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 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事，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
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它反映了小说写作者几乎永远面对的政治、伦理和性这三大禁忌，也体现了曹雪芹潜在的焦虑，因而在政治风险和道德指责到来之前，提前做了一个防御动作。实际上，不考虑社会和读者的所谓绝对心灵自由的写作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一个写作者要想伟大，面对政治风险和道德禁忌的勇气甚至比他拥有的写作才能更加重要。
曹雪芹要规避政治风险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第一，被雍正抄家后，曹家的人可能会怀恨在心。他创作《红楼梦》时虽已是在乾隆朝，也难免会被人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他是否借小说衔私泄愤。而清朝初年正是文字狱盛行之时，要深文周纳，从你的字里行间罗织出罪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实际上从《红楼梦》一书中也真看不出有借此泄愤之意，作者之意图亦实不在此。后来生活于极权社会的作家，如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等面对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就更大了，而且他们的写作不仅是伤时骂世，简直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也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与冒犯伦理禁忌相比，写作者面对政治压力反而要显得容易一些，因为他可能在遭遇政治惩罚的同时在民间和知识界获得极大的道德和政治声望。相反，触碰道德禁忌却可能遭致从统治者、知识界到普罗大众的普遍谴责和唾弃，虚伪的人性和社会不能理解和容忍艺术家对人性的探索及对真实的执著。尤其中国这样一个法律和信仰匮乏的社会，道德谴责构成了维系社会的一个压力基础，高调伦理也是统治者规训屁民和剥夺他们权利的意识形态手段，儒家人义论传统长期熏陶下的民众偏好在论断他人中获得良好的自我道德评价。在中国，道德是一碰就要尖叫的敏感点。所以曹雪芹不得不先摆个认怂的姿势。虽含蓄暗示了贾珍秦可卿之间乱伦的事实，但也确实没有挑战和批判忠孝伦理。
“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性禁忌是道德禁忌中最敏感者，二战前基督教尤其清教徒伦理长期统治的欧美亦是如此，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曾在美国因此遭遇出版困难。写作《洛丽塔》这样中年男人贪恋幼女之情欲小说的纳博科夫甚至可能面对这样的怀疑和指责：你肯定就是作品中的中年男人，要不你怎么能把性心理刻画得如此细腻，至少你也意淫过，真是猥琐男！而至今都还有人指责《红楼梦》一书中对男女性爱的描写，也反对青少年阅读它，怕无知少年之纯真心灵被引诱和污染坏了。
“因毫不干涉时事，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在表明“非伤时骂世之旨”后，再次强调“毫不干涉时事。”可见在三大禁忌中，可能被加以“干涉时事”之罪名的担忧是作者之核心焦虑，这当然跟易遭嫌疑之处境有关。但此书真的毫不干涉时事吗？虽然在许多细节考证上我并不赞同刘心武，但他得出的曹家可能参与了以忠顺王府和义忠千王老千岁为代表的与皇位争夺有关的两派势力之争的结论我是赞同的。换句话说，《红楼梦》一书终归是与时事相干的。这倒并不是说曹雪芹要骂世和泄愤，而是作为一部以真实遭遇为基础创作的小说，相关的政治背景是回避不了的，因为它跟作者及其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