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史学科的繁荣发展，近年来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发展也态势良好。研究者的数量迅速增长，人员的分布也更为多元，不再像过去那样局限于若干高校。研究队伍的新老交替工作基本完成，45周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中国
法国史研究的主力军，他们发表了大量高品质的专著、论文与译著。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别史的研究相比，中国法国史研究无论是在队伍规模、团队合作、平台建设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有鉴于此，浙江大学法国史研究团队呼吁创建“法国史青年学者论坛”，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法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更快地提升法国史青年学者的研究水平，更有效地加强同道之间的学术联系。
经过紧密的筹备，首届浙江大学“法国史青年学者论坛”于2017年10月14日至15日在浙江杭州顺利召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外交学院、温州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四十多位学者和来自《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世界史》、《社会科学战线》、《读书》、《浙江学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人民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10位编辑共同参加了浙江大学“法国青年学者论坛”。
在“法国史青年学者论坛”的开幕式上，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杨致欢迎词，并介绍了浙大人文学院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基本情况。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取得的长足进步和青年学者的茁壮成长感到骄傲。与此同时，他提醒青年学者们要怀有感恩之心，因为大家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前辈学者的培养之恩、杂志编辑的鼎力支持和世界史其他同行学者的慷慨襄助。
此次学术会议为期两天，围绕“绝对君主制和启蒙运动”、“宗教与信仰”、“法国共和主义”、“历史与记忆”等五个专题展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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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青年学者和博士生进行了专题报告。
一．
“绝对君主制和启蒙运动”
浙江大学博士生周凝分析了博絮埃（Bossuet）对近代契约观念的借鉴与批判，认为博絮埃并没有完全否认契约观念的价值，他沿用了奥古斯丁的神学契约的基本框架，借鉴了近代契约论的若干论断，注重契约在证明政治的权威性的作用而不是解释社群的起源作用。周凝认为，博絮埃用近代世俗语言来完善传统的理论体系，是“信仰者启蒙运动”的代表。
浙江大学博士生杨磊研究了旧制度时期法国的官职买卖制度与绝对王权
的关系。法国官职买卖的特征是官职的私有化和世袭化，官职买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绝对王权的财政需要和买官者获取特权和社会地位的需求，但是免税特权的泛滥侵蚀了税收根基、造成官僚机构臃肿，而持官者群体对王权的不断剥削日益感到不满，双方由此产生的矛盾加剧了大革命的爆发。
东北师范大学徐前进老师把眼光聚焦于17、18世纪法国的初等教育改革。18世纪初，教育改革成为时代舆论的主题，倡导改革的报刊、小册子讨论的问题包括教会教育的弊端、世俗教育和国有教育的特点、教师素质和学生教材的革新、学校课程与新知识的融通、学生阅读状况的变革等。由于旧制度的保守性，法国初等教育改革进程缓慢，1762年主导初等教育风格的耶稣会被取缔后，教育改革逐渐开始，但仍然落后于时代要求，由此导致了社会阶层内部的矛盾，以及社会知识结构的缺陷，这与法国革命的爆发以及工业化早期的人才困境有关。
北京大学博士生张慧的研究对象是国内学界经常提及但却没有深入探讨的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她在梳理勒梅西耶·德·拉里维埃（Le Mercier de la Rivère）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着重剖析了重农学派积极鼓吹但又令人争议
的“合法专制”概念。一方面，拉里维埃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秩序”理论，论证了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自由观和以交换为基础的平等观，确立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原则。然而另一方面，拉里维埃认为这一政治社会的自然秩序只能够在 “合法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实行。张慧认为，拉里维埃试图调和启蒙价值与专制政体的努力，折射出法国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覆辙与困境，同时摆脱了卢梭语境中的极化逻辑，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崇明教授剖析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思想中的自然与历史的关系。保守主义者和现代性的反对者通常认为，历史和历史主义对自然法和自然的颠覆导致了现代性的价值危机，崇明通过研究孟德斯鸠发现，自然与历史二者并不必然构成对立。他一方面致力于挖掘和呈现自然的内涵并寻求实现自然的制度，另一方面则谨慎地在历史结构中维护不完整的或破碎的自然。事实上，对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近代法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理解，均需要立足于这一判断。
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教授研究了18世纪法国的书籍出版与思想气候转变的关系。许多研究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的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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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书籍的大量出版是法国社会思想气候转变的显著特征，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但作者通过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发现，启蒙时期出现的理性精神与世俗化的成长与之前的思想变革一脉相承的。实际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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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启蒙运动兴起前，法国社会整体思想氛围已经发生深刻的转变。换言之，启蒙运动只是借助书籍大规模出版和传播在广度和高度上提升了此种转变的趋势。
二、宗教与信仰
浙江大学博士生盛舒蕾以“圣帕特里克炼狱”为代表分析了12世纪晚期西欧天主教世界的赎罪实践，“圣帕特里克炼狱”是民间炼狱信仰的典型代表，是教徒赎罪行为个体性的体现，但也为教会留下了操作空间，教会通过将“炼狱”信仰正统化，打破了个体与教权之前的平衡，扩张了教会的权利。
复旦大学博士后张茜茹借鉴新文学史的研究路径，选取自1740年起到大革命前夕的16部情色小说，对故事里教会人士的堕落形象进行图文并茂的生动描述和深入分析，试图解释小说家们的个人动机与政治意图，并由此揭示了18世纪反教权主义得以盛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心态。
浙江师范大学江晟以人偶的巫术为切入点论述了16世纪法国社会的信仰与迷信之争，作者认为基督教信仰在欧洲社会虽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巫术信仰并没有消亡，而是以偶像崇拜的面目潜入到基督教信仰的底层。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圣像破坏运动实际上是对巫术迷信进行的反制措施。
首都师范大学倪玉珍副教授从圣西门（Saint-Simon）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圣西门关于宗教的论述演变入手，评析了圣西门的宗教思想。圣西门将宗教去神圣化为人类的发明，将宗教神圣化为维持社会必不可少的世俗制度。圣西门将宗教转化为实业道德的守护者，重视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涂尔干在批判继承圣西门宗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重建职业群体维护社会团结的理论。
浙江大学博士生董涵宇以左拉《三城市》为代表，分析了19世纪末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反“归顺”时期的立场与活动，天主教“归顺”运动是19世纪法国政教分离的一次重大波折，以左拉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揭示了“归顺”运动的虚伪性，反“归顺”是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尝试，为后来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