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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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书摊，淘到一批中国剧协50——60年代的旧资料，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当时担任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其中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1959年、1960年反右倾运动前后关系到田汉处境的两份史料。一份是1959年10月在反右倾斗争运动中有关人士整理的田汉主要错误的材料；一份是斗争结束时由田汉亲自校对抄写的、由田汉的秘书记录的周扬与田汉的谈话。前忧，后喜。始为山雨欲来风满楼，转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于田汉，是忧是喜，万般感受，尽在心头。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以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式结束，彭德怀诸人的命运大起大落，并不意味着事情完全结束。恰恰相反，又一波“反右倾斗争”，从北京到地方相继展开。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注释所写，可以得知中直机关系统的反右倾斗争是1959年10月进入高潮。同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上，转载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存在三种情况》一文。
文章指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可分为三种情况：1，领导上既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也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办法，对运动形成了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有百分之八十。2，群众已经普遍发动，但领导缺乏决心和办法，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占百分之十。3，群众既未发动起来，领导本身也存在着问题，怯于开展斗争，致使运动进展很迟缓。这样的单位大约也占百分之十。
田汉书法
毛泽东10月22日就这篇文章做出批示：“这里没有谈到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的情况，不知也有这三种情况没有？请你们抓紧办一下，使这个斗争深入下去。”
就在毛泽东做出这个批示的第二天，10月23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立即给中央做了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中直机关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整风学习运动总的情况还是好的，但在一部分机关中，开展得还比较缓慢，也不够有力。为此，我们对中直各机关提出了以下要求：1。必须认识这次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场极其深刻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机关领导同志必须下定决心，挂帅出马，抓紧进行。2。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发动群众的关键是领导上以身作则，带头检查。3。必须反对不联系思想实际，泛泛学习文件的教条主义方法。4。必须不断地反对各种阻碍运动开展的右倾思想，把斗争搞深搞透。
毛泽东当天就在这个报告上做出批示：“中直要与国家机关密切联系，参考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劲头很大。”
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看，他对中直机关前段时期的反右倾斗争是有所不满的。而正是在他的催促下，中直机关的反右倾斗争很快进一步展开。关于田汉的批判材料，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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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收集到的这份关于田汉的批判材料，是一份油印件，蓝色油墨，共两页四面，左侧上下订有两个订书钉。无标题。前面是否还有一页题目，不得而知。
这份田汉的材料是以当时中国剧协党组的一位负责人的名义整理、打印出来的。所署时间为1959年10月28日。可以推断，这是在落实10月23日毛泽东的批示，包括中国剧协在内的各部门党委负责人，无疑纷纷加强了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而在剧协，为什么把身为剧协主席的田汉定为反右倾的主要目标，是来自上方的指示或暗示，还是剧协内部的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所致，不得而知。
1936年，田汉（右）与冼星海在苏联
1947年回到湖南接母亲，田汉亲自摇桨
1957年，田汉设宴为老艺人萧长华祝寿
材料全文如下：
田汉，男， 62岁，1932年参加工作，1932年入党，现任剧协主席。
主要问题：
一、政治上一贯右倾。1956年，田汉同志以人大代表名义去各地视察，在上海电影厂听到吴茵(右派分子)石挥(右派分子)等叫嚣说，党和政府不注意培养青年演员，浪费演员的青春，并参加了该厂演员“诉苦”大会后，表示非常激动，说木头不用还会腐朽呢。到湖南得到康德(右派分子)田洪(田汉弟，右派分子)供给了不少反面材料，后又到广东、广西、武汉等地又得到不少反面材料，回京后便写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和《必须改善艺人生活》两篇文章在《戏剧报》上发表，把演员在新社会的工作和生活描写得十分凄惨，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一文被香港和日本的反动报纸利用)。
康德和田洪在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后，有些案情牵连到田汉同志，田不满，认为材料不确，声称要写文章进行反驳，让其秘书收集材料和湖南打官司。
对河南豫剧演员陈素贞(右派分子)表现右倾，丧失立场，1957年给《戏剧报》写文章(题为《人民需要这样的演员》)为陈素贞翻案，批评甘肃省对陈素贞的斗争。并将陈素贞的自传材料拿来，准备写一自传体表演艺术经验的文章为陈捧场。同年五月左右，陈素贞住在田汉家月余(当时安娥同志因病住进了医院)，反右斗争开始后，剧协领导同志在田汉同志家中开会研究对吴祖光的斗争问题，田汉随便请陈素贞参加会议，会后陈向吴祖光通风报讯(当时未发觉陈被河南调回)。经发觉后田当即发一电报给河南省委。但当河南省将陈素贞划为右派时，田又表示不满，以党组书记名义给河南省委发一电报指责河南省不该过火，电文被伊兵同志发现未发出。1958年陈素贞又来京到田汉家取自传，田汉和陈谈了话，并请母亲和安娥陪同去看陈的演出。
在批判吴祖光的一篇文章中，田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反对吴祖光，说我们社会是海阔天空的自由。反右后期，在对葛一虹(中右分子)的斗争中，田汉同志采取包庇葛的态度，不坚决执行党组的决议。
二、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一贯不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散布不利于党的团结和国际团结的言论。在一篇评论部队文艺演出的文章中说“欧洲部队的戏反映一般社会生活情趣的很多，正面写战争的很少，有些兄弟国家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惨烈，人们听到枪炮声就厌恶和害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公开发表这种言论，严重影响兄弟党的团结。1956年在江苏镇江文教干部会上和湖北歌剧团的一个会上随便传播吕骥和贺绿汀的党内文艺思想斗争情况。最近中宣部负责同志在党员大会上报告以后，剧协党组织决定向全体党员传达领导同志报告的精神，规定不传达检讨部分，但田汉同志传达时仍讲了周扬同志的检讨，并讲了陆部长对中宣部工作上的意见，经提醒才没有全讲出来。此外，甘肃省一个政治思想很坏的分子李中(地主家庭，在甘肃发表过许多右派言论)给田汉同志多次来信向田汉奉承，要求从事戏剧工作，田汉未经过组织关系，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甘肃省地质局将李调至剧协，并令剧协安排在出版社工作，甚至拟让其作田的秘书工作，在剧协党组坚决反对之下，田汉才表示将李退回甘肃(现此人在河北省工业所工作)。
田汉与豫剧艺术家陈素贞在一起
揭发田汉与陈素贞的材料之一
揭发田汉与陈素贞的材料之二
三、田汉同志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并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喜欢别人奉承，实行小恩小惠，如对陈素贞的翻案。在湖南看到一些演员穷困，掏腰包送给艺人80块钱，送给湘剧团学习班20块钱。在群众中常常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抬高个人威望，损害党和政府威信，喜欢听落后群众的意见，站在在野党的立场，抱打不平。1956年出去搜集了一大堆反面材料，回来后所写的“为演员青春请命”和“改善艺人的生活”等文便是典型事例。田汉同志以中国著名戏剧家自居，以梨园领袖自居，他的秘书黎之彦同志写的《田汉同志杂谈戏剧技巧》一文，经过田汉同志亲自改的，但文首“田汉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之一，他除了通过创作以外还经常到各地去通过评论、讲演和谈话推动社会主义民族戏剧”等语，田汉同志并未删去。似乎推动戏剧运动的不是党而是田汉同志自己。田汉同志和组织的关系长期以来是不正常的，过去张光年同志担任党组书记时，他对张光年同志不满，不积极参加工作，多数时间在外地活动。田汉同志带着很大的股份到党内来，思想上并未入党。田汉同志一贯轻视群众创作的智慧和积极性。如对于《随地吐痰》这种迅速反映当前斗争的作品，他表示轻视，说一天写一个作品谁也可以作到。但他写《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本来用了一个多月，而有的文章说他用了几个不眠的夜，他就默认了。对于湖南的《生死牌》，广州军区的《南海战歌》肯定不够指责过多，客观上是泼了冷水的态度。
田汉同志长期未解决个人和党的关系，他在政治上是一贯右倾的，世界观是唯我主义的，组织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
田汉同志过去的错误在整风反右时期未解决，在这次整风中应彻底解决。
剧协党组：孙福田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根据这份材料，从反右到反右倾，田汉都有着引人注目的、严重的“错误”。尽管还是称田汉为“同志”，但领导剧协反右倾斗争的党组领导人的态度也是极为严厉的。这一点，从材料中所列出的事例和用的语言便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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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田汉的一组材料目录
关于田汉的揭发材料。
关于田汉1961年西安之行的材料
随后剧协的反右倾斗争如何进行，田汉是如何检讨、被批判，没有具体的材料证明，尚待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斗争在第二年6月间便告一段落。剧协对田汉的批判，被认为是“过火了”，这从下面这份周扬与田汉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
这份周扬与田汉的谈话记录，系用毛笔抄写在三页大稿纸上，从字迹看似为田汉亲笔所抄。这份材料题为《六月二十五日与周扬同志谈话摘记》，标有：黎之彦(田汉秘书)记录，田汉校，但最初写为“整理”，后又改为“校”。日期没有写年份，但可以推断是1960年。
1960年左右田汉亲笔抄写与周扬谈话记录原件
田汉赋诗赠周扬
全文如下：
六月二十五日与周扬同志谈话摘记
黎之彦记
田汉 校
周扬同志：反右倾运动有许多搞过火了，搞错了；现在都纠正了，重新有了结论。剧协有没有什么结论？
田汉同志：剧协似乎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由孙福田同志在支部大会上宣读过。
周：有没有给你看过？
田：没有。
周：有没有报部？
田：不知道。
周：可能没有。若报部了，我应该看到……
田：看过一份1960年一月三日孙福田同志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一个专门发言，关于我的部分他是这样写的：“还有一种表现是认为文艺是民间的，在野的，与政府无关的。”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我的确说过“文艺是民间的、野生的”这样的话，所谓“民间的，野生的”实际也等于说文艺是“人民的”，在那时为了反对国民党豪绅买办官办的文艺，也反对依附反动统治者搞文艺事业，提出这样的口号是有革命意义的。但我从没有认为文艺是与政治无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