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的视角出发，我们常刻板地不加区分地将“外国”视作一个整体；
作为“外国”的子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起来更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但，当你亲身来到这些国家中的一个或几个时，你会不得不感慨这些国家、这些人之间的差异性之大宛如群星闪耀，堪称璀璨。
事实上，“一带一路”这个概念本身也并非一个本质性概念，它是从中国过去几十年间与以第三世界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强度的交往中生长出来的。换句话说，是先有了数十年的“一带一路”实践，才有了水到渠成的“一带一路”提法。
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实践当中，有国家主导的基本民生援建，有大型国企推动的基础设施承包项目；有理想主义者们主动的献身，有私人企业老板们的“富贵险中求”，更多的则是普通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而背井离乡的打拼。这些实践中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正直，有人滑头；有人热血沸腾，有人牢骚满腹。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共同贡献了“一带一路”的繁荣，没有贵贱之别。诸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也各有差别。它们有的底子厚，有的底子薄；有的营商环境好，有的十分艰难；有的和平稳定，有的战乱频发。
这种自发性、多样性、市场性、自由性，正是“一带一路”真正得以繁荣的根本原因。
如同一个复杂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每天都有无数新的个体出生和成功、老的个体死去和失败，整个系统则在这样的生生不息中蓬勃发展。
这意味着，
当我们讨论、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绝不可以一概而论，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本文要讲的，就是这片浩如烟海的
“
一带一路
”
实践中的一例。笔者不奢望这一小小案例能够直接为实践提供参考或警示；真正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观察
“
一带一路
”
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窗口。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堪称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所有负面概念的总回收站，人们往往不问其国别、民族、地理、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将其笼统地概括为贫穷、战乱、野蛮与荒诞。然而，每当我们谈及非洲大陆的荒蛮，却总是无意识地过滤掉一个国家——南非。
无论是人口组成、发达程度还是国际地位，南非都特殊得不像是个非洲国家。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人均GDP是330美元，约为今天的2.5%。同年南非的人均GDP达到3300美元，恰好是中国的10倍，按当时的购买力平价标准，是毫无争议的发达国家。
当中国人还在研究如何将尿素袋子改装成裤子的时候，南非已经进入了“锅里一只嫩鸡，车库里两辆车”的“胡佛时代”。这里面固然存在白人殖民背景下南非悬殊的贫富差距，但
我们不得不承认南非在经济总量和工业实力上对于整个非洲大陆的压倒性优势。
1990年，南非的总发电量为15万吉瓦时，人均用电量达3900千瓦时，是同期中国的8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的数十乃至数百倍。
一个品类齐全、基建完整的工业国，出现在一片近乎原始状态的大陆当中会是什么后果？没错，
南非的一切产业——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几乎支配了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非洲本土的产业在南非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受限于地理距离与政治距离，在非洲大陆上，东亚和欧美的产品想要与南非竞争也不容易。
在坦桑尼亚，在赞比亚，在津巴布韦，一名普通消费者所能购买到的任何一件稍微体面的商品，十有八九都是南非品牌。
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南非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的支配达到何种程度？
我甚至可以这样讲：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个国家工薪到中产阶层消费品的物价，除了其本国的税收政策之外，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到南非之间的地理距离和运输难度。
距离南非越近、运输难度越低，该国的物价水平就越低。高端如欧美，实惠如中国，这些强大经济体对南部非洲物价的影响甚至连个水花都看不到。
就是恐怖如斯。
可以与南非对比的另一个标志性的发达国家是前南斯拉夫。1990年，南斯拉夫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与南非基本相当。三十年过去，伴随着东欧剧变，南斯拉夫解体成了六大块、八小块。其中，最惨的塞尔维亚被打了十年、制裁了十年，一直受到欧盟和北约系统性地威压，到2021年人均GDP是9200美元；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的人均GDP则达到了23500美元。
与之相对，
风调雨顺了三十年的南非，2021年的人均GDP是7055美元，约为中国的60%，塞尔维亚的75%。
2021年，南非的发电量为21.5万吉瓦时，仅比1990年高约40%，相比2019年减少了7.4%，降至自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并仍在迅速下降。南非全国当前正在运营的火力发电站有15个,其中13个电站是1990年前建成的,它们的平均服役时间超过43年。
南非为何陷入持续衰退？
人们的分析通常如二极管一般分为两派。
一派是黑人中心派，
认为过去白人殖民时期的经济成就都是虚假的，仅仅由白人享有，黑人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废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看似经济数据不佳，但由黑人运转的南非经济运行是健康的。
另一派则是白人中心派，
他们认为黑人先天懒惰“劣等”，无力运转一个国家，南非经济的命脉在于白人，白人走了之后的南非注定死路一条。
这两派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如出一辙。它们压根就是同一派观点，那就是“罔顾事实派”。
前者不值一驳：20世纪末至今，南非经济的坐吃山空是不容置疑的铁的事实。
近三十年来，南非除了对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几个主要城市市中心的高楼大厦等地标建筑做了一点表面建设之外，电力、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几乎没有任何更新。
现如今，南非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每日的停电时间已达七个半小时，其他主要城市每日的停电时间也达到了2~7小时不等。一位1998年就来南非打拼的中国老板告诉我，他所在的城市25年来没有建一条新路，现有的道路出现破损，当地政府也只是用“大泥巴”进行所谓的“修补”，从不使用任何建材，无论是水泥还是沥青，哪怕是石子也没有。一下雨，大泥巴随着雨水流走，破损的公路现出原形，情况比之前更加糟糕。政府会坦率地告诉你“钱被人贪污了”，但“不知道是谁”，也没有人会为此承担责任。
既然前者的论点显然错误，那么白人中心论的观点就正确吗？
显然不是，举证也同样简单：非洲并不是只有南非一个黑人主体国家，我们有许多个参考系。
与南非的电力供应下降至15年来最低点相对应的，是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几个东南非国家正在举全国之力兴修电力基础设施。
以赞比亚为例，于2023年初达到满发的下凯富峡水电站装机容量达750兆瓦，以一己之力将整个赞比亚的发电量提升了38%，使得赞比亚从电力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预计于2024年开始逐步投产发电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的满发装机容量更是高达2115兆瓦，建成后将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水电站，坦桑尼亚全国的总发电量也将翻上一倍。
2021年，坦桑尼亚的人均GDP为1100美元，相比1990年翻了6.6倍。这个数字虽不能与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在快速增长期动辄30倍、40倍地翻番相比，但放眼世界，30年翻6.6倍仍然是非常瞩目的成就。大型水电站外，这些东南非国家的光伏电站、风电站和天然气电站等也在快速地筹划修建中。
笔者曾在坦桑尼亚、赞比亚等东南非国家工作生活两年。从实际情况来看，
这些新兴的东南非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过去的若干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主动作为的政府。
后发国家现代化之初，往往因为工业门类的缺乏而处处掣肘，市场难以稳定运转，几乎必然需要国有部门或私有垄断部门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少数关键的工业门类建设中，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发展经济学中的“大推进”原理。
以坦桑尼亚为例，该国的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这一“大推进”。超大型水电站的前期投入巨大，往往高达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而一旦建成投产，其边际发电成本往往能降到每度1美分甚至更低。铁路、管道、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几乎都具有这样的属性。只要熬过建设期并成功投产，财政收入和工业化的雪球就能相对容易地滚起来。
在坦桑尼亚滚雪球的过程中，确实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诸如腐败、官僚主义、财富外流等问题，使得社会财富耗散；但是一个主动作为的政府至少可以保证大部分社会财富被集中用到恰当的地方。
工业化早期开发的项目财务状况基本都非常好，俗称“好吃的肉”；而难啃的骨头要轮到几十年后才啃，因此这个阶段对发展效率的要求并不高。
一个主动作为的政府，哪怕腐败稍显严重，只要能做成事，也能取得相当大的发展成就。
第二，实事求是的产业组织。
相比起西非、南非等发展不力的地区，东非国家在产业组织上最大的特点就是
对自身国情认知清楚，不盲目引用发达国家的高标准，而是实用主义至上。
在满足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先铺开符合自身经济状况的较低标准的基建，随后逐步升级，不盲求“一步到位”。在雇佣问题上，优先强调基层员工的雇员数量，尽可能地扩大企业的总雇佣数，而非盲目追求极少数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高薪酬。如此一来，发展的成果能够尽可能地普惠到多数平民，让他们获得收入和劳动技能。这能极大地增强社会稳定性，降低内乱风险，让发展的成果得以保全。
第三，对自己的长期福祉负责的普通民众。
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赞比亚，东南非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劳动者与刻板印象中懒惰的黑人都截然不同。他们实际上非常勤劳，干活很守规矩，只要你教给他，他就能原原本本地按照你所说的流程认真完成，很少为了省事而偷工减料，这一点甚至比中国的普遍情况还要强些。非洲工人的低效率，多数情况是由于管理人员生产组织不力，或者是由于工人劳动技能欠缺导致的，并非主观的消极怠工。至于劳动者按周、按月定期休假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生产效率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编制排班表等方式来弥补，个别企业、老板对此提出抱怨只能反映他们本身管理能力的落后。
从整体上讲，大部分当地工人都性格温和、吃苦耐劳。非洲整体的雇佣率很低，一旦有了工作并获取报酬的机会，大部分工人都会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在尊严不受威胁的前提下，他们非常乐意用尽可能多的劳动来换取更多报酬。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刻板印象，在这些国家绝非常态。
上述提到的特征当然并不绝对。即使在坦桑尼亚，社会中原始、落后的一面也随处可见，腐败更毋庸赘述；但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社会向前发展的强烈意愿。虽然南非企业在这些国家有强大的支配地位，但这些国家的企业仍然在竭尽全力地利用着本土优
势艰难发展。
此消彼长之间，事情总会出现转机。
南非市场的情况，基本上就是东南非新兴经济体的反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非经济，那就是“持续性的衰退”。这种衰退已经延续了二十余年，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看不到好转可能。
对企业而言，
南非市场通常被称为“特殊的高端市场”。
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
它既拥有发达国家市场那种极高的“纸面标准”与无穷无尽的官僚主义桎梏，但又没有发达国家市场中健全的市场环境、随处可得的机械设备和高素质劳动力。
最终的结果是，在南非市场，许多企业寸步难行，只能认下亏损、留下一笔烂账撤出了事。
我们的项目地点位于莱索托，但无论是项目适用规则、主导方、中高级雇员还是资金都来源于南非，因此我们的项目无疑属于南非市场。与我们在东南非新兴国家那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总能做成事”的感觉不同，
在南非市场，最大的感受就是“做不成事”。
我们作为承包商，通常面临两种业主：一类专业性强，行为也相对强势，他们会提出很高但合理且可实现的要求；另一类则是相对弱势的业主，他们专业能力相对薄弱，在技术上更依赖承包商，但相应的也会赋予承包商更多的权力，他们有时也会不信任承包商，但多数情况下这种不信任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化解。
然而在南非市场，业主往往兼具上述二者的缺点：业主既不够专业，又相当强势。
他们会提出很多难以实现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在专业上讲，又对工程的质量和效率毫无帮助。
例如，
南非对“本地雇佣”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他们不仅要求普通工人必须全部来自当地，工长和高级管理人员也必须有相当比例的本地雇员，工长的比例要求甚至高达99%（鉴于当地工长的平均素质，这一比例根本不可能达到）；同时，当地中高级雇员的要价极高，月薪动辄达到六七万元人民币，高出同等级的中方高管不少；与之相对，当地的普通工人月薪标准不到两千元人民币，不到中方工人的十分之一。除了人员，分包商中也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当地分包商，否则就不能干活。这些分包商的报价也畸高，有的甚至达到市场合理价格的三四倍。
作为跨国承包商，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劳动力的价格并不敏感。对于大型基建项目而言，工资并不算什么，真正要命的是工期和机械设备、材料的利用率。只要雇员能够胜任工作，切实提高工作效率，承包商情愿多付点钱。
真正要命的是，这些所谓的“工长”和“高管”的能力极差，几乎不能胜任工作。
他们的工作能力甚至不如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工资不及他们五分之一的技术人员。要价高，是因为市场恶劣，当地高级员工的就业机会极少——他们抱着“三年不开工，开工吃三年”的心态。
而当地的分包商，很多都是根本不具备施工能力的皮包公司，他们给出畸形的报价，原本就是为了让你拒绝这个报价，然后利用自己的本地关系赚个套皮的钱就撤出，空手套白狼。
不仅仅是施工生产，
这种“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阻碍感几乎无处不在
。
我们感觉像在沼泽中行走：一边是业主方催我们进场，一边是移民局故意卡我们签证；一边是当地要求增加周边村镇的雇佣，一边是政府要求必须通过指定的劳务公司从其他地方招人；一边在劳动力构成规定中“政治正确”的比例，一边又嫌我们招的人“素质低”。所有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既要又要”单独拿出任何一个都很难解决，放在一起更是寸步难行。
随着我们在南非市场运营的逐步深入，我们隐隐感觉，不论是当地政府、业主、雇员还是分包商，他们的行为都表明：他们或许并不真的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干好、干快。
在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工作时，我能明显地感受到当地业主和雇员对于这个工程项目的强烈自豪感和使命感。
不管是业主的大领导，还是最基层的作业工人，他们都清楚自己所从事的项目对他们的国家有多重要，进而也愿意为自己分内的工作尽职尽责。项目干好、干快，他们也能在以后的项目中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地位。
但在南非市场，“下一个项目”遥遥无期，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眼下这个项目中攫取更多的油水。
至于这个项目本身什么时候能干成、能不能干成，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甚至这个项目干不成、一直拖下去，或许才更符合他们的私人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