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细胞与基因治疗、靶向药物、脑机接口、手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蓬勃发展，在临床中加速应用，医学科学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向前发展。这些不仅深刻地影响变革着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患者的生存质量，也为我们医药行业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与此同时，在健康中国、科技强国等国家战略引导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关于税收优惠、资金支持、新药专项、审评审批改革等措施相继出台，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步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但是，医药创新转化离不开资本的助力。在受到国际形势、地缘政治、监管趋严、行业升级等因素影响，当前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为应对行业压力，近年来，国家也出台多项具体措施，释放出以金融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金融如何继续赋能医药发展？“耐心资本”缘何多方议论？并购、重组是良方吗？国资出手频频意味着什么？在第九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企业与资本合力，多方谋划、努力探索，尝试开拓新的前进发展之路。
“考虑当前市场形势，完善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机制，未来将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和引导上市公司合理确定再融资规模。”2023年8月，证监会网站发布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证券交易所调降融资保证金比例等。
文件之下，国家顶层对于市场的呵护之心非常明显，对当前市场环境的预判以及行业监管整顿之心清晰可见。
彼时便有业内声音表示，伴随市场监管的实施和细化，必然伴随产业投融资的萎靡。像医药创新研发这种高度依赖资本助力的企业，更是如此。
时间走到2024年尾声，过去一年A股医药企业IPO局势确实如预期般严峻，这给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带来不小的振荡。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一级市场的“募投管退”正处于历史低谷期。特别是退出方面，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现阶段行业已步入退出需求高峰期，但从数据角度来看实际退出则远远无法跟上日益增长的退出需求。
具体而言，2024年上半年，中企IPO数量82家，同比下降62.4%，较2021年下降87.0%，IPO市场持续收缩。其中，55家上市中企获得VC/PE支持，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为29家、26家，总量同环比分别下降60.4%、57.0%。境外方面，上半年共有20家VC/PE支持中企IPO，同环比分别下降9.1%、28.6%。
“会投的是徒弟，会退的才是师傅。”华盖资本创始合伙人许小林表示，中国市场最近两三年，所有的机构，不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不论是国企、还是民营，所有的GP都在面临退出难的问题。
醴泽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张勇则表示，所有的投资都是有时间周期的，投资者都有逐利属性的，资本市场最终的导向就是“退出”问题。张勇认为，除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以外，还有一级半市场，即找更专业的投资人。“我们从来不把IPO作为唯一的投资目标，而是从一开始就考虑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如辅助项目、孵化项目或者投资项目过程中，寻找到合理回报后退出，然后把项目交给下一轮投资者，承担起后续的投资责任。”
一边是LP等不来退出，拿不到回报；另一边是GP万般手段无力施展，而处于最被动一方的创新药企，同样难以为继。
许小林解释道，我们作为管理人必须克服短期遇到的问题。在遇到好项目时，除了往海外市场推，如NewCo模式，我们还会并购，或是和有并购能力以及有并购需要的上市公司共同投资（CVC），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并购重组火热的原因之一。
并购重组的内驱力是节约研发的时间和成本，创造更大价值和利益。大公司研发效率并不比初创公司好，没有灵活性，但他有很好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能力；创新型研发企业，虽然公司体量小，决策、研发效率高，却不得不面临成本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并购重组充分做到了双方优势的有机结合。
在中国，并购、重组在短期高发的驱动因素，有政策原因、IPO受阻以及其他原因，但这些都是阶段性的主导因素。其核心驱动力是很多上市公司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缺乏新品种、新技术，缺乏持续增长的能力。中国现在有将近5000家药企，如果不通过并购、重组，很难做到规模化和集中化。
许小林表示，从长远来看，并购、重组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主流，会成为整个医药产业优化的主要模式。而这种主流形成的最核心的逻辑就是整合以后形成更强的产品管线，或者形成更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公司。
在中国的股权投资行业发展几十年后，业内发现市场上讨论“耐心资本”的声音变多了，综合近期局势来看，“耐心资本”的出现是顺势而为的。
为尽快疏通“募投管退”各环节存在的堵点卡点，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推动国资出资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国有资金出资、考核、容错、退出相关政策措施。
国有资金要自觉彰显国家队和主力军作用，率先垂范，集中力量把资金资源用于国家重点支持和鼓励的产业领域，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宏观调控使命。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前提下，用好政府的“有形的手”，通过成立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跟投，并引导其坚持做长期投资、战略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
据了解，中国投资市场如果按照外资和人民币资金来区分，外资基金在这两年并不活跃，支持创新最活跃的仍然是人民币基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LP（有限合伙人）的合计披露出资金额占比达81.2%。细分到医药创新研发领域，数据也是类似的，所以国资是支持国内创新药物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许小林认为，自疫情之后，地方工作重心重新转回到经济工作上来。在做好化债工作的前提下，地方通过资本招商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所以政府引导基金的活跃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愿望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地方国资对于创业投资最核心的诉求不是投资回报，而是通过招商引资支持和盘活地方经济，因此，相应投资就具有很强的耐心回报期。
张勇表示，各地政府带头成立了很多专门针对生物制药领域的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一起孵化风险比较大、对未来产业比较有挑战的生物医药产业，是行业乐见其成的。
“醴泽资本现在正在参与一个地方百亿母基金项目的遴选，和我们同一批参加的投资机构有130多家，经过筛选竞争最后只留三家，坦白地说，这个挑战和难度非常大，我们正在热切地等待最后的结果。”张勇补充道。
近期，全国多地出台相关政策，探索完善基金考核、容错免责机制，健全绩效评价制度，为促进国有资金“敢于投”迈出了重要一步：
7月底，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正式发布，其中包括215.01亿生物医药母基金，注册在上海浦东新区；
8月，苏州60亿规模的江苏省生物医药（苏州）产业专项母基金落地，强调要做“时间的朋友”，围绕生物医药领域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9月，无锡先是推出40亿元规模的生物医药（无锡）产业专项母基金，紧接着是总规模50亿元的国风投（无锡）生物科技基金于近期启动投资；
深圳则着手组建“20+8”产业基金群，其中由深圳市区政府引导基金和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深圳市鹏复生物医药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鹏复基金”），注册资本为50亿元，该基金已在今年6月底完成备案。
张勇进一步解释道，政府引导基金做相应的决策是综合考虑的，要考虑GP帮助地方招引知名的项目，考虑资金回报率。考虑GP在细分领域专业度、孵化运作能力和退出能力；同时，还要符合当地政府资助产业的方向。
不可否认的是，国资和医药创新产业的联结越发紧密，也更加复杂。不论是国资还是企业，都在承受着环境与周期带来的压力。当前的生物医药发展生态下，加大力度与效率，可能是国资投生物医药展现诚意的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