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照利益分化与获得、社会发展与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将中国人民划分为三个群体：既得利益者阶层、中间阶层和弱势利益阶层
。
（一）既得利益者阶层的政治价值取向
既得利益群体指的是
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凭借着制度设置、政府调控、政治资源等得到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
既得利益者阶层包括了
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经理人员、
证券大户、影视歌星、体育明星、外企高管、国企高管等，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体制变迁中是获益最多的人或最具有话语权的人。这个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对我国当下的制度建设、法制环境、文化环境不满意，他们对自己的财产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对教育环境嗤之以鼻、对法制建设深表忧虑，他们选择用脚投票——移民海外或将资本转移到海外。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中有一部分人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坚定的拥护当前的社会制度与执政党，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力图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法和最优秀的理论支持，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者和解释者。但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的另一部分成员而言，把公共权力作为一种私有的稀缺资源参与市场经济的运作，进而吸引金钱、土地、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企图为他们本人及家庭攫取巨额的经济利益。他们不谈制度认同、政党认同而是经济利益的认同，注重的是可以得到多少金钱、资本如何增殖。
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们
获得了经济利益却没有强大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必然寻求更多的政治保护。最为稳妥的政治保护是自己掌握政治权力、自己制定各种社会管理规则以实现资本政治化和政治资本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的一部分人凭借着政治权力享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他们或许赞同但并不认同当下的制度与管理，但是他们真心的拥护执政党的领导和当前的政治制度与政府。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因为掌握政治权力的通道受到限制、不安全感仍然存在。一方面他们坚持在国内发展，将自己的事业重心置于社会主义市场之中；另一方面，他们中一部分人又将自己的家人、资产转向国外，企图将自己变成“美国人”、“欧洲人”，对自己的国民身份认同存在有诸多困难。影视歌星更是如此。这种矛盾的行为表现反映的是他们对国内的政治生态、法制环境等认同不够，也说明了既得利益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期望我国社会改革与转型能更加有力和健康，希望有力度更大的改革、更完善的体制和更为健全的法律。
概言之，处于金字塔尖的既得利益者中既有坚定的政治情感、政治道德和政治信仰的皈依者，也有很多尚未上升到政治认同高度的个人利益认同者。
（二）中间阶层稳定政治心理中的不稳定
这个群体中的多数人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及职业声望在整个社会中居于中间，客观上他们的经济收入、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符合学者们对中间阶层的一般界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依靠工资生活、具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其消费具有时尚性、舒适性、符号性等特征
。中国的中间阶层是获取了一定利益但对一些现行规则和社会现实有一定保留意见的群体，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
中间阶层既有跃居更高阶层的希望和可能也有跌落到社会下层的危险，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稳定的政治心理中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
中间阶层的政治心理中比较稳定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未来发展空间和精神满足的渴望，不稳定的是其政治认同与其现实的利益实现的差距所产生的认同程度的波动。
生活中，处在中间阶层的人们各种资源和利益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享有，他们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追溯中间阶层的个人发展史，他们或来自于小康之家或从底层奋斗而来，对社会的底层和上层都有所了解，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愿望迫切。在社会流动渠道畅通的条件下他们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可以达到自己的预设目标与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肯定了自己、也肯定了国家的政策与管理，自我认同和政治认同是同一过程的建构。
目前，我国已出现了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通道因种种原因而不够畅通，渴望实现个体发展的个人容易因此而否定政府政策，产生负面的政治情感。
中间阶层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也会
面对窘境、遇到困难，但他们满怀希望和信心能够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对于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压力，他们期望通过制度完善、个人努力来疏导
。
总而言之，他们中的多数人希望通过温和的社会政治措施、经济改革和体制完善来创设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个人的努力来实现更美的社会理想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要提高中间阶层的政治认同必须在发扬我国教育传统、改进教育制度和提高教育水平的同时，更要关注到目前的房地产制度、工资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让处于夹心层的他们看到社会的希望、家庭的未来和个人的前景。
（三）弱势利益阶层的政治认同
弱势利益阶层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些阶层之所以弱势有些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有些是因为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排斥造成的。这
些阶层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不足、医疗支持不够、发展机会不均、政治表达欠缺等社会支持短缺所形成的社会排斥。
如果说中间阶层在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上都得到了部分实现的话，那么社会底层的民众得到更为公平的物质利益的机会较少，话语权以及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参政渠道、参政能力也受到多种限制。他们的发展机会低、占有资源少，在社会政治经济事务中处于或濒临于“失语”境地。“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的纵向普遍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延缓了底层民众由于横向比较而产生的质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贫富差距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底层民众的社会不满感将不断加重，通过经济增长而积累起来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也将不断流失。”
改革开放后相关分配体制和发展机会使得底层民众的社会不满感、相对剥夺感在社会现实和某些媒体的解读中有所强化，本已脆弱的理想认同、政策认同、政府认同和执政党认同也一定程度地弱化。
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利益分配格局，贫富分化不断加大，相当一部分底层人民的生活从安稳走向风险、从故乡走向远方、从家人团聚走向骨肉分离。即便是通过“农民工积分入户”定居在城市，拥有了城市的户口，可他们还是有未能融入城市的尴尬与孤独。对于第二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已不再如父辈一样熟练掌握着务农的技术和经验，可以自主选择留在城市或农村。
留在城市，他们在城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身份认同上有困境；回到农村，已经城市化了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产习惯同样让他们对农村陌生、恐慌。
若想提高弱势阶层的政治认同，就必须贯彻好“先富带动后富”、区域协调发展、农村现代化、积极扩大就业等政策，并且要创设相应的制度环境与人文环境，要让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完善起来，人民无养老、医疗和教育的后顾之忧，能够真正安居乐业。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因利益不断分化而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因其利益实现程度不同对
政府、社会政策和执政党的
态度也不同，其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取决于利益实现。同一阶层内部人们的利益实现同样具有差异，生成更多的利益小群体，其政治认同、政治情感也有不同。多个群体、不同阶层的不同政治态度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和社会政治生态。若要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科学执政就必须用优秀的文化涵养老百姓的价值理想、培育新的更高的利益认同；充分地调动政治力量，做好政策调研，整合多个阶层的利益分配，力求公开、公正、协调发展；疏通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有效调控资源的分配与流动、防止阶层固化和利益固化，保证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还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做好制度反腐，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避免陷入“塔西坨陷阱”。
原文刊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编辑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