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

“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这一点。”

1990年，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金庸热”逐渐形成。学生们对金庸小说的热读，现代文学研究中所感同身受的“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让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的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的流行感怀颇深： “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我还是欣赏其斑斓的色彩和光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登堂入室”之路

陈平原： 武侠尤其是金庸小说进入内地，是80年代的事情。作为热门的校园读物，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说，读萨特和读金庸是可以混在一起的，所谓西方哲学和通俗文学，不像今天分得那么清楚。我在广州读书时就接触到金庸小说，算是比较早的，但是并没有把它当作专业研究的对象。

1990年，我写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讲了游侠想象在整个中国历史及文化上的贡献。那本书是我所有著作里面接受面最广，版本也是最多的。这本书正式出版是在1992年春天。我在北大讲“中国人的游侠想象”这门专题课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或争议。因为我谈的是“游侠”，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现象看待。

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是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严老师在授予仪式上发表的那篇《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一个针对的是严老师的论述；另外一个针对北大的举措——作为新文化的提倡者，当年以批判鸳鸯蝴蝶派崛起，现在回过头接纳通俗小说，你怎么好意思？

1994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为金庸举办名誉教授授予仪式，之后金庸为学生们签名

1996年，我撰写《通俗小说在中国》，就从金庸风波说起。在这篇文章里，我谈及人们对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的普遍歧视，其根源是“五四”时期所构建的“新文学神话”。几十年中，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陈述，通俗文学被挤压到几无立锥之地。而这种对通俗文学的故意抹杀，近年来不断受到学界质疑。如何论述以及评价高低是一回事，大学课堂刻意回避通俗小说的局面，终将被打破。

严老师的特点是很有主见，非常坚持，人家批评他，他就更兴奋、更认真了，于是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金庸小说研究”的专题课。据说第一节课去了很多人，但听了一节课后不少人走了，因为他要求修课的学生写报告、参加讨论。可能学生们觉得，本来很好玩的一件事，被弄成了这么严肃，不高兴。严老师将金庸小说作为一个学术课题研究，成果就是1998年北大出版社刊行的《金庸小说论稿》。

金庸小说在80年代就进入内地，有的是内地盗印的，有的是从香港带进来的，有各种各样的单行本在读者中流传。1994年，金庸小说由本人定版且正式授权三联书店印行，书做得很认真，装帧也不错，这套全集对90年代以后金庸在内地的推广普及，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中间还有王一川等编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时，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那是一个新闻事件。

2008到2013年，由于各种因素的考虑，金庸对自己的小说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交给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刊行。对这次修改，学术界基本不关注，读者也不太接受。我以为，从最早的报纸连载转为图书出版，那次认真修订是成功的；2008年以后的修订本不太被认可，原因是，文学作品一旦定型并成为经典，就有其自身命运，一代代读者的接受期待和阅读趣味，使得他们拒绝作者对原作做较大的修改。

陈平原： 王朔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那种过分的苛刻和愤慨是他个人的风格，不必当真。而且，你会发现，金庸对王朔的批评很宽容。我半开玩笑地说，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窃喜。对有经验的作家来说，批评、赞赏都是一种关注和提醒。我再三说，金庸先生是从新闻业走出来的，他有自己的敏感和判断。王朔的批评不会对他造成大的伤害，反而会引起公众对他的关注。所以，查先生的回应非常客气，说了些王朔先生很聪明之类的话，根本不与其讨论武侠小说好坏的问题。讨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公众的关注是最要紧的。

查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武侠小说家的成就，大家没有争议。争议在于，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有其自身特点，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高低。查先生不喜欢人家说他是“武侠小说家”，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小说家”。小说家可以写各种题材，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一提“武侠小说家”，天地明显就变小了。当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时，有一个明显的错位。北大表扬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金庸当时讲的是中国历史的特点，而很多听众却是奔着武侠小说去的。

可以这么说，一直到90年代中期，尽管读者很多，金庸小说还是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后来，随着不少学者介入，包括在国外召开的几个学术讨论会，如199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刘再复和葛浩文组织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在日本横滨神奈川大学召开“金庸小说研讨会”，风气开始转变。经过这些学术活动，学界不再用轻视的眼光看待金庸，承认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也承认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值得关注。这是一个“登堂入室”的漫长过程，大家视野逐渐开阔，趣味也趋于多元，看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长盛不衰的背后

陈平原： 是这样的。作家的独创性和类型的延续性，必须两边都谈到。否认作家的独创性是不对的，金庸确实了不起，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格局；但是武侠小说这一类型小说如何一步步变过来，作为历史学家，你必须明白它演进的步伐。

我当年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时，新派武侠就谈这三个人：金庸、古龙、梁羽生。今天看来，这三个人中，为什么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有几个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学养在三人中是最好的。 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古龙做不到，古龙小说更多的是驰骋天外的想象力与诗意，犹如寸铁杀人，这与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是不一样的。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类型小说。金庸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第二，必须考虑到，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 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中央政府关注他，也是这个缘故，通过金庸的“社论”，可以了解香港舆论导向。而且，你仔细阅读金庸小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所以我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比如大家会谈到邓小平读他的小说，其实一开始也可能是关注香港舆论，不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看。

我曾在若干场合见到政治人物如省长省委书记等，与金庸亲切交谈，都说是他的热心读者。这其实不简单。古龙、梁羽生的小说不见得会进入政治人物的视野；人家即使私下阅读，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倾慕”。而金庸小说的读者，可以从最娱乐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谱极大。

第三，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很多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陈平原： 金庸早年的电影剧本写作，对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有没有影响，我未做研究。直觉不太像。如果谈电影手法（蒙太奇技巧）对小说的影响，古龙应该在他之上。古龙的小说一看就是从电影和日本漫画过来的。但是在长篇电视剧改编这方面，金庸的小说更有潜力，也比较容易操作。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金庸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报人和商人。说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比别人经营更为得法。记得一件事，当年他以1元人民币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版权卖给了央视，这是非常精明的手法。他的作品进入日本市场时，也采用过类似手法。这不是一般书生可以做到的。我说这些，并无褒贬之意，而是说他在原创核心完成后，在转移成电影电视游戏等衍生品的过程中，非常有经验，所以会被我们不断关注和提及。

请你记得，金庸作品进入内地40年来，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个相关的新闻事件出来，包括人物评价、版权纠纷、作品修订等。所以说，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