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你那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试飞任务中突发特情
机舱里传来飞行员的对话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央视军事”(ID:CCTV-7_Junshi),原文首发于2024年11月17日,标题为《“我没什么遗憾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试飞员是离危险最近的人
了解试飞员背后的故事
空军试飞部队於进文说:
“在那么短短的十几秒过程中
他们经受了多少的煎熬
他们在思考了一些什么
我没法想象
我只知道
他们在那短短十几秒钟
把飞机挽救了
如果这架摔了
也许导致这一个型号的损失
也有可能一代人甚至两代人
要常常应对各种极端情况
於进文介绍:
“在12000米以上高度试验
这个时候试飞员的呼吸是反状态的
我们正常的呼吸就是
吸是要自己主动吸气
呼是被动出去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是反的
你吸气是被动往里面灌气的
你呼气要自己使劲往外吹
才能把气给它吐出去
这种情况下
飞行员下来的时候眼睛都是充血的”
试飞员还要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
“可能有些课目
是在鬼门关的那种课目
要过一遍我才能告诉你
我的飞机能这么干还是不能这么干
如果不能这么干
但设计的时候想要它能这么干
那么我们怎么改进
在功勋飞机园内
一个个型号、一串串数字的背后
凝结着一茬茬试飞员
对前沿技术的钻研
冲击极限性能的勇毅
首次完成空中加油试飞
首次完成高寒试飞
首次完成大侧风起飞
……
致敬!
延伸阅读:
他们拿命“试”,人在飞机在!
试飞员,特别在这个“试”字。一架新型飞机在正式使用前需要进行一系列试验性飞行,以确定飞机各项性能的边界及安全极限,直到最后定型列装部队。
从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成功飞上蓝天,到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三代机歼-10跨越腾飞;从空警-2000鲲鹏展翅,到歼-15航母亮剑;从歼-20隐身列阵,到轰-20蓄势待发……仰望共和国的蓝天,中国战鹰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对手胆寒。
这些英雄试飞员在与库叔交谈时,一改在飞行时特有的气势和威严:他们言语朴实、直率坦诚,没有任何掩饰和扭捏;他们的笑声是那样的爽朗,没有任何顾忌和遮拦。
同他们相处,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是人群当中最真诚、睿智、勇敢,同时也是最容易沟通、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那一部分人。
文 | 徐秉君
编辑 | 王乙雯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国际航空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无比艰难。”由此可见,试飞在飞机研制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当试飞员跨进一架从没有人驾驶过的新型飞机时,无疑把生命当做了试验,交给了未知。他们驾驭桀骜的战鹰冲入蓝天时,不知多少次与死神擦肩,但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人在飞机在!
那么,是谁驾驶这些中国战鹰第一个飞上蓝天?
他们是——吴克明、王昂、鹿鸣东、黄炳新、雷强、李中华、付国祥、毕红军等几代试飞员,还有一批默默无闻的试飞探险者,他们用生命和热血铺就了中国战鹰的通天路。
2001年6月,在纪念中国航空工业创建50周年的庆典上,笔者第一次见到试飞老英雄吴克明,那时的他虽然70多岁了,但有飞行员的身体底子,看起来很健硕。问及当年的试飞情形时,他笑着说:“那时和现在可没法比,因为空军刚组建不久,又正在抗美援朝,飞行员都一门心思想着升空作战,没有人愿意去搞试飞。”
当时新中国航空工业刚开始创建,只能修理飞机,而修理好的飞机却没有试飞员进行出厂试飞。但前线却急需补充作战飞机!怎么办?只能从空军临时借调飞行员进行出厂试飞。
被调来的3名空军飞行员都没试飞过飞机,也没有人带教。他们靠智慧与胆识,以不惜一死的拼命精神,在短短9个月就将473架修理修复的飞机送上蓝天,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1956年7月19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由吴克明首飞成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吴克明战斗起飞达数百次,直接参加空战10余次,曾击落美军F-86战斗机2架。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不仅练就了他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作风,还使他的飞行技术经过战斗洗礼而更加精湛。
他也由一名普通飞行员,迅速成长为师里的战斗骨干。不过,刚开始得知被调去试飞的消息时,吴克明感到相当意外,他告诉库叔:“当得知要调我去当试飞员时,打心里不愿意去。可我是军人,必须要服从命令。”
1956年7月19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由吴克明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一跃跨入喷气时代。当问及吴克明当时的感受,他感慨地说:“当飞行员时,我最大的心愿是驾驶国产战鹰保卫领空。成为试飞员后,我就敢飞最危险的课目、飞出战机的最佳性能。”
随后,吴克明又进行一系列性能检测试飞,其中包括各种极限飞行。特别是在试飞过载试验时,既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也没有他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完全靠自己去摸索。他以忘我的战斗牺牲精神,冒着机毁人亡的风险飞出8个g的过载,一次试飞3次发动机空中停车等极限课目,硬是闯出一条新中国的试飞之路,助推中国空军跨入喷气时代。
【注:机动过载是指飞机的机体结构在高速飞行特别是在做各种高速、剧烈的机动动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加速度,它的单位一般是用重力加速度g来表示。飞行员所能承受的过载是有生理上限的,最高能达7到8个g】
翻开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发展史,王昂是一个闪光的名字,由他试飞或者担任领军重任的定型飞机数量超过20种,为中国航空科研、制造、试飞事业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卓越贡献。
库叔第一次见到“科研试飞英雄”王昂是在一次会议上,这时他已经是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科技委主任,虽然位居高层,仍十分关注试飞员队伍的建设。
“科研试飞英雄”王昂
在他看来,没有试飞员,再好的设计也无法真正变为合格的装备。
在歼-8长达8年的设计定型试飞中,王昂先后遇到飞机起飞后机身伞舱和设备舱着火、飞机颤振、发动机意外停车等高危险情,都化险为夷。特别是在空中遇到机尾冒烟窜出火焰重大险情时,王昂临危不惧、没有选择跳伞,凭借非凡胆识和过硬技术,驾机迫降成功,保住了唯一的一架样机。
当问及王昂,指挥员都下令“跳伞”了,您为何没跳?“我根本没想到跳伞”,王昂说,“这架飞机是独生子,就这么一架,如果我跳伞了,就前功尽弃了。”
这就是试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
王昂解释说:“试飞与飞行,不仅不是同一个概念,更不是同一种评价标准。一个好的试飞员,不仅要会飞,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飞。试飞员要有强大的理论基础,在试飞过程中必须拿到精准的数据,为工程设计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尽可能不浪费任何一个起落。”
但王昂对试飞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试飞员,勇敢是必须的,但只有勇敢是绝对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控制风险的敏感性、冷静坚毅的性格、完备充分的知识结构。”
从二代战机到三代战机是一个大跨越,这步跨越带来的是思想、理论、技术和理念上的重大冲击和变革。同时也意味着,试飞员要承担更大的试飞风险。
雷强,是另一个在航空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他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三代机歼-10首席试飞员。笔者同他相识是在一次评审会上,当他谈起首飞的情形时,仍激动不已。
空军首批试飞专家、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
作为试飞小组成员,雷强从歼-10设计阶段介入一直到首飞,用了整整10年时间。为了歼-10试飞,雷强曾赴国外一家飞行试验研究院学习培训。学成归国后不久,战友卢军在一次尾旋飞行中意外牺牲。
此时,该项工程的首席试飞员中,能够完成尾旋飞行的只剩下雷强一人。
1998年3月23日,首架歼-10战机在起飞线上,蓄势待发。按国际惯例,一款新型战机的新技术采用率一般不超过30%,而歼-10战机新技术采用率高达60%以上,这在世界航空史上前所未有。
这也意味着风险空前——到底能不能飞起来?最后能否飞回来?
试飞现场,笼罩着泰山压顶般的沉重气氛。
“放心,就是摔,我也会把飞机摔在跑道上!”登机前,首席试飞员雷强的郑重承诺,让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院士潸然泪下。
关闭座舱盖后,雷强感觉到自己剧烈的心跳。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雷强驾机呼啸直射天空,飞机上升到预定高度,他按首飞试飞方案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和科目试飞。18分钟后,当这架浸透了千万航空人心血和汗水的战机平安落地那一刻,现场沸腾了。
虽然这次飞行只用了18分钟,但对于雷强和科研人员来说,却是那样的漫长;对于中国航空事业来说,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雷强用生命的承诺创造了历史——歼-10飞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我国军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历史性跨越!
极限试飞是最危险的试飞科目之一,每一次临界试验,都是与死神的惊险博弈。
一种新型战机的飞天之路,其实就是试飞员必须要杀出的一条试飞“血路”。“每往前飞一步,死神就离你近一步。”就是在这样一次次抵近生命极限的惊险飞行中,李中华创下了目前歼-10飞机的飞行最快纪录——每小时1453公里,不仅保住了国家财产,更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英雄试飞员”李中华
作为试飞员,李中华遭遇过几十次空中险情,高空飞行中发动机停车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歼教-7装备部队后,使用过程中“失速尾旋”事故频发、严重威胁飞行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李中华和战友李存宝肩负起飞“失速尾旋”的任务。
“1998年5月18日,我俩上面飞的时候,按照计划要飞左螺旋。当按照程序进到左螺旋之后,飞机刚刚转了半圈,结果飞机突然间嘭的一声响,飞机滚过来以后,向右边急剧地转起来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它嘭的一声响,就把发动机给憋停了,然后我们两个是倒飞螺旋里面,倒悬在座舱里面,座舱里面尘土飞扬的。这种时候,倒螺旋转的方向和人的感觉是反的,判断是反的。在当时我们两个要做的事情,首先要把这个飞机从螺旋里面改出来,而不是启动发动机。”
由于歼教-7是单发飞机,发动机停车后,飞机供气、供压等生命保障系统也都受到直接影响。
“供气、供压这个系统故障了,瞬间座舱里面,就被霜全部结住了,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我在前舱,一边操纵飞机,一边用手套在我左前方的玻璃上擦出一个小孔来。”据李中华描述,自己就是靠这个小孔加入航线,最终把飞机给落下来的。
2007年,李中华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2017年7月28日,李中华获得了军人至高的荣誉——首批“八一勋章”,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为他佩挂勋章、颁发证书。这是试飞员群体的最高荣誉!
荣誉的背后,是以李中华为代表的试飞员群体在未知领域奋飞、并以生命热血写就的。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是飞机的“心脏”,由此可见其在航空工业产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航空发动机是当代高密集技术的集合体,因而世界上只有美、俄、英、法、等几个国家掌握其核心技术。面对紧迫的国防需求和世界航空大国的技术封锁,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依靠自己走自主研发的道路。
空军试飞专家、“太行”发动机首席试飞员毕红军。新华社发 记者谭超 摄
航空界认为,航空发动机不仅是设计出来的,还是试验出来的。经过一系列严格考核选拔,最后确定由空军首批试飞专家、空军特级飞行员毕红军担任“太行”发动机的首席试飞员。
尽管首飞非常成功,但后续实验试飞任务更加艰巨。因为试验试飞也是暴露问题的阶段,在“太行”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曾遇到过各种技术问题和故障200多项。
毕红军在试飞过程中先后遇到风扇第一级工作叶片断裂、涡轮后支点滑油回油温度高等重大故障缺陷。特别是在一次试飞过程中,出现了空中停车的重大险情,毕红军沉着冷静,处置果断,凭借过硬技术,单发一次着陆成功,不仅保住了新型战机和试验发动机,而且保住了宝贵的试飞数据,为后续的研制和改进提供了重要依据。
“太行”发动机的研制成功,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凝聚着几代航空人心血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已经实现了从第二代向第三代、从涡喷向涡扇、从中等推力向大推力的历史性跨越。
从此,中国第三代主战飞机有了一颗强劲的“中国心”!
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无疑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试验,因此,他们被称为是和平年代离死亡最近的人。
试飞英雄黄炳新,在首飞歼轰7“飞豹”临上飞机前,将一封遗书交给组织,遗书里只写了三句话——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的发展也是值得的;里面的钱是我牺牲前交的最后一次党费;家里人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试飞员鹿鸣东在试飞引起歼-8超音速振动的原因时,面对超音速状态下飞机可能随时解体的高风险,他坚定地说:“对我们试飞员来说,生死问题早已解决了。设计师要求怎样试,我就去怎么飞。”
试飞员刘刚在试飞歼-8大M数时因发动机故障导致飞机空中解体,他和心爱的战机一同融入蓝天……最令人痛心的是,安葬刘刚时竟没有烈士的遗体,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痛?妻子张淑芳含泪在丈夫的骨灰盒里放了一架飞机模型,她对刘刚的战友们说:“刘刚生为飞行,死为飞行,就让飞机与他做伴吧!”
翻开空军试飞部队60多年的荣誉史册:成功试飞160多型2万余架国产新机。据不完全统计,空中各种历险3000余次,果断处置随时可能发生机毁人亡重大险情400多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有4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获“一级英模”勋章;有29名试飞员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挚爱的蓝天……
当笔者问毕红军是如何面对这一切的,他笑了笑说,“我已经习惯了”。
谈到试飞员如何看待试飞风险时,新一代战机首席试飞员付国祥告诉笔者:“生和死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其实,生就是耕耘,死就是收获,人生就是劳作于耕耘和收获之间。” 他对生命现象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诠释 。
新一代战机首席试飞员付国祥完成首飞成功归来。
其实,试飞员们是最热爱生命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生命的宝贵,所以他们特别珍惜和善待每一天。在笔者看来,试飞员同你和我一样,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所不同的是他们境界更高些、意志更坚些、心理品质更强些。
人生态度不同,生命的价值才拉开了距离。正像一位作家所说:“珍惜生命所得到的,忽略生命该得到的,忘记生命没得到的,人才会活得无愧、无怨和无悔。” 这或许更能让我们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由此可以看到,在试飞员群体中凝结着一种强军报国、铸梦蓝天的试飞精神。这种试飞精神是战斗精神与奉献精神的高度统一,也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更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要精神力量!
库叔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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