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接人待物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
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
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曾国藩
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第八章《非一般的笨拙，非一般的精明》，在开始共读之前，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
1. 曾国藩的笨拙和精明矛盾吗？
2. 曾国藩的思维模式和传统中式思维有什么不同？
3. 曾国藩对待西学的态度是什么？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后，只知道一味用蛮力，下笨功。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
曾国藩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
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
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
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
“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一旦开窍，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
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
曾国藩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和招士兵，都挑不善言辞，“朴实少心窍”的人，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曾国藩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磋。
他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结硬寨、打呆仗”，湘军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
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是他的思维方式。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而西方思维重视实证、逻辑与差别，用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总是把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没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曾国藩认为，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参考。
每遇到一件事，曾国藩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
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
“智慧愈苦愈明”，这是曾国藩的“笨拙”，更是曾国藩的“精明”。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太容易下结论，也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
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每本书都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他爱看地图，喜欢研究地理，连枯燥乏味的“案牍之文”（历代“文件汇编”）也认真研读，得到其中大量的政治智慧。
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统帅百万湘军，炮火纷飞、戎马倥偬，“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气象雄浑，意犹未尽！
林语堂曾说过：“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识，农村生活的经验、湖南乡下俗语以及家乡邻里故事都为他提供了待人处事的智慧和依据。
曾国藩终生对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功成之后，曾国藩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
曾国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乐于尝试，勇于尝试，勤于尝试。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
他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国藩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
因为“笨拙”，曾国藩是平实的，谦虚的。曾国藩说：“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人生实苦，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会赋予人刚毅、清洁、坚决、彻底。但是，理学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因为“笨拙”，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曾国藩心怀恕道，人间烟火，所以他能对杀人理学做出入木三分的评论。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以书生从戎之始，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理学家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
这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他实事求是，敏锐、积极、谦卑，老实，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