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被广州晚报和广东警方证实！不要一个人去酒吧！更不要一夜情！非常危险！请转给你所在的群，让更多人知道！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邻居的同事的亲戚家小孩身上！他在广东酒吧被美女搭讪，随后去酒店开房。他喝了一杯饮料后昏睡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放满冰块的浴缸里，身边有一部手机和一张字条，写着：“赶快拨打120，否则你会死。”这时才发现自己腰部左右各有一道约十几厘米长的伤口，经查，自己双肾均被盗割！
很多人都听过上面这则“传说”，但稍加思考我们就会怀疑：
① 人体器官是充电宝，即插即用？
② 器官移植前，不需要检查和类型匹配？
③ 手术不需要专业设备就能完成？
④ 真的有《广州晚报》吗？（并没有）
随便割下来的肾如果没来得及匹配，大概也就只能送去炒腰花了。但尽管如此，“割肾”谣言仍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民间“割肾”谣言，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假假真真；而且被割掉的不仅是肾，全身主要器官都未能幸免。
《旧唐书·太宗纪下》记载：“七月……京城讹言：‘上遣棖棖取人心肝，以祠天狗。’递相惊悚。”
“枨枨”（音：成）是一种长毛怪物，据说这种怪物奉朝廷之命夺人器官、祭祀天狗（也有说法是皇帝盖宫殿，需要人的器官以献祭）。总之，它引发了民间的恐慌，同时也加重了官民冲突；老百姓认为：权力阶层会的统治建立在对自己的剥削乃至残害中。
到了宋代，出现“采生折割”的传言。字面意思理解，即活摘器官（采生），或折断割下其肢体（折割）。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修炼妖法的僧道以妖术迷惑活人，窃取器官用于祭祀施法。《宋会要辑稿》《元典章》等记载了湖广一代有富人与人贩子合谋杀害妇儿并获取器官的案件。而这种罪行自唐代就受到官府重点打击，明清两代更是将其列入官方刑律十恶类中的“不道”罪。
发生的案件是极少数，而更多时候其只是一种流传于民间的谣言，表达着熟人社会里大家对陌生人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发展的顶峰是乾隆年间的“叫魂”谣言的传播。
1768年，繁荣昌盛的大清帝国也遭遇了谣言的冲击。上至乾隆皇帝，下至普通百姓，都相信有某种术士通过偷偷割下某人的一缕头发，或获得某人的衣物，进而偷取精气、控制灵魂，甚至威胁统治者的政治地位，导致政权不稳。
十几个省的流浪者、乞丐和僧道被当成凶手，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以其边缘化的地位和模糊的身份而让大众怀疑其拥有某种神秘力量；普通百姓担心妖术分离自己的灵魂与肉体，而统治者则担心其扰乱自己与天命之间的脆弱联系。
孔飞力：《叫魂》
随着晚清时代中国在西方列前面前的沦陷，对“洋鬼”的妖魔化也就不难被理解。民间传言：女人的乳房、子宫，儿童的肾子、耳目、心肝等是制作西药的必备原料，洋人如果不吃这些东西就无法保命延寿。所以《灭鬼歌》唱道：
“天猪叫(即天主教) ，切崽肠，取胞胎，破胸膛，熬药水，配医方，家家妇女要提防; 天猪叫，切肾子，多少小儿遭切死，家家小儿要提防，怕的一刀见阎王。”
曾经传遍半个中国的《湖南合省公檄》(1861年) 传播了这样一则反天主教传说:
该教有取黑枣（少妇）、探红丸（处女）者……传教士与其共器洗澡，裸体抱于床上，先揉捻妇女腰脊至尾闾处，以小刀破出血……取其气从血中贯通，名曰“握汗”，而妇女已昏迷矣。自为仰卧，则子宫露出。已生子者状如花开，其间有颗粒，黑斑脂膜，以刀割取入盒；未生子者，如含葩吐蕊，鲜若珊瑚，探其中之似珠者，珍而藏之……该妇女并不知所为，但神气消阻，纵以药保不死，而终身不育矣!
《辟邪纪实》《庚子日记》等也记录了“洋鬼子”奸淫妇女并取其器官的故事，甚至相信义和团的失败来自于洋人的法器——“万女旄”：
“洋人……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
《辟邪纪实》：“取男子肾子、妇女子宫，与彼族服之”
从这些包含了色情、暴力和异教徒的故事里，我们已经可以见到后来“割肾”谣言的雏形。
建国前后，由于政权更替、社会变革，各种妖魔鬼怪的谣言有增无减，并且和当时的很多政治事件挂钩。
1938 年，江苏洪泽县的国民党驻军公开造谣说新四军来了要割“女人奶子”和“小孩鸡巴”；1940年代“毛人水怪”的谣言堪称20世纪中国最大谣言；解放后的1950 年代在打击“一贯道”和反对使用原子弹大签名等运动的背景下，华北地区流传着“割蛋”谣言：造原子弹的原料就是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而“割蛋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白天侦查，晚上动手……
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针对外来人员的暴力行为。一些下乡干部、外出寻人者或打工者只要被当地人听到口音不对，就有被扣押或暴揍的危险。河北宣化的乞丐、山西阳原的看瓜人、乌兰察布的外地商人更是被活活打死。
镇压“一贯道”
说完历史，我们再来说说国外——老外也在酒吧里丢了不少肾。社科院的学者施爱东根据发生时间，梳理了“割肾”谣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轨迹。
2001年10月2日,《南方都市报》刊载“大活人两肾被偷——澳警方接报数起类似盗窃器官案件”：新加坡男子……悉尼酒吧……色诱……开房……喝下饮料……昏睡……放满冰块的浴缸……双肾被割……镜子上用口红写着：赶快拨打000(悉尼市急救热线) 。许多大型门户网站都转发了这则离奇的故事, 《深圳晚报》《金陵晚报》《福 州晚报》等传统媒体也在当天或次日进行了转载。
1994年前后，《华盛顿邮报》刊登关于偷肾的调查报告，而其原型出自一本退稿的电影脚本。美国信息总署认为，偷肾是冷战时期对手为了抹黑美国而故意传播的恶作剧。后来，德克萨斯大学的行政助理Kimm Antell以邮件转发了消息，因邮件签名档上面标注的“德克萨斯大学工作人员”，导致其成为“发生在德州大学的真实案例”。
1990年，在伊斯坦布尔旅行的德国夫妇走散，重逢后妻子发现丈夫被割肾。德国媒体甚至刊出所谓“真实的”受害者家庭照片。随后土耳其《民族报》刊发一篇《德国“大谎言”》，指责德国报刊恶意抹黑土耳其；土耳其警方和德国驻土领事馆从未接到过任何此类事件的报案。但这个故事随后发展出德国人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版本。
1980年代，阿根廷、巴西都有军警为取得器官而屠杀流浪儿童的传言。凶手穿着黑皮衣，挎着枪，从一辆救护车上走下来。被割掉的不仅有肾脏，还有角膜：受害者口袋里有400块美金和一张阴森森的小纸条，写着“谢谢你的眼睛/肾”。
目前来看，尚未被“割肾”谣言影响的，大概只有非洲土著居民和南极洲的企鹅了……
↓出门在外，安全第一；但也不要轻信谣言↑
《东方早报》等媒体曾报道一起卖肾纠纷：中介承诺每个肾6万，却只付给卖肾者3~4万。这桩买卖纠纷并没有引起很多人关注，而2011年《扬子晚报》以“小伙来宁应聘卖医疗耗材，谁知耗材竟是自己的肾”进行了再次报道，“劲爆”的“盗肾案”引发群体性恐惧，通过微博大V煽风点火地评论、转发和多家媒体的持续关注，激起网友热烈反响，案件甚至被杜撰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
“手术做到一半，他醒了过来，引得护士一声尖叫。然后他听到医生说：‘快给他全麻，手术继续！’随后他再次昏迷……”
而这也不是中国人首创的。把卖肾说成被割肾的事件出现在1988~1989年的欧洲。
土耳其男子库克声称自己被骗到英国“入职”，体检时被麻醉，接受“阑尾手术”，但三天后他才知道自己的一个肾脏被移植到同家医院的病人身上了。他认为自己理应为此得到一笔大额赔偿。后来司法机关找到库克在报纸上刊登的卖肾广告，证明库克是主动卖肾者。所谓赔偿，其实是希望自己的肾能卖个高价。
施爱东认为：许多“常识“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 不是因为它揭示了世界的真相，而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恐惧，使得我们从感情上愿意相信它。
留不留头发，是清朝纠结了几百年的话题
“邪术”让所有人感到害怕，但不同的群体，有各自不同的恐惧。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割去器官不仅导致人死无全尸、甚至还会被夺走灵魂，这种事儿也就更让人恐惧和愤恨。一个人如果有这种行径，那不仅是犯法，更是在道义上成为社会公害。
历史上关于“官府抓人割取器官用来祭祀”的传言体现着官民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清代对“割发-叫魂”的恐惧背后隐藏着统治者与江南汉人之间关于“留头不留发”的历史记忆，那么清末人们指控“洋人”奸淫妇女后还要割取器官，则体现出亡国危机下普通民众认为侵略者是禽兽和“不配为人”的想象。
射猪（天主教）宰羊（洋人）的民族仇恨
建国前后民间流传的“毛人水怪”和“割蛋”传说背后有政治背景，此处暂不展开。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们工作的流动性和选择性大大增加，商业社会中“外出打工却被骗走肾脏”的谣言就迎合了社会上日益高涨的讨伐黑心老板、讨伐国民性的微博情绪。《人民论坛》指出，当代中国，人们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民众也会更加关注各种“互害事件”。所以这类谣言也就更容易传播。
这一时期产生的“割肾谣言”指向了广东、厦门和沿海开放城市。这些在改革开放春风下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都是与内地传统乡土社会有距离感的“异域”。故事往往发生在酒吧、迪厅、酒店，这些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普通百姓陌生又神秘的场所。
却也未必。
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认为，我们会习惯于将轻信谣言归结为“民众愚昧”，但在对SARS的恐慌中，无论精英还是平民都涉身其中。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镇压谣言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效果，但当一些谣言唤醒了民间某种历史记忆的时候，就不能仅仅依靠精英阶层的个人力量。告别精英心态是避免谣言传播的一种途径。而最终的解决途径，只能是依靠信息公开。
正如卡斯特·R. 桑斯坦在《谣言》中所说：“如何将人民接受错误信息的风险降低呢？最显而易见、最标准的答案是：设立言论自由的机制，把人民置于均衡的信息中，让人们接受到知情者发布的更正确的信息。”
李若建：《虚实之间》
参考文献：
《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李若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叫魂》，孔飞力 著，刘昶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
“盗肾传说、割肾谣言与守阈叙事”，施爱东，《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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