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建立司法运行中权力的科学配置或分离，各分支权力又能真正做到相互制衡、相互监督，才能有效防止司法权被个人滥用，也才有可能最终保障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文 | 韩郁文
来源 | 韩郁文的法律博客
权力意味着某种强制，它不仅能带给人实际的利益，更能使人产生虚幻的“满足感”，因此而言，权力是危险的，且非常容易被腐蚀，它必然要受到严格的制约。司法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力，它同样潜存着权力所具有的危险性，如果司法权不能被有效制约，它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它直接侵蚀着人们对公正的信念。古往今来，我们不乏为民请命的清官，也不乏秉持正义的“循吏”，但亦出现过一些心胸狭隘，或者见利忘义的贪官酷吏，不仅让清白者受冤，更损害着司法的公正，清代的“司法官”王日新即是如此。
乾隆年间，有点好吃懒做的“混混”张亚五趁夜偷窃了同村周集九家地内的黄豆四石，周很快发现此事，并查找到张亚五的踪迹。周集九约集保甲长李殿瞻、邻居钟庚元等多人，一起去张家当场搜获了被窃的黄豆。张亚五眼见人赃俱在，也不再抵赖，只是在周等声称报官时，请求私下处理，表示愿意罚钱赔罪，周集九当时应允。于是，张亚五出钱六百，交给李殿瞻买备香烛酒食至社庙敬神共饮，李令张亚五写立犯约，交由周集九收执，一起盗窃案至此似乎圆满完结。
张亚五虽然表面上认罚了事，但内心却忿恨不平，特别是想到写下了“犯约”，有伤颜面，更是耿耿于怀。某日，张亚五与堂兄张国梁密谋报复李殿瞻、周集九等人，他要张国梁捏造李殿瞻父子等抢夺等情，一纸文书告到该县“掌捕盗贼”的巡检衙门，负责受理上告的，正是巡检王日新。数日不见音信，耐不住性子的王亚五再托张国梁借垫“番银四圆”，送给巡检王日新作为车马之资，请求他尽快去拘拿李殿瞻父子。随后，王日新即遣数名差吏进村拘捕，适逢李殿瞻等外出未在，故拘捕不成。李殿瞻回来后，自然知晓了诬告之事。那日，张亚五与族人张国昌等同行路过李家，李殿瞻出门就诬告之事理论，进而展开了骂战。张亚五顺手拾起了地上的一根柴棍打伤了李殿瞻左后肋，张国昌又接过柴棍殴其右胳膊。不久后，王日新亲自带着两名差役来拘拿李殿瞻父子，李殿瞻想要逃走，被一名差役殴伤胳肘，其子李亚二在被锁链捆绑时，亦被殴受伤。
回到衙署讯问时，李殿瞻自然不肯承认所谓“抢夺”之罪，并大声质问巡检王日新何以无端拘人。恼怒的王日新喝令差役等轮流杖责，李殿瞻被责二十板，李亚二被责二十五板，后又枷号大堂，准备待“证据”齐全后最终审断入罪。李殿瞻之前与张亚五的争执中本已受伤，这一堂刑讯枷号过后伤势更重，再加上内心冤屈不伸，不久即伤口溃烂，竟至奄奄一息。王日新发现李殿瞻伤情，遂令将父子二人疏枷，同意将其取保送回家中候审。李殿瞻归家后，越想越气，伤口亦越发严重，不久竟医治不效而殒命。张亚五本意是教训一下李殿瞻，当他知道李殿瞻竟然因诬告而身死，既悔恨，又害怕承担罪责，数日后亦服毒自尽。
案发后，巡检王日新很快被革职饬审，王对受贿挟私之事实供认不讳。由于事关人命，关系重大，案件由州县一路上报至广东督抚审理，最终被以“知情受嘱拷讯致死”之律例拟流具题刑部。刑部广东司认为，王日新身为担负司法之责的巡检，得受窃贼张亚五贿银，将无辜的甲长李殿瞻等拘押到案，却不向印官申明即私自审理。只因不满李殿瞻出语顶撞，就喝令差役轮流杖责，后又用木枷将李殿瞻父子枷号大堂，最终造成其杖伤溃烂而死。王日新的行为确实属于“挟私故勘平人”，但仅依照知情受嘱拷讯致死例拟流，“情法未为平允”，要求该督抚按律准情再审。
刑部题驳后，广东督抚主持下对该案再次进行了审理。依照《大清律例》“刑律”有关“诬告”之规定，“挟仇诬告人谋死人命，致尸遭蒸检为首者，绞候”；“其有审无挟仇，止以误执伤痕，诬告蒸检者，为首发近边充军”。显然，无论平民还是官吏，怀挟私仇诬告及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根据条例，奸徒挟仇诬告平人，官吏知情受其嘱托因而拷讯致死者，本犯依诬告律拟抵，官吏照为从律满流。依照律文原意，致死平民原重“挟仇”之意，若官吏挟仇故勘致死即以该员拟抵，若奸徒挟仇诬告以致官吏拷讯致死则以奸徒拟抵。该案张亚五捏控李殿瞻父子抢夺，贿嘱王日新拘拿刑讯，以致李殿瞻殒命。初审判决只是拘泥于律例条文将张亚五拟抵，王日新依据知情拷讯拟流。实际上，王日新身为巡检，收受窃贼贿赂，拘拿无辜的李殿瞻父子，擅自审理，只因其出言顶撞，就施以杖刑，以致伤害人命，故王日新须“改依官吏怀挟私仇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拟斩监侯”。对广东督抚此次复审，刑部予以支持，并对该案中捏写呈词的张国梁，协助王日新刑讯的皂役等人，分别提出了处理意见。由此，这起因四石黄豆造成两条人命的悲剧案，最终以违法巡检王日新“拟应斩者著监候，秋后处决”了结。
巡检的设立始于金代，元明延续了这一制度，清代继续沿袭，一般设置于“关津险隘”之处，负责“掌捕盗贼，诘奸宄”。在有清一代的官制中，巡检本来属于州县的佐杂官，可应需而设，亦可以因需裁撤，品级较低。作为佐杂官，清代律令一般不允许巡检单独受理刑事案件及重大民事案件。然而，由于巡检特定的职能，毕竟掌握一定的司法权力，甚至能决定所辖区小民的罪责生死，故常常能挟势而威。在李殿瞻案中，作为巡检的王日新，正是由于其缉捕盗贼的司法权，才被张亚五选中行贿，并借以挟私报复。王日新只因公堂上无辜的李殿瞻言语质问，就命令差役棍棒伺候，并处以枷号，表明上看是在查办盗窃案件，事实上，很大的原因，恐怕是其自恃的“官威”遭到冒犯，因而利用司法权以逞个人之意，是故，最终刑部审断认为他是“怀挟私仇故勘平人”，绝不是空穴来风。
正因为司法权具有所有权力的共同属性，使得司法权的危险性始终存在，滥用司法权造成的伤害也更为严重。从巡检王日新徇私枉法的案例，反思如何防止司法权被滥用，至少有两个方面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必须建立严格的司法责任制度，该案处理中，刑部对初审作出题驳，广东督抚反复探究律例原意，最终将流刑改为更重的斩监侯，实际上就是要树立起严格的司法责任，让王日新这样一个反面典型，能够给其他司法官员起到警示作用，即滥用司法权必然会受到惩处，并且还是极为严厉的惩处；二是在司法权运行的内部，也应建立起分权制衡的机制。巡检王日新之所以能够大肆受贿，最终刑讯致死无辜的甲长，就是因为他掌握了侦查、逮捕、审理等几乎所有权力，案件处理中的各个环节都由他一个人负责，于是权力的寻租，或是权力的傲慢就自然出现了。只有建立司法运行中权力的科学配置或分离，各分支权力又能真正做到相互制衡、相互监督，才能有效防止司法权被个人滥用，也才有可能最终保障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