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人/许婷、张未冬
金融监管：寻求稳定与增长最大公约数
在3月24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大金融 大监管”分论坛上，金融监管再次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对原有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哪些改革？如何在稳定和增长间寻求平衡？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重点、面临哪些挑战以及未来改革方向怎样？与会嘉宾就上述问题发表了各自见解。
金融监管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认为，
个别金融机构稳健并不代表整个系统的稳健，因而在G20和巴塞尔都特别强调宏观审慎管理。
“我们许多风险来自于场外的金融交易，有很多衍生品交易敞口非常大，而中央银行并不知道风险所在。”吴晓灵表示，监管者需要从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三方面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在总结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经验时，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CEO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也提出，
金融监管要打通金融子行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渠道；健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关注交易对手的稳健性；要改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以控制风险敞口。
“金融监管总体上强化宏观审慎、覆盖更多的风险，方向是对的。”
巴曙松强调。
作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在加强监管政策、措施、执行的统筹协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吴晓灵表示，
如果想让协调机制能够更加有效，监管当局应该在监管理念和对金融产品的认识上，要更多地统一在一起。
在谈及2017年我国金融监管需要哪些改变时，吴晓灵希望，
“能够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给市场更多的投资和融资的自主权，这样才可以分散风险。
”
巴曙松认为，
在当前经济转型新阶段，原有金融机构服务的商业模式已出现不适应性。
如果不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推动知识创新的资本市场等金融工具发展，整个转型进程会受到制约。
同时，随着人民币贬值压力逐步减小，还需要一系列金融管理工具和有深度的市场，重新回到通过灵活的汇率机制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消灭风险最好的办法是允许金融机构破产
“消灭风险最好的办法是让风险暴露，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在吴晓灵看来，“个别金融机构的破产既是对市场风险的提示，也是消除市场坏的东西。”
吴晓灵认为，既然允许金融机构破产，金融机构就不适宜变得太大，有些金融机构市场份额应该缩小，才不会出现大而不倒的问题。金融机构不太大，出了问题让它倒闭就不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现在更关注的
风险是在银行体制之外，银行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风险往往在债券市场和“影子银行”。
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要是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关键在于要有信息的透明度。”吴晓灵强调，
监管当局现在最主要做的就是要统一监管标准；其次是统计数据；第三是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吴晓灵表示，中国有很多风险通过刚性兑付的方式给掩盖起来了。如果能够打破刚性兑付让风险真正暴露出来，可以减少风险积累，减少今后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寻求稳定与增长目标一致性
金融监管在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和金融机构经营之间如何平衡或者说如何把握合适的度？伊恩·约翰斯顿表示，
尽可能保持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性、一致性，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监管当局防范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是个别机构的风险。金融机构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如果经营风险的机构都是风险厌恶型，经济无法融资。”吴晓灵强调。
在巴曙松看来，
监管者和金融机构应该是激励相容的，两者可以去寻求目标上的一致性。
监管措施的加码，不可过度损害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
日本金融厅副长官冰见野良三（Ryozo HIMINO）在分享日本监管经验时提到，
金融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但也需可持续性的发展。
监管当局要注意监管体制改革的累积效应。不同监管主体对同一监管对象的各种监管要求相混合，最终可能会造成有悖于良好初衷的不良后果。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表示，
控制风险是必要的，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要把握尺度，
否则易导致金融企业行为过于谨慎，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金融机构自身发展。
英国保诚集团CEO 迈克·威尔斯（Mike WELLS）认为，监管当局在制定监管政策时，
需充分考虑参与主体多元化风险的平衡。
财政政策：需考虑简历中长期规划和预算框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运用货币政策拯救经济、刺激增长，从购债、购资产到负利率，货币政策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但同时也显现出边际效应递减。去年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指出，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财政政策同等重要。
在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的分会场上，与会嘉宾就“在结构性改革短期难以见效、货币政策‘透支’的当下，财政发力能否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什么样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为有效”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
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货币政策在促进金融稳定，以及避免全球性金融下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多年过去，世界经济依然复苏乏力，暴露出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才是阻碍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很难单单依靠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无疑需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配合，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
至于财政政策实施的空间有多大，与会嘉宾认为，
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的发挥强度和力度并不相同，这取决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周期以及已经使用的财政政策。
如果一个国家的赤字率和负债率比较低，可以采取直接增加财政投入来刺激消费和拉动需求；如果负债率比较高，经济又在结构调整中，就应该更多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而且必须强调现有支出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宜过多扩大财政赤字。刘伟表示：
“建立中长期的财政规划和预算框架，对今后一段时期的财力作出理性的统筹、中长期的安排，是整个财政政策在实行过程当中必须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