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赵月枝•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定位与学术立场

赵月枝 ： 的确，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男性学者占主导地位，而文化研究领域，女性学者对性别问题 的关注更多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播政治经 济学更重视生产、所有权、管制等“硬”性问题，而意义和消费等“软”性问题处于次要地位的倾向。当然， 这也是政治经济研究和文化研究各自的局限性所在。

不过，话又说回来，从一开始，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就有活跃的女性学者，她们对这一领域中如何从阶级与性别交叉的角度进行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阿芒 · 马特拉的夫人和学术伴侣米歇尔 · 马特拉 (Michelle Mattelart)、美国批判传播学者苏 · 卡利 · 詹森(Sue Curry Jansen)等学者就是这种交叉研究的开创性人物。詹森还写过达拉斯 · 思迈斯 (Dallas Smythe)《依附之路》的书评，在与她的通信中，思迈斯对詹森有理论深度的书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我主持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的思迈斯纪念讲座期间，我邀请詹森来做思迈斯纪念讲座，詹森还把自己与思迈斯的学术通信给我，让我补充西门菲莎大学的思迈斯档案。在加拿大，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米歇尔 · 马丁(Michele Martin)1991 年出版的有关加拿大电话系统发展中女接线员和女性使用者的关键角色的研究，堪称阶级和性别交叉分析的经典。我自己早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授课时，就把她的书当必读书。到了 2002 年，一群女性主义学者，更是出版了一部名为《性与金钱:媒体中的女性主义和 政治经济学》(Sex and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的论文集，从理论和方法论的 高度讨论这两个领域的交叉和更好的融合。

唐觐英 ： 那么，您做过专门聚焦女性问题的研究吗? 是否经常参加女性主义与媒体问题的学术活动?

赵月枝 ： 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不过，我在这方面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有行动研究的取向。早在很多年前，我刚刚从美国回到加拿大任教，就从一位女性主 义媒体行动研究者那里接手了一项旨在改变加拿大主流媒体有关针对妇女的家暴问题报道框架的研究。这位学者是我在西门菲莎大学的学姐，博士毕业后，她以西门菲莎大学一个非政府学术团体为基地，申请到了本省妇女平权组织的一项行动研究横向课题。她到东部任教后，我就成了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在分析媒体报道框架的基础上，我把相关媒体批评研究成果带到社区，对妇女组织中的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媒体素养和新闻实践方面的赋能训练，从而改变主流媒体对妇女，尤其针对妇女的家暴问题的报道框架，促进妇女与媒体表征关系从被动到主动转变。

现在回想起来，这项研究是我后来在浙江缙云开展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论前导和启发性研究之一。2011 年 10 月，我应邀在丹麦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北欧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知识生产、认知正义与‘南方认识论’:对作为实践的跨文化学术的贡献”的主旨发言，阐述阶级、性别、南北关系的交叉视角和通过重构全球知识与权力关系来发挥学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尤其是建立更平等的传播秩序中的作用。后来，我不但自己组织过西门菲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性别传播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而且还在 2018 年夏天参加了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研究论丛》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举办的“乡村振兴与妇女发展”研讨会。

作为参与式行动研究取向的体现，我建议“乡村振兴与妇女发展”会议的组织者允许我带一位缙云的妇女代表参会。在缙云县委组织部的推荐下，缙云县 妇联主席参加了会议。她应主办者的要求，作了缙云妇女在乡村春晚中的关键作用的发言，效果非常好。此后，我自己也带着一位博士生，以缙云田野调研为基础，写了一篇《乡村春晚、女性主体性与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的文章，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上。这是我第一篇聚焦女性和在女性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唐觐英 ： 您能具体谈谈怎样把社会性别视角融入您的研究框架吗?

赵月枝 ： 在西方，女权主义经历了两波发展，19 世纪出现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围绕妇女要求获得选举权这一妇女解放问题展开的。女性参与总统竞选是自由主义民主形式和妇女解放脉络的产物，挑战“玻璃天花板”的反性别歧视解读无疑有性别平等与妇女解放的意义。同时，西方社会语境下，女性参选总统是精英式竞争性民主框架里的一个事物，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身份是其所代表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这不会因为某位政治人物的性别身份就例外。在竞选口号之下，更应该看的是政策立场。如果更仔细地观察总统竞选中的“女权”声浪，在“女权”“反性别歧视”这样一种看似超阶级的、包含全体女性的普世旗号之下，挑战“玻璃天花板”的话语所代表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反性别歧视”诉求。也就是说，作为精英式、竞争性民主框架内的一种话语表达，“反性别歧视”话语并没有外在于特定的阶级政治话语。更毋庸说，解读、甚至强化“性别”方面的“反性别歧视”意义，有一定的争取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的用意。而当这样一种实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权” 在传播中被言说为代表全体女性的，甚至在国际传播 中被言说为全世界女性解放的旗帜时，美式“帝国民 主”(Imperial Democracy) 在全世界的话语霸权也随之得到了强化。总之，与其说“性别”越来越进入议程中心，不如说是特定阶级的“性别”议题越来越在全球传播中进入议程，它是全球传播格局中文化领导权之争的一个体现。

在西方，“性别”得到聚焦，以“性别”为核心范畴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性别意识”很受关注，但“性别”范畴的注重并非是因为“性别意识”“女性意识”强这样的单纯观念领域的进步所致，而是可追根溯源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没有得到同工同酬、没有托儿所等公共支持这样的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不过，由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往往会在突出女性的自由、解放与平等的同时，掩盖和遮蔽阶级与种族层面的不平等。拿上届美国总统选举来说，希拉里 · 克林顿先从民主党候选人选举中胜出后在总统选举中败给特朗普，不能仅仅从“性别天花板”的角度来分析，在这背后有更复杂的民主党内和美国国家内部的阶级政治因素。更具体地说，如果美国民主党的阶级政治有更强的社会主义倾向，那么，它就应该选择桑德斯，而不是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

更为讽刺和悖论的是，在所谓的后女权主义时代，女候选人反女性主义的现象也是有的。你可能听说过我主导组织翻译和介绍的《马克思归来》一书。在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米歇尔 · 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关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女性 竞争者萨拉 · 佩林(Sarah Palin)的《反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佩林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挪用和转换背后，是她以女性主义之名，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而佩林更大的危害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反攻倒算。这项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揭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美国政治生活和理论领域有复杂的斗争，而美国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理论更是可以用口号之下，更应该看的是政策立场。如果更仔细地观察总统竞选中的“女权”声浪，在“女权”“反性别歧视”这样一种看似超阶级的、包含全体女性的普世旗号之下，挑战“玻璃天花板”的话语所代表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反性别歧视”诉求。 也就是说，作为精英式、竞争性民主框架内的一种话语表达，“反性别歧视”话语并没有外在于特定的阶级政治话语。 更毋庸说，解读、甚至强化“性别”方面的“反性别 歧视”意义，有一定的争取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的用意。而当这样一种实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权” 在传播中被言说为代表全体女性的，甚至在国际传播中被言说为全世界女性解放的旗帜时，美式“帝国民主”(Imperial Democracy) 在全世界的话语霸权也随之得到了强化。总之，与其说“性别”越来越进入议程中心，不如说是特定阶级的“性别”议题越来越在全球传播中进入议程，它是全球传播格局中文化领导权之争的一个体现。

在西方，“性别”得到聚焦，以“性别”为核心范畴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性别意识”很受关注，但“性别”范畴的注重并非是因为“性别意识”“女性意识”强这样的单纯观念领域的进步所致，而是可追根溯源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没有得到同工同酬、没有托儿所等公共支持这样 的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不过，由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往往会在突出女性的自由、解放与 平等的同时，掩盖和遮蔽阶级与种族层面的不平等。拿上届美国总统选举来说，希拉里 · 克林顿先从民主 党候选人选举中胜出后在总统选举中败给特朗普，不能仅仅从“性别天花板”的角度来分析，在这背后有更复杂的民主党内和美国国家内部的阶级政治因素。更具体地说，如果美国民主党的阶级政治有更强的社 会主义倾向，那么，它就应该选择桑德斯，而不是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

更为讽刺和悖论的是，在所谓的后女权主义时代，女候选人反女性主义的现象也是有的。你可能听说过我主导组织翻译和介绍的《马克思归来》一书。在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米歇尔 · 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关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女性竞争者萨拉 · 佩林(Sarah Palin)的《反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佩林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挪用和转换背后，是她以女性主义之名，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而佩林更大的危害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反攻倒算。这项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揭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美国政治生活和理论领域有复杂的斗争，而美国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理论更是可以用“进一步，退两步”来描述。虽然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传播研究几乎是凤毛麟角，但这一研究对理解性别、种族等身份认同政治的局限性，尤其是西方 社会不断出现的右翼女政治家现象背后的阶级政治、 性别政治和族群政治复杂交互关系有普遍意义。

唐觐英 ：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视西方女性总统候选人现象为全球各国的“女权”的象征与旗帜，而且我们也不能孤立地研究性别问题。

赵月枝 ： 对。尽管“性别”范畴的独立有其历史进步性，所引发的女性主义学术成果对于人类知识 的丰富、完善有启发意义，但单面向聚焦“性别”范畴有其根本性的缺陷。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自由主义框架下西方统治阶级中的女性所争取的“性别平等”“女权”，其本质是在剥夺者的特权利益中分一杯羹，虽然有历史进步意义，相对于被压迫的国家、民族(Nation)、种族和阶级，这样的女性也扮演了剥夺者的角色。 这就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根本性的缺陷。 它说明任何女性主义都有其特定社会语境与脉络，主导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并不能被照搬到第三世界国家，它不但不能解答第三世界妇女解放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们从其普世、无涉国家、民族、阶级、种族的表面宣称出发，认为聚焦“性别”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工具任何社会均可以用，我们就有可能因缺乏对阶级和民族与种族关系的反思，而陷入 性别研究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泥潭。

总之，在私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广泛存在、阶级利益的冲突异常激烈、地缘政治日益复杂、战争阴云不散的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现实中，任何事物都无法超越阶级与民族考量，“性别”也同样如此，同样需要就阶级与民族问题作出自己的立场回答，不作出回答也是一种“默认”的回答。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存在，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今天，在中国传媒中，自由主义女权也成为热点，这是自由主义女权意识主导传播的结果，也体现了媒体对自由主义女权缺乏阶级与民族层面的分析的问题。

实际上，在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这种缺陷已受到批评。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学界对于“性别分析”的单向度问题就有大量讨论，倡导“性别、阶级、种族交叉分析”的方法论。无论如何，将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其特定的资本帝国主义语境中抽离出来，拿来用到中国的妇女领域是一种错位。一味单纯地诉求“性别平等”，以西方“先进的发展水平” 为典范，很可能导致中国妇女发展领域不能面对我们 自己的中心问题，进而在客观上强化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领导角色和中国在妇女解放领域的依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