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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卖上血，母亲念叨了半辈子 | 人间

人间theLivings · 公众号 · 美文 · 2017-12-04 22:43

正文

《许三观》剧照

母亲为这个一辈子的邻居哭了好几天，一直念叨当年自己没有卖上血，觉得又惭愧，又后怕。她甚至懊悔，自己当年没有把那件藕粉色的西装直接送给三姐，要是那样，三姐就不会出丑，就不会去卖血，就不会染病，就不会自杀。

我的家乡在中部某县的一个村子，村里有五十多户两百多口人，大部分同宗同族。村子离县城三十余里，二十多年前，村里人去一趟县城，要翻过两座大山，野树、藤子，长得漫山遍野，弯曲在茂密树林中的小路，没有路灯，更没标识，不识路的人，在哪个岔口走错了，想再出来，就难了。所以很多村里的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

山上的地，可以种土豆、红薯，稀少而狭小的田里，湿润些的，种水稻，旱些的，则种棉花，变钱的路子少，辛勤劳作一年，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也都勉强。

那时候村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早起红薯熬粥配咸菜，傍晚则吃上一顿掺许多白菜的煮“豆皮”。“豆皮”是村民的主食，用大米做成，把大米碾碎，掺水，做成浆，在铁锅上摊成薄饼，再切成细丝，晾干，像面条，但更有韧性，耐煮，吸水，半斤大米做的豆皮，能煮满一锅，够一家四口吃饱一顿。当然，晚餐要安排在日落以前，太晚了点灯费油，太早会饿到睡不着觉。

一周吃得上两三次米饭的是富裕人家，一般的人家则只在农忙或者重要节日时吃米：将大米掺水放锅，煮到七八分熟，连汤带米捞起，倒入筲箕过滤，汤则渗入下面的铁盆。滤过汤的米放篦子上，继续蒸熟，米粒饱吸水分，一小把米能蒸出大碗饭；滤出的米汤可直接掺点糖，做成婴儿的流食——这样的大碗米饭，不过是干一些的粥，不顶饱。

遇到镇上赶集的日子，凌晨一二点，公鸡还未打鸣，人们就从床上爬起来，走上三四个小时的山路，黎明时赶到集上，占个不好不坏的位子，卖点小东西，换几个零花钱。

因为穷，二十多年前，在这个村子，除了老人和孩子，壮年的劳动力，几乎全都在卖血。

三姐是我家隔壁的嫂子，她的丈夫是我的同族三哥，他们是靠“换婚”在一起过日子的。

三哥是镇上小学的数学老师，学校多年来招不到老师，随时面临撤销，远近好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年轻读书时，三哥考上过县城的高中，因为住校需要买饭吃，家里负担不起，在学校读了两个月，他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退学回家，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后来小学的老教师要退休，附近几个村的支书联名推荐，上过几天高中的三哥便当了村小的代课老师。他负责教三个年级的数学，一节课算一块钱工资，每周十五节，寒暑假没工资。即使这点钱，也很让村里人羡慕：“三哥口袋里的钱，就像地里的韭菜，月月割了月月又有。”

但三哥家，还是土坯墙、青瓦房，卧室里扯了张旧床单，做成挂帘，前面放农具粮食，后面藏着两口子的床。居中的一间算堂屋，供奉神像，摆着饭桌和几把椅子，地面是夯实平整的硬土，墙根处的老鼠洞，堵了又开。家里唯一的两个电器是：一台三叶吊扇和一台硕大的老式收音机。

三哥的两个儿子住在剩下的一间房里，屋里有一排矮矮的书架，上面整齐地摆了些书：《名优教案与课程设计》、《农家耕种百事通》、《中考宝典》，屋子里没有衣柜，孩子们的衣服都堆在两个装过教材的黄色纸箱里。

若遇上下雨天，家里漏水，三姐就拿着几个脸盆和塑料桶，在几个房间之间来回跑，隔着屋子，我都能听到她大声埋怨：“怎么又漏了？真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上次屋上的瓦又没检好！”

在娘家排行老大的三姐，每日天还未亮，就从河边打回两箩筐猪草；家里三分山地里，土豆、红薯、莴苣、白菜轮着种，人不歇，田也不歇；两亩水田，年年产的水稻棉花都比别家多。学校放了学，三哥也放下课本，扛着锄头去地里。在村人眼里，三哥家“文武双全”，即能教书，又能种地，一些农耕稼樯上的问题，大家总是喜欢向三哥问上两句。

“三哥，你看明天会不会下雨，我家稻田旱得快见底了，是不是得抽水浇地了？”

“不忙，等两天有梅雨要来了，不缺水。”

“三哥，下半年我家跟着你种新品种，那个产量高划得来啊！”

“嗯，这就对了，这个品种很适合我们这里的气候，病虫害也少。”

“三哥，这两天天气好，你家怎么还不移栽棉花苗？”

“马上北方有大风来了，棉花苗一移栽，吹得七倒八歪难得成活啊！”

三哥的回答总是很让人信服，他的奥秘在于——时常听收音机里农技员的讲座。

即便再勤劳，三哥家的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的：三姐常年穿一件洗得褪色的蓝布褂，颜色深一块儿浅一块儿，像癞痢头上的伤疤。三姐走亲戚前，总是先来我家，向母亲小声地借那件藕粉色的西装：“婶，把那件衣服借我穿穿。”

二十多年前，免费的义务教育还未完全实行，三哥家里的两个男孩到了读初中的年纪，学费、书本、伙食，都需要钱。我的母亲时常与三姐一起，去后山砍掉那些茂盛的野树，将柴薪装上板车，拉到镇上，卖给中学和卫生所食堂，每次换个十块钱。我的学费，就是母亲这样凑起来的。

每年收粮食，村里有开着拖拉机来收粮食的贩子，但三姐为了多卖点钱，都去镇上的粮食收购站。天还未亮，三哥将谷子、黄豆装在板车上，腰上系根纤绳，弓着身体，额头青筋暴起，三姐和年长的孩子跟在后头推车，二十里山路，来回一趟，耗上整天的光景。傍晚，他们回到家，一家人瘫坐在地上，喘粗气，擦汗，急切地数钱。

那一年，三哥的大儿子宝成即将考高中。村民都说读书太费钱，若不出头，就是血本无归，不划算，种地还能长庄稼。

三哥三姐可不这么想，为了给宝成凑学费，三姐跑了好几趟娘家。终于，有一天三姐兴奋地跑来我家，笑得眼角挤满鱼尾纹。她拉着母亲：“婶儿，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家的好路子，来钱快得很，我就说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孩子以后是有大出息的人！不光是读高中，以后两个孩子读大学都没得半点问题，只要他们有那个本事我就愿意供！”

原来三姐在娘家打听到，近年来附近的村里兴起去省城卖血：“有人专门领着坐车，住旅社，输完血就能拿到钱，一茶杯大小的血，能卖三十五块！身体好的，一个月能卖三趟血呢！”

三姐带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人们都沸腾了，急切地打听，做好了打算。几个胆大的邻居跟着三姐，走她娘家人那边的关系，第一次去了省城，隔天傍晚，一辆拖拉机就进了村子，连续地鸣着喇叭，将卖血的几个人直接送到三姐家门口。

三姐朝围观的人群大声地炫耀：“这趟去省城，我算是面包车、大客车、拖拉机都坐过了，哪一个都比板车快多了，去县城原来只要一眨眼的工夫，人躺着还没眯上眼就到了，真快活！”

同行的人也附和说：“卖个血，很简单的，我们跟着三姐的娘家人那边一起，带上身份证，先在那边村里排队，人家免费给抽个血，第二天等通知，血合格的人，下午就能一起坐拖拉机去县里，那边有大客车等着我们去省里。”

还有人从怀里掏出几张十块的钞票，得意地在大家眼前抖了抖：“在省里的旅馆里抽完血当场就给钱了，一人还有一杯糖水喝，甜得粘牙，哈哈！”

抖钱的人继续回应着别人的问题：“一间房里住八个人，都是我们附近村里的，跟在村里一样熟！”

三姐他们的第一次卖血“出征”很顺利，每人都带回35块钱，真真切切。那天，大家聚在一起看热闹，兴高采烈地谈论在省城的新奇见闻：楼房很高，旅社的厕所能冲水，输血有护士。

人们再也不怀疑，从此，村人们脱贫致富，找到了新路子：省城卖血赚大钱。

卖血成为村里热门的话题，那些曾经谈论小麦长势、关心棉花价格的人，都在盼望着赶快卖了血，挣上一笔。

每当“血头”来拉人的日子，四十五岁以下的男男女女，每家每户的壮年劳动力，七八十个人，早早地就在三姐家门口的空地上，排起了两列长队。

“血头”是一男一女，都是三十出头，男的精瘦，梳三七分头，腰里别一个大挎包，穿皮夹克，警惕地看着排队的村民；女的则穿着白大褂，手指上戴着黄灿灿的金戒指，她喊序号，面无表情，语气烦躁。两人面前各摆一张桌子，用于登记。

需要登记的内容包括：人名、性别和卖血量，村民们顺从地回答，点头哈腰，生怕遭到拒绝。“血头”说：“卖200CC是15块，卖400CC有35块！”很多人犹豫一会儿，咬咬牙，头一甩，做出一副豁出去的模样，大声宣布：“我卖400！”

“卖血一月挣得比种地一年还要多，以前埋头苦干，都白过了！”三姐站在人群中夸张地宣传着。连村民眼里的“知识分子”三哥，也抵不住诱惑，加入了卖血的队伍。

三姐终于扔掉了那件褪色的蓝布褂，穿上一件新买的藕粉色风衣，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每月卖血，收入稳定，三姐走起路来腰杆直挺，说话的嗓门，再也不是她到我家来借衣服时的音量。

三哥两个孩子读书的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依然读初中，大儿子没有考上重点高中，他们花了高价，把他送进一家收音机里每天宣传的厨师培训学校——学厨师，包吃包住，顿顿管好，不用风吹日晒，前景也是一片坦途。

村里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就摆脱了以往那种极度贫困、拮据的状态，好像家家的日子都宽裕了。农闲时节，村口树荫下打麻将的人多起来了，连围观的人也开始下注。

有人去过几次省城，熟悉了情况，干脆在旅店附近找了工作，或是在饭店里做洗碗工，到了卖血的日子，就径直去旅店。

我的二叔家里，卖血后的第二年，就买了一台拖拉机，开在乡间的小路上，突突地轰响，显得很是威风。他以前种地为生，后来在镇上给人拉货，送砂石、砖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村里同龄孩子的妈妈，每次卖血回来，总是捎回香喷喷的枣糕，我跟着吃过，质地软糯，味觉甘甜，刚闻着味儿，就恨不得立即吞下去。

看到这些人，母亲总是羡慕不已，念念不忘的，就是去卖血。

母亲一直没卖血，是因为她高血压。

早年父亲在部队当工程兵，懂水电，转业进入镇上供电所，是镇上聘用的农电工，拿固定工资。父亲的工作是农电线路维护，抄表，收电费，负责的区域包括临镇四个村及十余个自然湾，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镇上的宿舍，每月回来几天看看家里。

有工资，有庄稼，日子也不是过不下去，母亲平时一个人忙农活，照顾我和弟弟两个孩子，父亲实在担心她身体吃不消，一开始就坚决禁止她卖血：“如今这社会又不是吃人的社会，只要一家人有饭吃，能省的地方尽量省着花，用不着去卖血换钱，那终究不是个路子，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无非就一年要磨破好几双鞋子，我宁可一年四季打赤脚，也不让你去卖血！”

当然，我家的日子也实在不宽裕，我和弟弟很少有新衣服，还都是母亲娘家的表哥穿剩下的。有的衣服拿回来时，已经褪色，母亲将衣服洗干净，在山上采来红色的野果，煮出红色的浆水，当染料，浸在旧衣服上，所以，我儿时的衣服，大都是红色。

所以，母亲偷偷地托三姐排上了号，还是去卖血了。我依然记得那个飘满轻雾的三月清晨，母亲告别我，她去省城卖血了。

父亲照例不在家，天还未亮，母亲就早早地起床，在厨房里弄得叮当作响，煮好了一锅“豆皮”，喊我们姐弟俩吃了早餐，她才出门。

那天母亲穿了那件常借给三姐的藕粉色西装，脸上挂满笑，临走时，她搓搓手，望了望外面弥散的薄雾，转过头来对我说：“灯儿，妈妈走了，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枣糕。”

我看到母亲步履轻快地走远，跟其他卖血的村民汇合。拖拉机载着满满一车人，轰隆隆地驶向雾气迷蒙的远方。

这次卖血，母亲差点丢了性命。

后来听村里同去卖血的人说，在省城旅馆的简陋房间里，母亲刚刚抽出400cc鲜血，忽然，体内出现血压波动，她脸色苍白，头晕眼花，捂着心口，疼得说不出话，额头冒出大颗的冷汗。母亲的反应，把正在谈笑的其他人也吓傻了，不知怎么办。所幸，医护人员及时赶到，才把母亲抢救过来。

身体舒缓过来后，母亲才对追问的医生承认自己有高血压。

“不要命了，完全乱来！”医生震怒，指着母亲，大骂一通——他不是关心这些卖血者，是怕出了人命，影响这门营生。

母亲红了眼眶，流出泪来，她既担心被父亲责骂，也想到要是自己一命呜呼，我们姐弟两个没人养会很可怜。她还很愧疚，怕自己惹怒了“血头”，让村里其他人卖不成血，断了大家挣钱的好门路。

母亲只好彻底断了卖血的念头。只是后来，看到卖血的人家给小孩买了新鞋、添置什么新家什，母亲的眼神便充满失落与无奈，总要念叨：“都怪妈不好，要是我也能卖血，灯儿你也能沾沾光，妈妈有高血压，让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

过年时，小伙伴们吃苹果、穿新衣，我总是躲得远远的。我家那件藕粉色西装，也再没人来借了。

三姐是村里卖血时间最长的人，前后近六年，她几乎每月都去。

几年以后，三姐的大儿子宝成从厨师技校毕业，被学校推荐到大酒店工作，然而，并不是当厨师，而是做客房服务员，用人方说，先做一年。宝成的弟弟，初中没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外出打工了，哥哥的经历让他觉得，读书没用的。

三姐全家都失望极了。

宝成压力很大，他知道自己读书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母亲身上抽出的鲜血。他接受了酒店客服的工作，当着很多熟人的面发过誓：“一定要混出个模样！”

后来在酒店客房服务时，宝成认识了一位出手阔绰的老板，那人怂恿他，到南方去挣大钱。出发前，宝成给家里发了电报：“妈，老板跟我买了去云南的机票，我们去缅甸做生意赚大钱，等享儿福！”

三姐接了电报很欣喜，把宝成的话反反复复讲了好几天：“我儿子都坐上飞机了！”、“马上就要跟着大老板出国做大买卖了！”、“我儿子终于要出人头地了！”

但才半个月，村委会接到了政府的电话：宝成在云南瑞丽一个小镇上贩毒，被警察抓了，请村委会和三姐配合调查。

后来宝成说，一下飞机，老板就以方便统一管理为由，没收了他的身份证和钱，到了瑞丽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去缅甸做什么玉器生意。

宝成这事让三哥三姐在村里抬不起头，三姐处理完大儿子的事情，就去了省城，跟着娘家亲戚收垃圾废品。

二十多年后，母亲和那些卖血的村民都已年过半百，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的人再也干不了重活，提一桶水，就得靠着墙角歇半天；有的人吃不下饭，身体疼得睡不着觉，整夜辗转、翻覆；三姐也病了，从省城回到家中休养，一待就是大半年。

回村后，三姐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她开始连续地恶心呕吐，去医院做检查才得知，她得的是丙肝，检查出来时，已经是晚期，很可能就是当年卖血时染上的。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三姐当年卖血染上了病！

那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们也惊慌起来，大家相继都去做了检查。结果令人震惊：全村七十名老人中，五十余人感染上丙肝，其中十余人已是肝癌晚期，甚至有夫妇同时感染。

三姐来找我母亲，坐在一起说话，拉家常，记得那时，三姐说话的声音已相当虚弱，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很吃力。她伸出枯瘦的手，拉着母亲，诉说当年的贫穷与窘迫——有一年，三姐回娘家，依然穿着那件向母亲借的藕粉色女式西装，有邻居问起来：“怎么一年到头总是穿同一身衣服？”三哥为人老实，径直回答说：“只有这件借的衣服才合身。”三姐说，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为了摆脱那种生活状态，对于当年的三姐来说，卖血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

“哪里想得到会搞坏了大家的身体。”三姐心里对大家有愧疚，“这一辈子，不服，不服啊！我总是不认命。如今，我病得最重，都是孽障，该偿债了。”

母亲听得泪眼婆娑，说了一大堆宽慰的话，让三姐把心放宽些，好好休养身体，等着享儿女们的福，还说，卖血的事情，没人怪她，大家只是随大流，想多挣点钱。听完母亲的话，三姐灰白的嘴唇轻微抽动几下，想说些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

回家不久，三姐就自杀了，她趁家人熟睡时，吞了一把安眠药。入殓时，我看到三姐已经失去生命气息的脸，蜡黄枯瘦，但却平静安详，像经历了彻底的解脱。

那一年，三姐刚刚五十一岁。

编辑：朱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