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商学院》杂志5月刊
作者：汪冰，精神卫生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积极心理学推广者，多年来致力于个人成长与幸福感提升的探索与实践。译有《幸福的方法》，著有《世界再亏欠你，也要敢于拥抱幸福》、《辣问爱情》。他也是中央电视台《夜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夜私语时》、《青春晚自习》的特约嘉宾，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Soho新势力》主持人。
当人们被工作本身的满意和挑战所激发, 而不是被外在的压力所激发时, 才表现得最有创造力。
朋友圈看到当年红极一时的文学网站“榕树下”创始人朱威廉曾提到，公司前台当年问过他为什么不在上海买几套房子，还说自己已经买了三套，而现在这个姑娘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这让我想到我认识的另一位创业者，他们公司前台是一位北京姑娘，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千块，但是开的车却是全公司最好的。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姑娘来上班就是给爸妈一个交代，她家因为拆迁有好几套房，靠“吃瓦片”（靠吃房租生活，北京老话）就已经进入富裕阶层。2016年，这位创业者的公司终于在A股上市。
不过，我看到一组调查数据，据统计2016年上半年A股上市的2918家企业中，有627家公司半年的利润尚不足1000万元，也就是说还赶不上北京一套学区房，我默默地祝福他不要位列其中。这样看来，如果只以金钱来衡量人生，那么似乎费半天劲创业确实还不如专心“房市”。如果成功的标准只有房产，去创造肯定会让位于去买房。
难怪多年前，郎咸平先生就在一篇《高房价让中国失去创造力》的专栏中提到，当年马云、马化腾、陈天桥差不多都是用50万元开始创业的，但是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手里有50万元会干什么呢？肯定是拿去付首付了。
我小时候所经历的高考改变命运，现在看来其实也是知识变现的另一种方式，所以才有了前一阵子热议的名校毕业买不起房。知识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如果只是用来交换学区房，那么知识一定会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折现的，一类是不可以的。难怪父母大多不太喜欢孩子学习无用的知识，凡是那些与高考无关的科目似乎连任课老师也是学校里的弱势群体。
在一个努力学习只为了最终结果的游戏规则中，积累知识的过程有多少痛苦，对未来变现的期望就有多高，当然最终的失望也会相应变大。这种强迫式、目的性过强的学习不仅扼杀着一代代人的创造力，也让我们很小就知道从众的重要性。上学的时候要努力考试，工作以后要赚钱买房。
当自我已经被“群殴”得面目模糊，我们只能紧赶慢赶交上首付，生怕自己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了。以前高考是命运的“分水岭”，现在似乎变成了房子，于是在农村地区“读书无用论”又一次抬头。读书不是没用，而是把读书和变现捆绑在一起实在是背离了学习知识的初衷。可是有人说，知识当然可以变现，比如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为知识付费。
我简单看了一下自己订阅的几个开通“打赏”功能的微信公众号，每篇平均有一千人左右打赏，按照最低每人5元，那么每篇文章的收入就至少5000元起，这可能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不大能想象的事情。但是如果倒过来，一个人纯粹是为了别人的打赏而写作，我不知道最终还能有多少人愿意不停地掏出钱包。因为内驱力一旦变成外驱力，自发就成了被迫，创造力也会打折。变现只是创造力的副产品，利益会束缚头脑，而创造需要解放思维。
有人提出了一种创造力的投资理论：创造性个体追求新异与超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当前可能并不受欢迎，可是一旦这种观念得到大家的喜爱和追捧，价值就来了，但是有创造性的个体又会马上投身于其他新观念的开发。按照这个理论，投其所好是无法真正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从无到有，勇气与创意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
我认识的很多文化创意领域的工作者，不仅需要漫长的积累期，还需要闲暇来感受与思考，而且创造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但是当生活成本和变现压力不断加码的时候，闲暇成为奢侈，试错也被遏制，于是大家一起疲于奔命地制造迎合与流俗的产品。当我们忙于动手就没有时间动脑了。
有人说北京房价高不能说明大城市不友善，只能说明你能力不够，房价高才能驱动人才的流动，您有本事就自然能留下来，抱怨竞争太激烈，只能说明你竞争力不够。这话从市场调节的角度来说有一定道理，但是对于那些怀揣理想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这个城市确实显得有些“高不可攀”，而这可能影响的是城市的活力与创造力。
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在北京，加拿大的多伦多正在因为高涨的房价和房租而流失更多的年轻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Paul
Kershaw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到了红色警戒的程度，住房支出正在把年轻人“赶出”多伦多。他发起的一项名为“Generation
Squeeze”，我喜欢把它翻译为——被碾压的一代，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促成政府对年轻人居住成本飞涨给予政策扶助。另一座国际大都市伦敦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在北京，很多年轻人会根据房租成本来选择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在能力建设的关键期必须更多考虑钱而不是未来发展。很多人的生涯规划都变成了房产计划，“我做现在的工作多少年才能在六环外买到房子”。身边几位大学毕业生，凡是在北京不为房租或买房发愁的年轻人多半都有“给力”的父母做后盾。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新鲜人才，但是生活成本的急剧上涨激发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人在被“猛兽”追赶的时候顾不上创造，只有撒丫子奔命。富人与穷人之间，因为有房与无房的鸿沟越来越深。“马太效应”严重伤害了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让他们感觉自己是既定游戏规则的受害者、背锅侠。本该活出自己，无所顾忌尝试生命可能性的青春岁月，却背上了重重的“壳”。
创造力研究者T. M. Amabile 在《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提出,
内在动机原则是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她的“内在动机原则”是指: 当人们被工作本身的满意和挑战所激发, 而不是被外在的压力所激发时,
才表现得最有创造力，换句话说，当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时，才最能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
我认识的一位90后，大学学的是音频工程专业。刚毕业时为了能有个好生活，他选择去一家卖音频设备的跨国公司，但是工作这几年他心里始终怀揣着做电影音频后期的梦想。如果辞职重新入行意味着未来的三四年收入锐减，加之，同学聚会时总有人说在哪里买了房，内心难免波动。好在他的女友很支持他，放弃在北京买房的想法，并让他以后不要再去参加同学会。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乐观地面对。
当然，享受到房地产福利的年轻人也未必就活力勃发。据报道，某县城因土地拆迁补偿款一夜暴富，夜幕降临后一派灯红酒绿的景象，KTV、酒吧几乎夜夜爆满，新开的酒店基本都配了麻将桌，结果吃喝嫖赌、吸毒的青少年日见增多。无论“房奴”还是“房二代”，当未来的生活道路已被铺就，对年轻人、对社会的创造力都可能是一种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