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微信ID:Beijing_Daily）。
共享单车红了。一时间，在大城市拥堵的街头，骑着辆亮色单车兜兜风好像成了桩赶时髦的事儿。然而，倒转几十年，自行车是中国人最重要、最青睐的代步工具。作为曾经的“自行车王国”，最生动的名片，就是清晨与黄昏的长安街两侧，自行车洪流绵延无尽、滚滚而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行车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属于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和稀罕物。谁家有辆自行车，可比现在有辆汽车还显“土豪”。人们生活富足、喜购年货的象征，就是“骑着倍儿新的自行车，带着彩花的暖水瓶”。当时，一辆自行车售价一百多元，而一般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四十元，买车很不容易，有的大单位就出面，替职工向国营商业部门办理“赊购”。1953年4月29日，本报4版《我国工人的物质生活已有很大改进》报道：“自行车、手表、钢笔、收音机等比较贵重的商品，已经在许多工厂、矿山中开辟了市场。不久以前，国营天津钢厂的职工就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了五百三十多辆自行车。”
1964年5月1日，人们在东四人民市场选购自行车。冯文冈/摄
那会儿，自行车除了用于上下班乘骑，更有个任务是负重运输，一大家子要采买些沉东西、上远地儿接个人，都指望这辆车。所以尽管也有轻便车型，但最受大众欢迎的，还是异常扎实、能驮一家三口的载重型28英寸男车。十岁上下的孩子偷偷学骑车，也都是用这种大块头的“二八车”。直到今天，许多人还有童年握定车把、稳着车架、斜着身子，把小腿穿过横梁下方空当努力去够脚蹬子的练车记忆。
自行车驮着一家人
人们对自家的自行车都是精心呵护。许多人一买到车，就赶紧拿颜色不一的塑料条把大梁、车把等部位缠起来，以防磨损油漆。即便没淋雨，隔三岔五也要用碎棉纱或旧布头把自行车精心擦一遍、打上油，生怕生锈。
1978年后，随着生活逐步改善，耐用消费品需求全面增长，“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成为大家结婚置业的必备物件。作为“大件”之首，无论城乡，自行车到处脱销，“凤凰”“永久”“飞鸽”等名牌自行车更是异常紧俏，甚至出现伪造、倒卖自行车购买票证以及商家惜售、利用紧缺商品拉关系的现象。
对1970年代的买车经历，《北京日报》“我与北京”征文中，老读者张淑媛在《我与自行车的履历》里这样回忆：工作几年后，全家人节衣缩食想买辆车，可那会儿生产自行车的厂家太少，跟缝纫机一样凭票供应。一个车间百八十口人几年才轮到一张票，分配办法通常是抓阄。手气好抓上的，即使不会骑车也非买不可，以备将来子女之需，而急需车骑的人干瞪眼着急。我家六口人，三口人有工作后，抓阄得票机会多了，一次大妹幸运抓上一张。买车那天，大家排着队，车不许挑，由售货员从里边把车推出来。我们兴奋地接过了那辆黑色锃亮的28型永久牌男车，这是我家有史以来第一辆新车！所有权属全家，使用权归我，并且明令，将来弟弟毕业工作后，传给他，就像当初我的蓝布衣服穿小后传给他一样。
1981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日用机电产品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电视机”等十种日用机电产品的生产，各地争先兴建自行车厂和零配件厂。1983年，全国自行车实际产量达2758万辆。1984年7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报告，要求促进企业联合，扩大优质自行车生产，三年内做到名牌车敞开供应，取消票证。到了1986年，仅前十一个月全国自行车产量就达3229万辆，相当于平均一秒钟，就有一辆新自行车出厂。
1983年12月1日，西单路口的自行车流。 胡敦志/摄
供应不断放大，收入不断提高，很快，许多人结束了骑破车旧车、骑大号男车的历史，街头也不再是“黑骑军”的天下，开始多了各种型号、色彩、样式的自行车，可谓洋洋大观。
1980年代，北京的自行车以平均每年50多万辆的速度增长。自行车多，成为北京交通的重要特征。到了1980年代末，千万人口的北京，已拥有800万辆自行车，除去老人孩子，能骑车的几乎已是“一人一车”的饱和状态。在高峰时段，东单、南河沿、西单等路口，每小时差不多得通过两万多辆自行车。
198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
尽管此时北京路况显著改观，二环路、三环路一条接一条修起来，但面对自行车洪流，压力依然巨大。1986年4月，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自行车交通管理的规定》：禁止逆行、在机动车道上骑行、争道抢行、骑车带人、追逐竞驶等违规行为。本报评论员文章《为了你、我、他》指出：自行车不是“自由车”。随着城市日益现代化，必然要求城市交通管理越来越严细，越来越要求人们有秩序、有准则地行车走路。那种想怎么骑就怎么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自行车全盛时代，国际视角的中国印象、北京印象，都少不了满街的自行车。
据新华社报道，1974年-1975年期间，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和夫人巴巴拉，经常骑着“飞鸽”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两人骑车在天安门前的留影一再出现于报纸杂志上。15年后，当老布什以总统身份访华时，收到的特殊国礼也是两辆“飞鸽”自行车。
1987年，本报举办“威力杯外国人看北京”征文活动，各国专家学者、外交人员、媒体记者纷纷来稿，许多人浓墨重彩描绘了“自行车王国”的震撼。波兰专家莱舍克·阿达姆奇克写道：“自行车在中国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对此，世界上人人皆知。但是，光知道这一点还不够。需要骑上自行车，大胆地到北京的大街上，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骑去。我想，只有这时，才能真正感到成了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居民。”
英国皇家公共管理学会会长威·普洛登写道：“在北京骑自行车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骑车所能领略的还不止于此。这座城市在迅速扩展，旅游者步行就很难了解其全貌。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四周的街道转悠，也可以从那里出发一直向东或者向西骑。你可以拐进纵横交错的小胡同，它们都位于大街之间，路面大多是铺设过的，也很干净。在许多地方，有各家各户的笑语喧哗声，有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有小企业嘈杂的噪音，但是在这一片喧闹声中，能听到的车辆声唯有自行车的铃声。”而这些来稿也都坦言：交通堵塞日益严重，交通事故日益增多，让北京人骑自行车的乐趣减少。
1989年10月21日，《北京日报》2版
即便外国企业的广告，也常常会想到拿自行车说事儿。1989年1月3日，本报4版刊登了一则IBM大型计算机系统落地中国的广告，题为《到了2001年，我们仍是自行车的王国吗？》广告画面中，一个孩子睁大眼睛站在自行车后，图说为：“在2001年，我们也许仍然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自行车的国家，不过，在整个交通运输系统中，自行车将会让路，给更新更快的工具取代。高架桥将会盘踞许多大城市的天空，飞机和火车也会迅速扩大服务网，以迎合未来运输的需求……”此时，绝大部分中国人不会想到，我们距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也不会想到，汽车时代正以惊人的加速度到来。
1989年1月3日，北京日报4版
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机动车只有2300辆，1978年才发展到7.7万辆，又过了差不多20年，1997年2月，北京的机动车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而仅仅6年半后，2003年8月，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200万辆——无人怀疑，北京已完全进入汽车时代。
自行车在机动车流中穿行
普通人拥有私家车的梦想逐渐照进现实，但随之而来的是自行车骑行环境的改变，不少骑车人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1990年代，本报连续报道行人、自行车不遵守交通法规的问题，记者发现，行人和自行车固然违章严重，但想减少违章行为，需要规则上的保证和设施上的完善。就市区混合交通信号灯的配置来说，全是针对机动车的，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通行权从属于机动车。绿灯一亮，机动车、自行车一拥而行。一些公交车站多的路段，骑车人骑一百多米就被挤上快车道。此外，机动车乱停长期占用慢行道和隔离带，众多骑车人只好在汽车长龙中求缝钻行。
2000年后，随着全社会环保观念与日俱增，选择自行车代替私家车成为绿色出行的标志，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行车是解决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好法子，公共自行车系统在各个城市出现。“设置专用道，还路自行车”，保障自行车路权和安全的呼声高涨。对于经济、环保的出行方式该不该运用经济杠杆加以引导，2009年本报展开专门讨论，调查显示71%的京报网友表示支持“骑自行车该给补贴”。
2013年，北京高校“绿色出行、文明交通”骑行活动
历史资料：北京日报图文数据库、北晚新视觉网、视觉中国
五十年前，朝鲜发动了一场斩首行动，目标竟是青瓦台总统府！
1968年1月，朝鲜人民军的特种部队的一支精锐小分队，越过军事分界线，渗透进入韩国首都汉城，在距离青瓦台总统府仅数百米处才遭到拦截盘查，虽然最后这次大胆的突袭行动没有能够成功，但是在世界特种部队作战史上，依然留下了令人称奇的经典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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