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两位朋友在我公众号上的留言：
王宇： 孙老师，请您写写《流感下的北京中产》的评论分析吧！
张建平：孙老师，最近刷屏的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和詹庆元教授关于重症流感的视频讨论在网络反响强烈，关于疾病、生死、家庭以及医疗、医患等无一不戳中中老年痛肋。您是我最为敬重的社会学家，对社会现象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我作为一名医生，极希望您能就以上话题写一篇文章。
我先是回复说：我不懂医学啊。后来又补了一句：我试一试吧。
决定试一试，是因为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是在2000年1月从北大调到清华的。刚到清华不久，一位已经在北大留校当了班主任的李猛来电话，告诉我，他们班的一位女同学得了不治之症，现正在住院治疗。这位女同学原来听过我的课，我有印象。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捐款吧。于是就联系原来的老学生捐款。
过了几天，做班主任的李猛来到我家，一脸憔悴。他告诉我，现在全系的学生都在到处募捐，正常的教学都无法进行了。医院那边的说法很明确，7000元（我印象中好像是这个数）一天，就可以维持生命。得病学生的父母是下岗工人，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只靠学生的募捐在维持。
问题是，这种募捐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啊，学生还得上课啊。但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啊？李猛告诉我，得病学生的父母和男朋友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状态。现在得需要他来做这个决定，维持还是不维持？
李猛几乎是带着哭腔说，我也才20多岁啊，我哪有权利决定一个20岁孩子的生命？ 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是印象深刻。
后来，这个孩子还是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在当时，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现代医疗技术发展正在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在过去的这些年间，现代医学发展迅速。到今天，可以说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对于许多疾病来说，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能维持，至少能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于是，现代的医疗技术向人们提出了双重的挑战。
首先是伦理的挑战。原来医学不太发达的时候，一个人得了这样的病，医生表示没办法了。家属虽然悲痛，但也问心无愧了，应当做的努力都做了。但现在的医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我不是没办法，1万块钱可以维持一天的生命，你维持不维持？自己决定。这样，就把一个自然的事情变成了亲属的一种人为的决定。我们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家属，做这样的决定，都意味着你在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的终结。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有人可能要背负一生。
其次是经济的挑战。假如你有100万，打算给马上要结婚的孩子买房子。但重病的父母在医院里1万块钱可以维持一天，100万可以维持100天。你如何选择？事实上，现在医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一个人重病，需要一个家庭倾家荡产作为代价。而倾家荡产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就是多维持几天。《流感下的北京中产》的作者，也讲到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事情，但我也不知道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在很多相关的讨论中都提到购买保险的问题。但这已经涉及商业的范围，我确实不是这方面的内行。
《流感下的北京中产》这篇网文流传很广，因为正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这篇文章
涉及的疾病、生死、家庭以及医疗、医患等无一不戳中中老年痛肋。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篇文章我大约看了有三分之一，剩下的部分潦草翻过，因为太长。但一位医生写的很详细的读后感，我全看完了。
对于其中的技术性问题我完全插不上嘴。至于这当中涉及的保险的问题、中产阶层的脆弱问题、个人的无助感的问题，有的可能需要其他专家的指点，有的我们将来有机会也可能会讨论到。但由这篇文章，我想起上面这件事情以及由此引出的思考，希望对于思考和探讨这当中的一些问题，能有点帮助。
文章荐读：
孙立平：生命周期紊乱：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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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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