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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尔冬升：电影最大的能耐不过是提出问题》
将工作重心调整至北京的第三个冬天，59岁的尔冬升想念香港家中的三条狗。他在望京的工作室也是个人的临时住所里接受了《凤凰周刊》的采访。微寒的夜里，他起身去酒柜上取一支酒，耳边咿咿呀呀地放着黄小琥深沉的女声——这是为数不多具有生活气息的片刻。
“在北京没有生活，见到的每个人都是和我谈电影。”这个冬天他依然忙碌，他担任监制的《清水里的刀子》，11月12日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斩获“亚洲电影促进奖”和“评委会最佳摄影特别奖”——这是该片获得第21届釜山电影节最高奖新浪潮奖之后，再次被国际电影节肯定。12月2日，他执导的新电影《三少爷的剑》在大陆公映。
《清水里的刀子》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由新导演王学博执导，故事的主线是一个回族老妇人去世后，她的儿子和丈夫为是否要宰杀家中唯一的老牛为她做“四十”（亡人安葬后第四十天忌日）而产生了分歧。这头通人性的老牛看到了清水中的刀子，知道大限将至，于是三天不吃不喝，用一种内在的洁净平静地迎接死亡。
这是一个朴素又不失人文关怀的故事，发生在宁夏西海固。1972年，这里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评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靠商业电影闻名的尔冬升，竟然以监制身份出现在这样一部小众、低成本、以反映贫困地区回民生活和信仰的纪实电影里，让很多人惊讶。
不过，如果细察尔冬升的电影之路，就不会对此太过意外。1977年，尔冬升因主演楚原执导的武侠电影《三少爷的剑》而成名，曾是邵氏公司的第一英俊小生。后来，转型成为集导演、编剧、监制、演员于一身的全面手。在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他更是荣登评委会主席一职。
其实，商业成功的尔冬升并不缺乏人文关怀，在《癫佬正传》《旺角黑夜》《男人四十》《门徒》等影片中早已隐现。从业数十年，他始终关注现实社会的众生百态，在去年的《我是路人甲》中，更是以大明星为小龙套站台的方式，将视野投向了“横漂”这一特殊群体。
他调侃自己也是“漂在北京的人”，决定帮助那些“命运相似”的年轻导演在市场和创作中寻找出路，这也是他和《清水里的刀子》的缘起。
《三少爷的剑》，徐克和尔冬升在片场。
凤凰周刊：你很早就成名了，集演员、编剧、导演和主持人于一身。很难想象，从《癫佬正传》开始，不管是喜剧还是正剧，你的片子一直都在关注底层小人物。你曾受过谁的影响？或有过相似经历么？
尔冬升：与其说关注底层，不如说关注香港现实。我1957年出生，生长在香港九龙城，就像你们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那里还是很生活化的，同学来自香港各个阶层的家庭。我家里是做电影的，父母没让我受过什么苦。我念了5家中学，没参加高考，就直接进了邵氏公司。做演员的几年里，连超市的汽水都要助理买，和社会严重脱节，很浮躁，我想改变自己，所以就转型了。
别人看我的家庭很光鲜，但我从来不是上流社会的，也不想拍上流社会。我拍《枪王之王》，里面的人穿着西装天天开派对，但那不是我的生活，时尚芭莎那种聚会我从来没去过。倒是拍《我是路人甲》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刚进入电影圈时的一些影子，比较触动。关心底层和社会问题是个人兴趣，因为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市民社会，地方又小，绕不过去的。
凤凰周刊：你在《我是路人甲》《门徒》《癫佬正传》《异度空间》《旺角黑夜》这些片中对现实的思考比较深入，尤其是对特殊人群比如精神病人的刻画入木三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你会像许鞍华那样做社会调查搜集素材吗？
尔冬升：我没有那样搜集过，但很佩服能这么做的人。我搜集故事素材，会去找专业人士。这么多年下来，我认为电影最大的能耐也只是提出问题，我不会把编剧和导演的身份看得太重。确实，韩国性侵儿童的电影改变了法令，但那毕竟是少数。
其实，我做导演更像是为做编剧服务，我享受寻找人物故事的过程。过去我和秦天南合作较多，现在也愿意集体创作，因为一个人创作很孤独。我们这个行业不健康，剧作家容易得精神病，好的演员容易得抑郁症。我的《癫佬正传》和《异度空间》都提到精神病人，在电影行业这种风险更大。
做导演和编剧肯定要对社会敏感，要会找故事，要有常识。我认识其他行业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包括警察、医生、律师等，他们分享故事给我，但有些故事不能拍，不光是因为审查，而是因为不适用于电影。我希望电影能让人放松，不想做太沉重的东西，因为现实已经很沉重了。拍喜剧确实开心一点，比如《大魔术师》和《千杯不醉》；拍《门徒》就没有那么欢乐了，过程很沉重。
凤凰周刊：你的电影类型涉猎比较广，商业、艺术、纪实，你更愿意拍什么类型的电影？
尔冬升：我比较像艾伦·帕克（《贝隆夫人》《午夜快车》导演），什么戏都拍，但大方向是拍写实片。其实不论拍什么类型的电影，重点都是在表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人类的科技和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但人性没有太大变化，这是电影永恒的主题。
现在导演都要区分商业片和艺术片，但在我这里，只有大众和小众的区别。小众电影的比例在提高，因为三、四线城市的银幕增加了，之前小众电影消费群体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喜欢高端美剧，如《纸牌屋》，现在小镇青年越来越富裕，受教育程度和观赏能力也提升得很快。
欧洲的电影美学和艺术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有断层，而且不够包容。其实没必要抵制郭敬明，你不能期待十几岁的小孩看懂《太平轮》。可以学韩国和台湾地区引入分级制，这样电影的类型就多元了，电影院就该像个大型书局，什么戏都有。我作为一个监制或观众，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就是最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