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周恩来生前是否亲自前往南海？是否与当时国民党领导人进行过秘密的会晤？国共两党会晤的内容是什么？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两位党外人士成为两岸高层的座上宾，一位是章士钊，一位是曹聚仁，都是在两岸华人界享有崇高声誉的大名人，由他们来担当两岸的传话筒，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不过，中国人做事通常都有一个规律：一件事知道的人越多，往往说明它越不重要，反而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事更加重要。比如在两岸关系这件事上，章士钊与曹聚仁两位大名士固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实际上
1963
年的一件事比他们做的事更加重要。
只要看看双方的代表就知道了
——大陆方面，是周恩来亲自出马；台湾方面，则是陈诚、蒋经国亲自出面。
不过，因为这件事的高度机密，当时极少有人知道，直到
33
年后，才被逐渐披露出来，而且也只是只言片语。
这件事最早是由香港的《南华早报》在
1996
年
1
月披露的，
3
个月后，亲历此事的罗青长也在大陆的《中华魂》杂志上提到了这件事。根据报道，当时大陆方面由周恩来亲自挂帅，同行的还有张治中和罗青长。
张治中大家都不会陌生，当年蒋介石帐下的八大金刚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罗青长则是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主任。由这两人跟周恩来同行，无疑也是最合适的。
那么，台湾方面的代表是谁呢？报道中没有明确说明，但推论一下还是不难得出答案的。要知道，大陆既然派出了周恩来总理，那么台湾方面自然也要派跟周恩来地位对等的人，而当时的台湾，最有资格的人无疑是陈诚，在台湾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而是在黄埔军校时期还跟周恩来是同事，有过交往，由他出面，也是最合适的。
据罗青长的文章介绍，台湾方面去了两个人，那么除了陈诚，另一个人选最有可能的应该是蒋经国，毕竟是蒋介石的儿子，也是内定的下一代领导人，派他出面，也更能代表蒋介石的诚意。
至于双方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只知道是在
1963
年
12
月的南海。但具体时间和地点也不难推论。在《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中，周恩来
1963
年
12
月的活动排得很满，只有
6
号到
12
号是空白，很显然，就是这
7
天空白的时间，是周恩来秘密出行的时间。
此次出行，负责保卫任务的是南海舰队司令吴瑞林，亲自陪同周恩来，在南海航行了一天半才到达。按照这个距离，可以得出目的地应该是东沙岛，而且当时东沙岛还有一个小型机场，便于双方的交通。
那么，双方具体谈了什么事呢？抱歉，直到今天仍然是机密，笔者不便透露。
不过，罗青长在
1996
年的文章中多少也提到了一些，比如：“
1995
年春节，我与吴瑞林同志见面时，又谈起了这段历史。我向他说明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显然，双方谈的话题仍然是
“一个中国”，而且“事实上达成了默契”。
罗青长还写道：
“当时由于高度的保密，中央未对吴瑞林同志说明此行的详情。在我们回顾完这段历史后，瑞林同志很欣慰地说，他这才知道
1963
年
12
月的护航，使他有幸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这件事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很感激党中央、周总理当年对他的高度信任。”
可见，连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南海舰队司令吴瑞林，都对这次秘密行动毫无所知，可见其机密程度。
也许正是这次秘密会面，让两岸的关系发展迅速，到了
1965
年夏天，曹聚仁再次去了台湾，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达成了回归祖国的六项条件，其大意为：
一、蒋介石偕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蒋仍任国民党总裁。
二、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
20
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
4
个师，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