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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至2024年9月，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锚点有三个，一是房地产市场的管理，以缩减贫富差距，伴随的是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化债，二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属于这个领域，三是对人们生命健康的保障，主要是2020年1月至2022年11月的疫情管理政策。
以上三个政策，其中的一个是对产能的投资，新增产量与供应，对广谱价格的上行是不利的，其中的两个是抑制总需求的，表现为居民部门去杠杆和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去杠杆。供应增加和需求相对不足，带来了广谱价格的普遍下行和企业盈利增速的普遍回落，进而带来利率债的4年牛市，股市的3年多熊市。大宗商品的分化依赖于需求结构，中国需求占比越高的工业品价格越弱，比如螺纹钢、玻璃，也依赖于供给结构，新增产能和产量越多的工业品价格越弱，比如碳酸锂、多晶硅。
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收缩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持续加杠杆，2020年美国财政部新增国债4.55万亿美元，2021年和2022年为1.8万亿美元左右，2023年为2.6万亿美元左右，2024年前10月为1.8万亿美元左右，这通过全球经济循环流转对中国出口产生了显著的支撑，比如美国购买墨西哥、东南亚的产品，墨西哥与东南亚再购买中国的产品。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全球购买会间接支撑中国的出口需求，逻辑在此。
在2021年2月至2024年9月，中国房地产部门最差，中国出口部门最好，以各自的就业状况和劳动力工资来看。
2024年9月之后，中国经济的主线演变为经济下行的惯性与支撑性经济政策的博弈，一是房地产力求止跌企稳，二是股市要有所修复，三是居民消费要有所好转。主要的锚点是这三个，（1）房地产企稳，在宏观经济逻辑上指向劳动力工资增速的企稳与攀升，9万亿的商品房销售额依然指向房地产是中国最大的单一行业；（2）股市有所修复，在宏观经济逻辑上指向家庭部门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把65%的边际消费倾向推升至70%之上，一年大约能够增加2.5万亿元的新增消费，家庭部门大约持有40万亿的股票财富，是中国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3）对居民消费的补贴，发挥财政的杠杆效应，比如3000亿消费补贴，给消费品价格打8折，最高可以实现1.5万亿的消费增量（现实中不会这么高，有些消费是不管补贴与否都会实现的），从9月的消费数据可以看出，家电的补贴政策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这一轮经济政策没有再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各个地方确实缺少有现金流回报的基建项目，能搞的项目搞了15年了；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已经比较大，继续新增过多无回报的基建项目，在宏观上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负向压力，也会在分配上导致路径依赖，不利于投资依赖型发展模式转向创新生产消费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