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老师不在了，这怎么可能？
文｜丁骏 原发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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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那个秋天，陆谷孙先生和帕米拉·彼得斯女士第一次会面，在国权路的上岛咖啡。那年陆先生66岁，《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已在收尾，轻易不会“出洞”的陆先生破例进了咖啡馆，跟澳大利亚词典研究中心主席、64岁的彼得斯教授商量联合指导博士的事宜。那是复旦大学首次开启“博士联合培养项目”，而那个作为培养对象的“小白鼠”就是本人了。
总希望可以不要谈及自己——只要想起这些年被蹉跎的时光，博士论文一拖再拖，汉英词典稿越接越少，一本《英语词典史话》早早让陆先生写了序，却到今天也没完稿。先生还总是帮我找借口：“你最喜欢的终究是做文学翻译啊”，“孩子那么小，还是先顾孩子吧”……
我是2013年最后一个从陆谷孙先生那里毕业的词典学博士，在我的专业领域我没有取得任何配得上导师学问以及他十多年来言传身教之万一的成绩。可我不能不坐下来写一写我的导师，就如每一次经过国顺路路口，我都不能不再问自己一遍：陆老师已经不在了，这怎么可能？
师生合影，左四为陆谷孙，右一为本文作者丁骏
从小学到博士，我读了很多年书，参加了很多考试。但我真正开始“读书”，并且不再为了考试而读书，是因为陆老师。我一直记得那时还在读博士的高永伟师兄推荐我找陆先生做硕士导师，见面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找我，是因为我有名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心想你确实很有名，但终于没有那么说，虽然我的回答也是大实话：“我读了四年英语系可感觉英语还是那么差，也许跟您读硕士能学好点……”陆先生直接泼了冷水：“英语差肯定是没读书，今天起回家好好读书吧。”
他随手给我的第一本英语原版书是一本老旧的曾经的畅销小说，名不见经传到我早已忘了书名和作者，唯一记得的是讲了一个跟加勒比海盗有关的故事，我颇费力地读了下来，然后很老实地告诉老师我不喜欢这本书：“不好看。”记忆中陆先生似乎有点不高兴，沉默了好一会儿，让我很有些惴惴不安。后来慢慢了解到这正是陆先生人格魅力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所思所想与他的所言所行几乎是完全合拍的，且这种合拍也不分场合不分对象，近乎不计后果。晚年的陆先生非常不愿意出席各种场面活动，我想也是跟他的这一性格特点有很大关系，他唯一会参加的聚会就是跟三五老友或者远道来看望的学生们简单聚餐，毕竟这些人都是了解他的，了解他是真地不知“虚情敷衍”为何物。
沉默过后的陆先生又推荐了一本风格截然不同的大部头：《罗马帝国衰亡史》。直到今天我都暗暗怀疑当时从无名畅销小说家直接转到世界级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陆先生似乎是有点赌气的意思：“不自量力的小孩，你的水平正适合读轻小说，不信你读这个试试。”我咬牙试了，一个月后灰溜溜地来找导师：“没有看完，再给我点时间吧……”这次陆先生的回应很耐心，也让我终身受益：“大学里有没有读到过谁的东西，是你自己喜欢的，试着再找一下这些作家的作品，从自己喜欢的书读起吧。”我想到的是 Clarence Day，一位20世纪初的美国幽默作家，算不上大家，但我在大学里读到过他的散文，喜欢他让人捧腹的幽默。陆先生果然也知道 Day，让我去系图书馆找他的 Life with Father。我找到了，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读得好不淋漓尽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本厚厚的已经很破旧的老精装版就在我的床头放着，没事也会拿来翻一翻。
又过了一阵，某天跟陆先生说起 Day 的杂文有多讽刺，他一面点头一面说：“读书也不能太窄了，你读不读经典作家？”我说我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确实会写，但是他出版的作品实在少了点。还有没有别的？英国那些作家呢？劳伦斯，奥维尔，伍尔夫？”那时的我都只是在文学课上读过这些大家的选段，于是也如实相告。陆先生并没有太掩饰自己的失望，但他也没让我感觉我就一定“朽木不可雕”了。他转而问我有没有完整读过任何译成中文的名家作品，那我倒是读过一些，马上兴致勃勃地告诉他我一直喜欢俄罗斯作家，尤其托尔斯泰，尤其他的《复活》，陆先生打断我：“我有英文版的《复活》，你要不要读？”于是，Resurrection 成了我读的第一本英语译著，从那以后，但凡能找到的英译19世纪俄罗斯大家的作品，我都会拿来读。在悉尼读博士的很多个夜晚，放下论文，最好的放松就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那几大册《战争与和平》。后来我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专找喜欢的非英语作家的英译本，我自己的经验是，单从语言来看，这些书会比英语作家更容易，也就能更好更快地帮助阅读者建立读英语原版书的信心。英语译著不像英语原著那么多，但那时我喜欢逛国外的二手书店，记忆中每次都会有收获，从福楼拜到黑塞，从契诃夫到三岛由纪夫，从昆德拉到帕慕克，书柜里书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就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看的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很快似乎也不再需要陆先生督促了。因为无论是读英语译著还是原著，阅读都已经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乐趣，是我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做了母亲之后，我看书的时间少了很多，有机会去港台或国外，还是会到处找书店，想的都是给导师带书，知道只有以书做礼物才是他一定会欣然收下的。去导师家聊得最多的从来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不记得陆先生推荐过什么学术期刊的文章，倒是常常会聊一聊最近读的书，历史掌故，实事趣闻，英语中的新词新用法，某个中文成语谚语如何译成英语才最能实现“飞越和抵达”。
不过跟陆先生聊天我最喜欢听他念旧，这不仅因为他惊人的记忆力，他还有讲故事的天赋。很多人回忆童年趣事也都能讲得绘声绘色，但似乎一切都指向叙事者本人：看我做了什么，看我的经历多么特别……听陆先生讲自己的童年，我总感觉是跟着他的声音不知不觉就滑进了过去，吸引他也吸引我的是时间深处的那些人和事，是印在他记忆中的那些生动的画面，一张张让人感动的活生生的脸孔。
他最喜欢讲小时候余姚家里过年时的盛况，女人们进进出出一刻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各式各样好吃的面食；租种他家田地的农民早早赶来拜年，年货堆成了山；奶奶礼数周全，会给农民家的小孩一一包好红包，再捎上芝麻糖一类乡下小孩日常吃不着的甜嘴零食。大年初一家里的孩子们必定挨个去奶奶面前磕头问候，那天谁要是不注意说了“死”字，可就犯了大忌讳，奶奶是一定要拿来一张大大的黄草纸擦这小孩的嘴……最近一次听陆先生怀旧应该是今年3月，陪学成回国的包慧怡博士去看望他，不知怎么他就讲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军马还在啃他家里的大木柱子，调皮的表哥对着家门口的日本兵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说着陆先生就挥起手臂哼唱起进行曲来。
陆先生八岁丧母，生平念念不忘父亲对他的养育教诲，给他做的“规矩”——做人第一位的是诚信，小孩子最要紧好好学习，及至成人上对国下对家，就是责任和担当。进陆先生家客厅，最显眼的是正墙上陆先生父亲陆达成公的照片。陆老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做检讨，写生平回顾，手稿被陆先生仔细收藏，一页页塑封起来，当成最珍贵的遗产。“我父亲死后打开他的保险箱，里面没有金银财宝，放的是几个孩子的成绩单，还有我读书时给他写的检讨书，”陆先生有一次说，“现在轮到我好好保存我父亲的‘检讨’了……”陆先生晚年集中精力编写词典，已经很少分神做文学翻译，但他还是花大力气译了都德的短篇小说集，起因是他的父亲通法语，喜爱都德，早年译过不下10篇都德的小说；于是陆先生又从都德的英译本补译了一些，于2008年出版父子合译的《星期一的故事》。
陆先生生平最敬重的人还有他的导师徐燕谋先生，但他回忆徐老先生说的最多的是导师如何总在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给他泼冷水，提醒他不要“得意忘形”。似乎除了英语，陆先生向复旦英语系的老教授们学的最多的还是“做人”，是那一代被早早“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中国旧式学者的“文人做派”和“风骨”。
但陆先生的念旧不光是对自己的师长，他家有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胖阿姨”为他做饭，进陆家已快30年，平时会戏称陆先生为“老太爷”或“恶霸”。陆先生回忆90年代初的某个夏天，来自安徽的胖阿姨第一次在他家后院除草，身上的男士汗衫破了几个洞，胳膊上都是红肿的蚊子块，“我看了心里真是难过啊，就跟她商量让她留下做保姆吧……”那以后胖阿姨没再离开陆家。
年轻时的陆谷孙
2007年7月，作为第一个“试点联合培养博士”，我动身去了澳洲导师彼得斯教授所在的麦考瑞大学语言学系。之后的几年里我往返于上海和悉尼之间，与陆老师见面的次数明显减少，每次相见也总觉得他又显苍老。我一般会在傍晚去陆先生家，陪他出门去复旦校园散步，这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也应该是他唯一的“养身”习惯了。我们一路走一路闲聊我在悉尼的学习生活，记得路上总会遇见被复旦学生老师们散养的猫咪，陆先生会不时停步弯腰去看小猫，记忆中我们谈论猫的胖瘦习性似乎还多过我的论文。
陆先生对小动物和孩子的兴趣随着年龄有增无减，后来与我的女儿泼妞和毛毛碰面，他从不问那些大人对小孩的“套路”问题，他会与她们认真平等地对话，我总能从先生的表情语气中感受到，他对孩子们的回答充满了最真实的难以抑制的好奇；而以母亲的敏感，我又从孩子们的反应发现，她们感觉自己对于眼前这位老人来说是真正存在且与他完全平等的，也因此特别开心自在。无论酷暑严寒，陆先生都会对孩子雷打不动地款待以哈根达斯，我知道那是因为他自小钟爱冰淇淋，希望拿最好的冰淇淋与孩子们分享。还有一回，听说泼妞不爱冰淇淋了但喜欢画画，先生竟兴致勃勃地拿出纸和笔给她画了好几架飞机。
2011年我的博士学习终于进入尾声，在陆先生的支持下，我们在复旦英语系举办了复旦－麦考瑞词典学论坛，邀请到了彼得斯教授和另一位英国的欧洲词典学权威哈特曼教授，后来随着交流合作的深入，这一论坛逐渐发展为系列研讨会的形式。一周前举办的“英语医学术语研究及电子网络词典学”已是第4届，但陆先生却是永远地缺席了。其实对于英汉词典学，陆先生一直重实践远胜于理论研究，他主要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在一字一页地编写词典。陆先生常把词典编写比作夸父追日，英国词典之父约翰逊博士在自己的《英语词典》序言（1755年）中也把词典学家比作古希腊最早的阿卡迪亚族人，因为他们正是追逐太阳的人。凭着追逐太阳的坚韧意志和不屈精神，陆先生编写了一版再版的《新英汉》，成就了英汉双语词典史上不朽的《英汉大》第一版，也全程主持了《英汉大》第二版的修订，不久之后他便接下了成为他天鹅之歌的《大汉英》，却终于和夸父一样耗尽体力，面对远方地平线上的太阳慢慢倒下，再没有起来。
最后一次从陆先生家出来是今年七月初的某天，他总算答应到秋天见一见我的一位中医朋友，以他的年纪体力每天编汉英词典到下半夜，实在让人不安。陆先生的学生们见面经常聊起的是对他身体的担忧，原本很想写一写陆先生对教学的鞠躬尽瘁，写一写一尺讲台在他心中的神圣，可转念想起那么多他的学生后辈自发所写的怀念他的文章，似乎再说什么都多余了。
陆先生离世已余百日，而每次踏上国顺路，我还是会一阵心神恍惚：陆老师不在了，这怎么可能？我多么希望还能再从这里出发，陪陆老师去复旦校园散个步，听他说说最近在看的那本书里，一位脑科神经医生怎样描绘天堂的存在；看他指着满地的落叶感慨，当年如何跟他的同学们一起种下还是幼苗而今早已参天的这些梧桐树；然后他可能会突然用胳膊肘搡我一下：“快看，那里又有一只猫，黑的，吃得真肥啊。猫可是聪明呢，总能找到最暖和、最适合打盹的地方，那年冬天我房间外面的窗台上就来了这样一只猫……”
（本文作者系陆谷孙学生、复旦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丁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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