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一口气读完《腾讯传》的两个感受就是:
第一个感受:历史是一条大河,波浪很宽,容得下我们所有人的翻腾。
第二个感受:只有弄潮儿向涛头立,才能手把红旗旗不湿,任何软弱和退缩最终只能被拍在沙滩上。
吴晓波说这是一本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进化论。
我以为它是一本社会进化的启示录,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学习,尤其是我们这些思想保守的法律人。
一个只成立了18年的公司,何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何以成为美国人学习的榜样,中国式创新何以为之可能。
实用主义是个硬道理,但这还远远不够。
管理模式才是其中的精髓。
中国有泛行政化的传统,习惯于将各种管理者称为领导,惯于通过加强领导、加强管理的方式以体现对某一事物的重视。《巨婴国》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心理不成熟的体现,是对失控的焦虑。这其实只是说明了一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在世界各国对领导者都体现出或多或少的尊重态度,比如一个人当过美国总统之后就终身会被尊称为总统先生,这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运行逻辑,即等级制和有序性。
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管理成为必需。但是何为管理?
埃及法老驱敢奴隶修建金字塔、秦始皇征发百姓修建长城、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欧洲领主要求得到骑士的效忠、地主对佃农、私塾先生之于弟子、马化腾与他的两万名员工、微信之于我们这些普通用户,从人身依附、行政命令、经济控制、伦理关系、合同约束到用户体验,这些都是管理。
我们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管理之中。
但是我们要什么样的管理?
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遗老遗少痛哭失声,皇上没了,从此大清国该怎么办?
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有些大队书记担心这不计公分了,产量还能不能保证?
上世纪九十年年代的下岗职工也在担心,以后的日子还咋过?
司法责任制之后,很多领导也担心,案子不批了会不会出大问题,管理还怎么开展?
这也很像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担心、传统领域对互联网的担心、电信业对微信的担心、银行业对支付宝的担心、宣传部门对自媒体的担心。
这其实是对失控的担心。
但是正如凯文·凯利所说:“我最终发现,想要得到和生命真正类似的行为,不是设法创造出真正复杂的生物,而是给简单的生物提供一个极其丰饶的变异环境。”(《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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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于一个失控的时代,但我们也没必要担心,这正是人类进化的必由之路。
在凯文·凯利看来,“失控”不是指混乱无序、低效率甚至自我毁灭的状态,蚂蚁群、蜜蜂群这样由巨量个体构成的组织体,能够呈现出高度的秩序和效率,不是因为蚁王、蜂王的控制,而是得自于一种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协作,以及在协作中“涌现”的众愚成智、大智若愚的“集群职能”。这也正是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吴晓波:《腾讯传》)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现状。
马克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
作为司法制度,我们也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司法责任制之后,并非完全无序,而是一种新的秩序,并非完全排斥管理,只是需要转变管理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