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宋磊教授执笔，从经济理论、管理实践和政治逻辑三个方向出发，探讨林、张之争的学术理论依据以及讨论中被忽视的政治语境和管理问题，追问意义的同时，文章最后综合三个方向理论对两种产业政策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基于中国国情所能做出的产业政策选择提供了建议。
产业政策涉及经济理论、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因此，任何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都应该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但是，林张之争以及由其激发的后续讨论表明，中国各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为特定流派的经济学主导，政治学家和管理学者的意见被忽视。
经济理论：难以结束的论战
林张之争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政策之争的一个并不典型的部分。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政策层面差别并不明显，在理论层面也比较接近。两者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经济哲学上的。
在林张之争中，张夏准的身影多次浮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张夏准是最为典型的产业政策论者者，他主张的产业政策远超林毅夫界定的范围。由于张夏准和张维迎代表了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极端，所以我们以假想张维迎和张夏准之争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关于产业政策的经济学争论难以平息。
我们可以预期，张维迎将会对张夏准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能够以完全不投入或只投入很少政策资金的形式推行产业政策？第二，如果介入以投入大量资金为前提，那么如何以让主流经济学家可以接受的形式论证政策合理性？
对于张夏准来说，不伴随大量资金投入的产业政策基本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同时，既然出发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怀疑，张夏准也将无意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因此，张维迎和张夏准都将难以说服对方。
但是，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必须回应从张维迎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尖锐问题。笔者认为，回应的要点在于跳出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作为张夏准的理论基础的激进发展经济学，引进产业政策的政治学和管理学，回到产业政策的实践之中。
与通常的分类不同，在政府只在企业已经开始生产活动之后才进行介入的前提下，产业政策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基本不花钱的和花很多钱的。前者符合寻租成本和机会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的严苛标准，而后者的可行性可以在政治学、管理学框架之下进行讨论。
政治逻辑：被忽视的背景
产业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一方面，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基于政治逻辑而出现；另一方面，在某些产业，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不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收益。因此，政治逻辑是后进国家讨论产业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这个背景在林张之争中并未出现。
首先，在政策实践之中，产业政策出现的契机往往是政治逻辑。日韩产业政策史表明了这一点。其次，由于产业政策往往基于政治需要而出现，所以评价产业政策的标准未必单一。在这个问题上，路风关于京东方的案例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这个案例研究表明，在技术条件发生变化、东亚地区存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的背景下，政治收益也是评价产业政策一个标准。
管理实践：被悬置的要点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开始关注企业的管理过程。但是，在中国版产业政策争论之中，这种变化被忽视，管理问题被悬置起来。
约翰逊曾经将产业政策区分企业合理化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这样的分类对应的就是前文提及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和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企业合理化政策主要指在企业层面提高企业能力的政策，涉及协助企业引进先进管理方法、提高产品质量、稳定劳资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产业政策完全被遗忘。近年来的企业史研究表明，这种政策所需资金极少，效果明显。企业史家和田一夫进行的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案例研究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政策的作用机制。
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精益生产方式之中，而组装厂和配件厂的高效合作是精益生产方式的要点之一。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在这种合作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上述案例中的政策实践基本符合关于产业政策的严苛经济学限定，其本质是以极低规模的资源协助已经进入特定产业的企业解决能力形成中的关键难题。这类产业政策存在于东亚的政策实践，正在成为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学习东亚经验的新重点。但是，这类产业政策基本没有进入中国各界的视野。
在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之外，也存在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管理学能够为论证这种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提供参考。产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企业能力发展的结果，而企业能力的形成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依据这个思路，有学者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以技术研发和生产活动为中心，细致地勾勒了政府介入和京东方的企业能力之间的关系。尽管关于这类产业政策仍将存在争论，但是上述管理学研究无疑拓宽了我们的思路。
现实选择：三种讨论方向的综合
厘清产业政策的三种讨论方向的意义之后，现实的选择是综合三种讨论方向，具体地分析两种产业政策。首先，应该积极推进符合苛刻的主流经济学标准的、基本不花钱的产业政策。其次，对于花很多钱的产业政策，考虑到政治逻辑决定了中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弃这种政策，在主流经济学家得出一致的结论之前，更有意义的思路是结合管理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找准企业能力形成的关键点、相应地设计政策措施。
该文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创新政策与管理》2017年第5期上转载，原载于《文化纵横》2016.6,5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