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乡这几个月都被撕裂困扰，她的香港朋友和内地朋友互不认识，但在她的朋友圈隔空骂战。共识的破裂，弥漫于舆论之中，作为一位港中大内地生，她不得不小心翼翼。课堂上，先生们教育大家要包容、理解，但在这几个月，理解成为了最难的事。
2019年8月，香港的示威运动进入到第三个月。机场被堵，地铁被拦，迪斯尼乐园一片冷清，部分地铁站有打砸抢烧的痕迹，内地生顾乡在日记里写道：
“从港校毕业后第一个夏天，母校似乎未曾太平。一日，一张涂了马赛克的黑底文字截图在社交圈互转散播，上面一句熟悉而陌生的粤语口吻道：一手消息，今夜有黑社会在元朗、沙田及马鞍山行动。下附小字：请X校的同学注意安全。”
四年前，一纸录取通知书让她离乡赴港，就读于港中大的新闻系。港中大地处新界，原型为钱穆、唐君毅等人创建的新亚书院，在这里就读的多是香港的普通家庭，还有以“内地生”和“国际生”为主的外来人流。
远离中环，让这里颇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但近年来，这所学府也卷入了政治的激流，从2005年的“哭中大”，到2010年的“铜锣湾时代广场雕像事件”，再到2014年的“占中”，尽管校方一再强调“政治中立”、“校园是学习的地方，不宜成为政治角力之所”，但在泛政治化的环境里，这样的呼吁过于苍白。在香港，政治如同空气在每个人头上，每个人或多或少，主动或被动，参与到政治之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卷入政治。今天夏天，为了更好地了解内地人眼中的香港，我和很多朋友谈起这个话题。七月初和一位深圳友人交流，她说：“香港人都比较关心政治，内地生比较回避。”
在她看来，香港是一座适合购物、旅游的城市，但“没钱的人在这个拥挤的消费社会，真的会很绝望”。
与此同时，在一些社群里，有人在为香港发声。他们认为很多人之所以对香港悲观，是从被筛选的渠道里得到了错误的信息，而内地和香港的成见，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巨大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群里的人热烈讨论起香港问题，不久，一个网友说：“在座的各位是不是真把自己当成救国的知识分子了！”
本是拥有发言权的人，但顾乡在这些群里选择沉默。来港四年，她的身边仍有声音讨论着：要不要再待三年拿永居？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内地生打定主意，毕业后离港，谋一份北上广深的工作。
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大批内地人涌入香港，仅仅1962年一年，就有超过30万人过境。当时，在香港做廉价劳动力，一个月收入抵得上在内地工作一年。但如今，时过境迁。
香港的学校日益被内地生视作学历镀金的渠道。在内地，很多想读研、又逃避国内考研的学子看中香港，一封推荐信，一份自我介绍，实习经历，英语修到雅思6.5，再准备十到二十万港币的学费，就可以申请一些香港大学的一年制硕士。
据香港一家媒体报道：“2003 年，香港高校正式进入内地招收自费生。自九七回归以来，实行西方教育模式的香港相比欧美国家而言地理位置优越，学费、生活支出低廉，这使其在‘贸易中心‘、‘购物中心’之余增加了求学宝地的光环。从 2003 年到 2007 年期间，香港高校一度受到内地考生青睐，报考热潮逐年升温，更有省市‘状元’舍内地清北名校转投香港高校。香港大学2011-13年间就分别录取了17、21、16位省、市级状元。”
2012-2013年度，赴港攻读政府资助型本科及以上学位的内地学生人数剧增至10956人。但随后，赴港攻读热潮开始放缓，近两年受政治影响，越来越多内地人不再把香港作为第一选择。与此同时，“蝗虫广告”、孕妇赴港等新闻加剧两地人群的纷争，政治气氛素来浓厚的香港学校，也卷入到论争之中。
二十年前，能去香港读书被视作光荣，而现在，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质疑这种一年制硕士的水分。与此同时，部分香港本地生抱怨内地生挤占了他们的资源，撕裂，日益成为不可弥补的鸿沟。
2.
顾乡去香港入学第一年就听到本土学生说：“内地生们好不合群，都不爱交谈。”在内地生群体，她也听到不少对本土学生的抱怨。
示威开始后，本校“内地生联合会”群发消息，劝诫各位“内地生”万万不要参与“游行”。香港本地生则积极参与政治，他们在“facebook”上贴出“号召”，以繁体字口号呼吁同学“挺身而出”。
在香港高校，内地生和本地生的划分，伴随着身份认同的隔阂。为了帮助学生更好融入和理解，港中大设置了粤语课程，课堂上90%都是内地生。顾乡说：“不仅是因为内地学生占‘non-local（非本地）’生源比例最大，也因为他们才是最迫切想要融入新环境的一类人。
刚入学时，顾乡就体会到港人对“身份”的敏感。那时候，先后有两家媒体提出采访她。原因有二：第一，她是“内地生”。第二，她是“少数民族”。
“内地生中的少数”，成了媒体眼中的一个话题点。他们用有色眼镜看待顾乡，问的问题，伴随着猎奇的趣味。在那次尴尬的采访中，她被问及有关政治的话题，带着防备心理，她谨慎地说“不希望参与政治”。
她自认为是一个不太融入本地人圈子的内地生，这在港中大的内地生里很普遍。问及原因，她说自己主要是不擅长社交。并非所有内地生都融不进去，她有一个学弟，会粤语，平时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微信都只用繁体字，她一开始还挺反感，觉得没必要，后来就习惯了。
比那人态度更鲜明的是一位新闻系学妹，自认母语不是普通话，对民主、普选等政治概念很关心，对香港有很高的认同度，她的言论在内地生看来争议很大，不过顾乡也只是沉默，并没有批判或赞许。
大学伊始，顾乡对政治敬而远之。可她学的是新闻，这迫使她不得不关心政治。为完成课堂作业，她走上街头，用蹩脚的粤语采访“反释法运动”的参与者；为了融入课堂和媒体内部的讨论，她课余时间努力学习代议制民主、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别，恶补香港政治、历史常识。
大三暑假，她得到了一个远程实习的机会，服务于一家以高品质新闻著称的独立媒体。那家媒体在华人世界里享有很高赞誉，但实际的办公间很小，她本以为编辑都是说粤语的，后去到才发现几个编辑都讲普通话。
有趣的是，和她对接编辑并不在香港，而是在北京，他们在telegram上联系，报选题、采访、写稿、编辑、校对，实习只有800茶水费，她交了两篇长报道，并没有留下来。
这期间，她在为一家学校媒体做暗访。印象最深的是做一个HKDSE（香港入读大学前统一的考试）的选题，她假装成一位咨询者去观察补习机构，补习机构害怕本地人知道它们给内地学生辅导，位置很隐蔽，近看像小旅馆一样。
顾乡匿名去咨询。一开始，接待小哥用很客套生硬的普通话跟她交流，互加微信，不久后，那人微信问她是不是顾乡，叫她别再捣乱。原来，深港两地的补习机构资讯互通，她在深圳暗访时被发现，很快，香港的机构也知道了，说:“我们是正规机构，欢迎媒体采访！”
3.
顾乡其实热爱着香港这座城市。
在港期间，她在一篇随笔里写道：
“我所见到的香港更象是一个平行而不折叠的分层空间。似乎就像一如既往的固步自封一样，每个层次的人都安于自己的身份，他们勤力、踏实，努力且虔诚地生活着，劳作着。窝在㓥房里的一家人沉默无语地编织日夜；等待获批难民身份的南非裔靠社会人士福利救济，在这个夹缝中施舍恩泽的社会里小心翼翼地存活着；天桥、公园的露宿者看着太阳升降熬日子，台风一来，他们就又失去了一个家……与此同时，高官、富商在中环半山豪宅的泳池里沐享‘民主自由’带给他们的舒适，荣耀的光环吸干了边缘人民的汗水，积聚一起烁烁闪光。”
她主动去做关于贫困者的选题，但真正住到贫困区却是机缘巧合。因为前男友毕业后租在深水埗，她短暂住过半个月，深水埗很大，前男友租的是太子站附近10平米的劏房，月租6000港币。那阵子，她前男友在卖保险，但因为专业（化学系）以及能力等问题，第一个月非常惨淡，外人听着做保险很光荣，其实他的工作和生活很憋屈。
作为全港十八个区里最贫穷的居住区，深水埗居住着很多忙碌在香港低薪行业的贫民。而顾乡去那里感受最深的是“市井气”。
在她的笔下，深水埗的模样亲切而温馨，和故乡的市井似乎没什么区别，而那些住在深水埗的人们，褪去优雅、洁净的外衣，却也没有多少针对异乡人的傲慢。这里优越感很少，彼此更像互相取暖，顾乡说，她羡慕《岁月神偷》里的深水埗，街坊亲如一家，生活冷暖自知，“每一份为了生活的捉襟见肘，都是在风雨飘摇的香港生存下去的容度”。
在和我的交谈中，她对政治的看法浅尝辄止，但对香港的市井气和人情味，她说了许多。
她记得，刚到香港的第一年，自己有时会迷路，她问路边人怎么走，他们都会好心指路，甚至带她到目的地。
她还记得，有一次坐的士（出租车），到宿舍楼下才发现没现金，香港的士不能刷卡，不能八达通，她把情况告诉司机，司机爽快地载她回校门口ATM，等她取了拿回来，没有一点抱怨。
这些都是媒体忽略的部分，但正是这些部分，建立起她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好感。
2017年9月，港中大“民主墙”事件上了微博热搜，各家媒体竞相报道。顾乡的母亲看到新闻后，立即在微信上对女儿说：“你不要跟着参与闹事哈！”
重复的语气，顾乡在来港前就听过。她选择沉默以对，拗不过母亲的唠叨，连忙说“知道了，知道了”......她知道母亲顾她安全，所以哪怕做暗访，采访游行人群，她也不对母亲说。
顾乡想继续在香港打拼，彼时，她的一位学长卖保险，三年挣了三百万，但她自己入不敷出，毕业时不得不站在十字路口。
香港报业重视语言，熟练粤语和英语是一家媒体的隐性要求，但顾乡粤语不好，导致面试被拒绝，没有转正机会。毕业在即，她应付不了香港的高租金，只能未雨绸缪，先在内地找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