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培养了79名院士，却成为被时代抛弃得最远的大师

古墨社

他与陈寅恪、潘光旦、梅贻琦一起，并称“百年清华四大哲人”。

他是中国物理学会创建人，也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他培养了79名院士，23位两弹一星功勋中，超过一半是他学生。

但他晚年却被指控为“国家罪人”，沦落街头乞讨，死时被禁止登报说明。

这个被时代抛弃得最远的大师，就是叶企孙。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

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

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

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

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

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

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

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

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

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1949年10月叶企孙（左一）陪同陈毅参观清华大学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

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

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

“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

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

“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

（一）不谈宗教，

（二）不谈政治，

（三）宗旨忌远，

（四）议论忌高，

（五）切实求学，

（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

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28年，

清华的年轻教授在清华北院7号叶企孙寓所前合影。

左起：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萨本栋、萧遽、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

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

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

实验结果，

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

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 叶企孙报考清华学堂时的留影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

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

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

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

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

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

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

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

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

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

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

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 1956年，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奖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

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

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

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

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

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

资历年纪都不如他，

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

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

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

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

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

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

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

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

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

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

"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

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清华大学1932年度校务会议成员，左起：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梅贻琦、杨公兆、张子高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

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

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

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

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

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

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

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

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

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

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

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

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

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

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

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

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

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

"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

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 1932年，清华物理系职工合影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

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

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

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

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

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

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

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

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

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

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

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

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

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

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

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

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

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

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

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

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

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

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

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 1935年，叶企孙与亲戚及熊大缜合影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

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

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

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

“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

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

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

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

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

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

有时到一家小摊上，

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

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

“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

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

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

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

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

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 1962年的叶企孙，这也是他毕生少有的含笑的照片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

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

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

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

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

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

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

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

“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

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

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

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

他取出《宋书》来，

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

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

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

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

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1929年，

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

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

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

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

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

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

五十年后再下断语。

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

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

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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