从中国的“奇观”的展现到对中国内部市场化进程的观察直到将“中国性”转变为一种“全球性”的形式都显示了他的影响和局限。他作为中国电影的象征的神话形象也简化了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性和中国想像的复杂性。张艺谋化约性地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想像，而这种想像又是被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文化逻辑所支配的。这种简化的表现与当下中国的状态之间的“脱节”也恰恰是张艺谋的特点。

同时，张艺谋的成功乃是一个绝对不可重复的神话。他的成功乃是特定时代对于中国的想像潮流的反映。他的个人的成功并没有带来中国电影市场和运作的模式的新的道路和前景。张艺谋仅仅提供了一个不可模仿的超级特例。他在扩大了中国电影的影响和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电影的表述之外，也同样局限了中国电影的可能性。在他这个电影的孤独英雄之后是中国电影仍然面对的复杂的市场困境。

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脱节之处在于，这个电影时代在中国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而张艺谋电影却是整个中国电影文化的一个特别的例外。张艺谋仍然是一个孤独的英雄。

这个英雄时刻站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今天去再度认识他，陈凯歌当年确信的事情，今天却无可置疑地转变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究竟是不是我们的“英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