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之外的习俗之用 | 微思客

李海默| 微思客撰稿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图源：百度百科

在去年完成的一篇论文中，笔者曾提出，穆勒对民主特性的分析认为，比多数人的暴政更为严重的是民主还将会带来社会“习俗的专制”（the despotism of custom），从而导致人类的“集体的平庸”（collective mediocrity），穆勒因此把个人自律部分地定义为对“习俗专制”的抵制。如果说“多数人的暴政”是个显性（或者说刚性）的威胁，那“习俗专制”就有点像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可能会形成一个罗网，一个圈套，引诱我们坠入，等着我们心悦诚服地自动缴械投降。但与此同时，“习俗”一词在“专制”以外其他的自身内涵向度（embedded dimension）里，最为重要的特性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交往所使用的风俗和习惯是普遍自由和个体自由一体化得以实现的社会媒介，从这个意义上看，自律和文化不是完全敌对的，因为自律本身要求文化基础。这提醒我们，在借鉴穆勒“习俗专制”理念的同时第一步要先着手清理中国文化中人文与理性的关键基石，去求得我们抵制“习俗专制”的自身文化基础，事实上，这也是重接那种比较纯正的“五四”传统（已发表于《中国的立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对此文的基本论断，笔者还是有信心的，不过从政治思想史的内在脉络观察，穆勒的“习俗专制”论说究竟是否值得重视呢？笔者仍心存疑惑，今年5月美国学者马克·里拉先生访沪时，笔者曾就此问题驰书请教。马克·里拉先生是卓越的欧洲思想史学者，也是以“精读原典”功力深厚而闻名学界的，他很热情地回信：“我个人的见解一向是，习俗当然可能是残暴的，但与此同时穆勒夸大了他所身处社会的习俗的残暴性（可能部分是由于他因与一位已婚女士的情缘，而遭到放逐）。但从更深的层面讲，他似乎没有发现习俗是如何支持自由的：在坚持社会规范与正派行为方面习俗做的越多，留给国家的工作就越少；如果习俗消失了，国家就必须完成本由习俗承担的工作。因此习俗实际是社会威信的一部分，他可能会变得残暴（就如国家那样），但他也能够帮助人们在彼此之间获得保护（也如国家那样）——而这，其实也是穆勒的目标”。

马克·里拉，图源：finance.sina.com.cn

马克·里拉先生的解答给了笔者不小的启发，他所指“习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给了笔者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就在最近几天，笔者从一本新译出的书上找到了更进一步的理论路径，事关“专制”之外的习俗之用，胜义纷呈，谨录于此。这本书就是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在此书所收《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史达林与统治术》一文（作于1952年）中，伯林写道：“在正常的社会中，舆论的变化，无论是自发的还是人为煽动的，都不会发生在真空里。它会遇到各种已有习俗和传统的抵制，并在某种程度上淹没或稀释于因自由社会中相对不受控制的思想感情倾向与各种陈规旧俗之间碰撞所激起的无数漩涡中”，这样说来，自由社会中的“各种已有习俗和传统”，“各种陈规旧俗”实际参与构成了社会运作的诸重要层面，充当了“缓衝器”的角色，防范“真空”的出现，保障了“舆论的变化”能显示出其力量而又不至于过度。伯林接着写道：“但在苏联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随机因素，主要是因为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独立思想消灭于萌芽状态。于是出现了某种真空，任何人为煽动的观点都很容易过头，达到荒谬的地步，最后以自我否定收场——不但从外部世界看是这样，即使从苏联内部看也是如此”（中译本第106页）。

笔者认为，伯林的陈义是很高的，“专制”之外的习俗之用，在于其防范“真空”的出现，保障了“舆论的变化”能显示出其力量而又不至于过度。我们都知道，像齐泽克等人所艳称的“以习俗、阶层、语言等组成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更多时候它只是隐藏起来而已”，已颇有市场，征服了不少读者。但是这样的断言某种意义上模糊了习俗的独特效用，并且过分夸张了习俗的“意识形态”性质，相较之下，笔者还是更倾心于这样一种判断：“全球化一直作为某种汇集了所有文化习俗的贮存器而发挥作用，仅管人们只有通过某些可利用的资源——如财富、人权以及个人的流动性——才能接触到这一贮存器，并且可能在各种制约条件下从中进行选择和抉择。这一进程通常伴随著赢家和输家”（澳洲学者霍尔顿（Robert J. Holton）所著《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译189页）。我们的未来正是要与“汇集了所有文化习俗的贮存器”打交道，是故更应重视与体察“专制”之外的习俗之用。

君不见，民国初建时，严复在北京发起成立孔教公会，虽屡为后世诟病，但严复尚且颇能看到问题的本质，他曾这样写道：“嗟乎！天下岂有无教而可为国者哉！教宜何从？审其历史风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其道至顺，则从之；非其历史风俗人心之宜、人心之安者，则可以致乱，如是则置之。”（可参阅王宪明：《知识·习俗·政治——民国初年孙中山与严複对建国问题的反思与探索》，《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作于201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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