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庄秋水

▍一

1932年2月11日下午，作家许钦文外出送人。当他回到自己住所，发现佣人站在门口，说敲门无人应。他拿出钥匙开锁却打不开门，拉了一阵门铃，也无人应答。许钦文有些生气，又觉得惊讶，于是沿着河边的石子缝，走到后门，撞断栓门的铁钩。他进了院子，静寂无声，顺着甬路走去开门，一转弯，赫然发现门口路两旁的草皮上，歪斜着两个血淋淋的人。许钦文跑上前仔细一看，一边是他亡友陶元庆的妹妹陶思瑾，处于昏迷状态，另一边是陶的好友刘梦莹，已然气绝。

▲ 历史资料图：当时的媒体报道

这起发生在杭州西湖边的凶案，很快成为沪杭乃至全国媒体的热点事件。当年最高法院的判决书陈述了此案的前后因由。陶思瑾和刘梦莹皆为浙江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由同宿舍好友发展为恋爱关系，彼此约定永远不和男性结婚。

然而，不久两人感情生变，刘梦莹发现陶又和同校一女教师刘文如关系暧昧，于是以杀刘文如或陶思瑾相威胁，要求陶和刘绝交。此前，陶刘二人常在寒暑假在西湖边许钦文家寄宿，2月8日，两人又在许宅留宿。案发当日，许钦文外出，刘梦莹要洗澡，遣佣人去买雪花膏，陶思瑾将大门闩闭。

尔后两人又为刘文如争执起来，刘梦莹质问陶思瑾，并威胁她如再不回头，将来必会发生悲剧。陶则请她不要如此固执，随后走到浴室外间，用电炉烧茶。刘梦莹也跟了出来，继续呶呶不休。陶思瑾便起了杀心，走至隔壁厨房，拿了一把菜刀，猛砍刘梦莹，后者拿起木棍抵御，二女格斗一番，血淋遍地。刘梦莹负伤之后逃至大门，又被陶思瑾追砍，割断颈部，旋即死亡。陶本人也昏了过去。

案发当晚，许钦文以房主身份被羁押，刘梦莹的姐姐则先告他“谋财害命”，再告“妨害家庭罪”。许被牵连，连鲁迅先生也为之呼告，致函蔡元培营救。

后来在《钦文自传》里，这位作家将自己这段牢狱之灾称之为“无妻之累”，因在地方检察官的起诉书里，他“年逾三十，尚未娶妻”，大龄单身而容留两个年轻女性，品行上大为可疑，以致于蹲了一年牢房。

刘陶案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续。没过几年，抗战军兴，杭州被日军攻陷之前，所有在狱犯人一律保释，被判无期徒刑的陶思瑾出狱后，居然嫁给了当年的审讯法官，隐身人海。

▲ 资料图：民国时期法庭旧照

风光旖旎的西湖边上，又是两个妙龄女青年喋血，三角恋和同性爱，可谓具备一桩爆款新闻的各要点。藉由此案，女性的情欲世界与犯罪行为受到广泛关注。

性心理学者潘光旦引用杭州友人的信件，披露关于刘陶二人日常生活的细节，探寻陶刘案后的心理背景。据他描述，刘性格坚强而能干，陶则较为温和柔顺。有时二人因为小事龃龉，陶常会用手巾扼住刘的咽喉，过后，刘会忽然抱住陶的身体大哭。刘最喜欢哭，有时会在半夜里哭起，一直哭到天明。他认为陶思瑾有被迫害的幻觉，从社会责任层面，则提出应该在学校里设置专任导师，纾解学生们的精神问题。

女性杂志《玲珑》则呼吁中止同性恋爱：“一女子和另一女子发生爱的关系，在摩登的女学生中间，原是普遍的现象，然以同性恋故，而惨杀自己所爱的女子，确实意外的结果。我们不必论其原因是出于情妒或别种动机，但同性爱在法律上道德上和生理上的地位，是种犯罪的行为。这丑恶的行为，一般叫做‘性的倒错’，是一种变态的色情，往往带有危险性的。刘陶案就是这危险的产物。所以正热于同性恋的姊妹们，看了上述的可怖的惨剧，应该立刻觉悟，赶紧解决了同性的关系，而树立起两性的爱，那不仅能免去无限烦恼而且是促进人生的光明的幸福的生活。”（《同性爱的血案》，《玲珑》，1932年第2卷第53期）

还有人借此对独身主义大加挞伐：“更须将具有宗教作用的‘独身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不任其一日之存在，才是灭火抽薪的办法。……世有注意刘陶善后的，曷注意此最凶恶最残忍的独身主义！”（眉子《从同性恋爱说到异性恋爱》，《星期评论》1932年卷1期8）

▍二

其时，已有不少关于女性同性恋爱的观察。二十年代如此，“学生同伴间发生同性爱，几乎可说是各学校——无论男学校或女学校——普遍的状态，凡是我们曾有过学校生活的经验的人，大概都可以见到，并不只是一校如此，其间只有多少的差异罢了。”（晏始：《男女的隔离与同性爱》，《妇女杂志》，1923年9卷第5期）三十年代亦如此，“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在中学校里，尤其是女校，同性恋爱有了很严重的盛行。笔者亲眼看见多少青年同性男女，过着不健全同性‘爱’的生活：同起同宿，几乎不能有一刻分离。爱到成癖的时候，对于异性至于发生憎恶，同盟不嫁不娶，仿佛海枯石烂，自己一对儿也决不要分离。逼真地说，就是要像夫妻一样地生活下去。”（张铁笙：《如何防止青年的同性爱》，《现代青年（北平）》，1936年第3卷第3期）

▲ 历史资料图：民国照片

女学生之间互相崇拜、彼此钟情的风气，或可说是一种“转移情欲”。当时即有论者认为：“大概女子到中学校以上的年龄，性的本能正在盛旺的发育，这时候他们虽然并不意识地有性的要求，耽于无意中要求同情的慰藉，和感到一种空泛的己身无所的悲哀。同性爱的起头也往往在这时。”这样一种少女之间的同性爱，“到有异性爱的时候，照样会得转移的，那时候性的倒置便顺行了。”（慨士《同性爱和婚姻问题》，《妇女杂志》1925年第11卷第5期）

许多女作家都有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在一篇有趣的小说里，女作家凌叔华非常精细地描摹了同性之间的情感与欲望。《说有这么一回事》是两个女学生影曼和云罗的故事，她们俩在学校十周年纪念戏剧里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日常相处，同食同卧，彼此倾诉心声，俨然恋人。

影曼含笑说着到云罗身旁，望着她敞开前胸露出粉玉似的胸口，顺着那大领窝望去，隐约看见那酥软微凸的乳房的曲线。那弓形的小嘴更可爱，此时正微微张开，嘴角添了两个小弯弯，腮边多了浅浅的凹下的两点，比方才演戏欲吻罗米欧的样子更加妩媚逗人。帐子里时时透出一种不知是粉香，发香或肉香的甜支支醉人的味气。

小说里好几处欲望偾张，和传统女性的理想形象不甚相符。在19世纪的女性小说里，少女的脸红，是羞涩的纯情少女的标记，与俗气又世故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任何关于情欲的话题，被认为是粗俗的，不适合纯洁女性的耳朵。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一般议论皆反对贞操，但止于反对寡妇守节和要求已婚男性守贞，似乎女性婚前守贞毋庸置喙。一则是以为女性没有被情欲困扰的问题，一则以为解决之道就是早早嫁人。事实上，1932年有一份对重庆、成都地区250位大学男女生的调查报告，学生们对贞操和婚前性行为已不若传统保守，但女生明显较男生重视守贞观点。

凌叔华的这篇小说以云罗嫁人、影曼昏厥结束，很符合慨士的观察。如果女性能够摆脱历史强加给她的阴影，那么，身为女性的性别经验，是否还意味着一系列不同于男性的感知和价值观？

▲ 1926年凌叔华、陈西滢摄于新婚

▍三

在现代女性写作史中， 首度直面情欲的写作，有社会思潮的建构。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依靠阅读与写作，重构她们的精神和情爱世界。

呵。它的神秘和美妙！我含羞的默默的挨坐在床沿上不肯去睡，你来给我解衣服解到最里的一层，你代我把已解开的衣服掩了起来，低低的说道，请你自己解吧……说罢就远远的站在一边，象有什么尊严的什么监督着似的……

女主人公纟隽华和已婚的士轸相爱，遭到家庭反对，被母亲关起来。在被隔绝后，主人公开始细致入微地怀念那些拥抱，接吻，甚至两人在旅馆同床而卧不及于乱；在拥抱中，她几“不能自持”，而那些温存中令人惊颤的亲吻，也令她难以忘怀。书信体小说《隔绝》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了。一般读者会认为它在艺术上因袭旧路，表现人生缺乏新意和深度。在一夜情泛滥的时代，人们大概无法理解那种极端的克制，在肉体贞节和爱情神话之间的依违两难。然而，这一类的女性小说，又确实为一个时代留下了精细而又恢弘的剪影。

《隔绝》的作者冯沅君（1900-1974年）女士是以古典文学研究名世的一位学者。她的另一重身份——一位曾颇活跃的小说家，在当代早已泯灭不提。我仍记得十数年前修现代文学史课，陈平原老师说应该重视冯沅君这样的知识女性作家。1919年，对冯沅君和她的写作生涯是极关键的一年。8月，她的同班同学李超病逝。原本一个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无名学生，不意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典型”，一经点染，便成海潮。在该年11月30日， 李超追悼会成了彼时中国第一流人物的妇女问题演讲大会。据程俊英回忆，当晚，她和冯沅君还在李超宿舍床前举行了一次“心祭”；李超之死亦对本班同学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程俊英：《回忆女师大》）据她说，冯沅君带头和幼时在河南所订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程俊英的回忆可能有出入，据冯沅君侄女冯钟芸回忆，退婚是在1923年春节，不过，由此流露出来的无疑是一种共趋。

冯沅君可谓是一类作家的典型——他们把自己重大人生经历，经净化之后，在小说中加以利用。程俊英在1921年参加北大学生组织的杜威研究会，“认识了冯沅君的情人王品清， 他是北大的学生，殷勤招待， 态度温雅。昨天，他赠冯玻璃丝的小镜框， 并附情书一封， 字迹秀劲，文词清婉，是一位颇具才华的青年。”（程俊英：《回忆女师大》）事实上，像那时许多的男学生一样，王品青（即程俊英所提到的王品清）在老家有妻子，他们的感情既有现实掣肘，也有传统与现代、勇敢与恐惧的心理交缠。

从1923年开始，冯沅君陆续写出《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四个短篇，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在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这组爱情主题小说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这些小说皆有冯沅君很深的自传印痕。以此种丰富细微的个人体验做底子，冯沅君小说堪称一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心灵史。昔时沉默的、羞怯的女性，代之以一个新女性，她固然尚带着疑虑和犹疑，“我很想拉起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又勇敢地追逐爱情，享受爱所携带的一切，“他把我抱在他怀里的时候， 我周身的血脉都同沸了一样， 种种问题在我脑海中彼起此伏的乱翻”。青年女性的身体，从去情欲化的历史叙述中苏醒，她感受到了呼唤。当士轸试图吻纟隽华时，她后来坦白时说：“那时我的心神也已经不能自持了，同维特的脚和绿蒂的脚接触时所感受的一样。”界定并支持了这种感受的是知识女性的大量爱情阅读，现实中的爱情和文本爱情交杂在一起。她的爱，有易卜生、托尔斯泰、泰戈尔、歌德等人和他们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加持，这是她们对抗凡俗的精神资源。

▲ 冯沅君

以今日之视角，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那一批女性作家，修正了当时所谓之“价值秩序”，改变人们对“重要”和“不重要”的看法。她的小说，一言以蔽之，是关于一个挣扎着的女性的故事：她们思想亦新亦旧，在旧伦理和新感情的交缠中浮沉。如今读她的小说，恐怕不少读者觉得难以领受其中意趣。不过，如果我们转换眼光和角度，明察那一时代女性身处尚未定型的社会，她们对于女人与生活，爱情与婚姻，家庭与个性的经验和书写，在某个点上，仍不乏深度和复杂性，“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作为一种群体经验，都引人也值得人作不仅纵贯历史今昔，而且横穿历史表里之思”。（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四

写作是女性最先进入的现代职业之一。民国期间，大量的期刊冒出来，为一代女性抛头露面提供了历史机遇。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沉樱这样的知识女性作家的写作，往往亦是自我解放的精神旅程。她们突破男性作家们谈论情欲的方式、范围、风格、禁忌等，不再是情欲上的他者，而是具有自信心与浪漫爱情的完整的女人。她们的重心亦由单纯对男权的对抗、解构，转向重建。凌叔华尤其走得远，她的写作，可以说是用自身的感受、体验来建构女性生命个体的独立存在。一套新的认知系统正在形成。

老实说，我读到凌叔华《酒后》还是蛮震惊的。采苕，一个美丽人妻，在一次家宴之后，无视她那微醺状态下热情的丈夫永璋，请求他允许自己向醉卧的朋友子仪表达她“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只要一秒钟。“闻一闻他的脸”，进一步要求“kiss”他，她还非常真诚地质问永璋为何不能答应她。但当丈夫让步，同意并陪着她之后，在最后一刻，她“脸上奇热，心内奇跳，怔怔的看住子仪”， 然后她止步了，“三步并两步的走回永璋身前”。

采苕摇曳不定的内心之火照亮了整篇小说。被定义为人妻身份的女性，其沉睡的情感和欲望，从被拉开的门缝里溜出来。一个婚内新女性宣告，她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鲜活的人。如果说，在冯沅君那里，年轻的女性感受到身体的呼唤，渴望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却在现实层面和心理层面上受困于强大的既有体系，要从自己血肉相连之处超拔出来，其讲述在勇毅中带着脆弱，而非截然二分的善恶区别对待 ， 因此这最是私密的讲述，便百转千回、夺人心魄。而凌叔华已经独立于时代洪流，她小说的主人公多是那些已为人妇的女性，是已经浮出历史地表的新女性，她们是自己情感欲望的认知者、把握者和表达者。在另外一篇有趣的小说里，当妻子感到丈夫对家庭生活感到平淡时，便以陌生女子身份约会丈夫。她写了一封“字迹极柔媚，言词很藻丽，语气很恭谨”的“读者来信”，表达了一番无限仰慕之情，并约他于朝阳暖遍大地时在西郊花之寺碧桃树下见面。春心荡漾的丈夫忐忑不安地来到花之寺，结果等来的却不是他的梦中“玉人”，而是妻子。两人于是同游春日美景，先前的郁闷也随之消散。

▲ 凌叔华

这位长期被忽视的女作家，委实对女性问题有极其不同的眼光。凌叔华试图让她的女主人公们努力保持在婚姻中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对自己的情欲诉求做到主体性掌控、承担和调试。同时，她也雕刻旧女性们被时代抛弃的凄凉景观，也展示曾经的新女性如何回归到落后的男性世界，她注视令人忧伤的日常生活图景，触碰女性世界中的阴暗角落。鲁迅评价她是“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们的故道了”，但即便是今日的自由女性们，也是四面作难，进退维谷，何况是过渡时代的新旧女性们。

本文原标题：《一桩凶案的情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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