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可加关注
邻居的耳朵：
有观点的聆听
文
：晨光荣耀
只有浮云下的游子才渴念故乡。从《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到“中国三部曲”（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在纽约，台北，香港四处逡巡的这个歌者，已经登临过无数望向故乡的高楼，已经把羁旅上的栏杆拍遍。重复了一遍遍的无奈而悠长的呼唤，已经让他本就不动听的嗓音变得更加嘶哑。
其实，每个人在童稚的时候，更多怀想的也许是怎么离开故乡。罗大佑说他的《童年》里最重要的一句歌词是“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为了这简单的一句，他思考了两年。长大，意味着现在之“我”以及我所生存的“故乡”，需要更变为那个理想化的未来之“主人”以及足以安身立命的“家乡”。可惜的是，未来并不常常是理想的，而离开故乡的路却注定是不可逆的。长大的名字注定了是漂泊。
“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家(Ⅰ)）。”歌者和他的家的故事，从逃脱——回想——再到歌颂，构成了罗大佑音乐逻辑的源初结构。和故乡的形象互为表里的童年，是用来转化当下生存焦虑的良方，也是罗大佑乡愁美学的起点，还是一次礼拜天国的密仪。敏感的歌者选择由柔弱的童年来宣判成熟的无力，宣判它丑陋。
城市和成长带来刺眼的阳光，罗大佑却在阳光里执拗地寻找黑色：“虽然难以想象，却更想妈妈，更想回到她的体内，享受她的青春的喜悦，以及那股黑暗的，蜷曲的无知的，温暖（《昨日遗书》）。”罗大佑的黑色，是孩童被母体包裹时看到的颜色。母亲的子宫赐予他叛世的魂，也传承他归属故国的梦。他在自传里说：“這種歸屬感跟我的民族意識有很大的關聯，從小我就意識到自己不只是屬於現在這個時候，也屬於很長的鎖鏈中的一部份。”不知从何时起，他不仅梦见鹿港小镇的香火，还梦见江南三月的春帷，青石的街道，以及其他他从来未曾见过的事物。梦，是一念无着的执想在拒绝现实，因为在那个现实的大陆，威权主义的红旗遮住了迢迢青山的黛色，而他真正的“原乡”台湾，则刚刚失去联合国席位并将不会再被称为“中国”。于是，这双重的乡愁成了飞不动的杜鹃，在心中日夜长鸣，声声泣血。是以从来没有去过鹿港的歌者，决然要以一首伟大的歌曲来歌颂它想象中的美德——它的善良，纯朴与虔诚，从而为他被台北的霓虹灯慑住灵魂的那个夜晚，为现代文明的一切设立一个凛然的他者。
文明在演进，却常常并不像是进化，因为今天的我们是这么频繁的发现昨天的自己是“他者”，恨不能“砍去我那万能的双手”换一对飞往昨日的翅膀。我们的脚步，一旦离开“那个”故乡，就进入了不断“设立”新的故乡和只能回到“陌生的”故乡的循环。在歌曲的最后，罗大佑也只能感叹红砖的鹿港将要变为一座水泥墙的新城了。正是因为没有找到故乡，所以才要一遍遍呼唤故乡；正是因为永远不能回到故乡，所以故乡永在。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时说：“返回的行进就是家乡的持存”。于是，“原乡”从地理性质的存在，彻底变成音乐和诗意的存在，并只能如此而在。而每一首对故乡唱出的歌都是挽歌——“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
坟墓，曾是罗大佑释放记忆的祭坛。「清明節我們去掃墓的時候，面對滿山家族的墳墓，總會覺得有一股肅然的敬意，好像是面對過去許許多多的我，每一個我都有一段生死的夢幻之旅，這些喜怒哀樂的記憶留存在我的血液裡，當我的指尖觸到鋼琴鍵的時候，它就像一縷煙般地飄散在空中。我想，這就是中國人的存在狀態，既是責任，也是詩情畫意。」
罗大佑从死亡的庄严里看到诗情画意，因为情思的轻在他这里变为沉重，历史的沉重在他这里变作轻。也许他从没写过情歌，也许他写过许多首情歌。因为他的情歌既可以给情人，也可以给母亲，还可以给中国。罗大佑爱的中国，没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没有民国和共和国的界限，没有那些杀戮史和屈辱史，她永驻雪月风花，永生眉目如画。她是他的恋人，不因任何成长、文明、污染、分裂而易容，“形胜驻群目，坚贞指苍穹”。因为他爱着她，所以“无法对那些‘我所不能了解的事’欲拒还迎，无法对现象七十二变嬉皮笑脸”。因为他抵触成长，所以他是个顽童，不是个批评家。较之当代愤青面对时事时的急急划清势力，抬高姿态，炫耀立场，罗大佑既不屑于表露自己的明智，也不站什么立场。现代文明蚕食传统，他就唾弃它，工业社会污染家园，他就攻击它，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做了荒唐的行径，谁就被嘲弄；作为抵抗者的李登辉收到鼓励他的《台湾进行曲》，作为虚伪者的李登辉又收到一首讽刺他的《阿辉饲了一只狗》。罗大佑的弃医从乐，就由此让人想到了80年前另一个人的弃医从文；只是，他拒斥伟大，只虔敬地保藏他标志性的情爱冲动和虚无表情。
创作《家》的时候的罗大佑，已经是一个注定要逃开“变色的长城”，而堕入永久轮回的漂泊之中的浪子了。在没有人纪念原乡的年代，罗大佑歌中最有乡土风味的段落要靠日本人三枝成章（此人最出名的作品据说是Z高达的原声）的笔来写下。有如王家新所说：“回去，只是为了再离开，甚或永远离开。对那个故乡的世界，我仍爱着，却无法再在那里生活。”唯有他的歌在世界的黑暗里道出神圣，唯有他真心地爱过并哭过，因此他一句“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让其他人造的沧桑统统变得矫情。
说忘，然而却不可以忘的，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在国内的人，也许总觉得自己的国家可恼可憎；而在海外的中国人，却总能轻易罹患乡愁的风湿病。思乡病是20世纪华人宿命的疾病。在这个世纪，中国人曾陷入激进主义的疯狂，国土分裂的悲恸，自相残杀的地狱，和专制主义的危机，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把华人冲散在海角天涯，有家不可认，有家不可回。虽然我们不断地把各自的作品，从繁体翻到简体，从英文翻到中文，虽然我们不断地提起诗经，提起故宫，甚至中华，却很难再心平气和的提到“中国”。威权主义的暴虐摧毁的不仅是文艺瑰宝的本物，也是对中华文明的整体认同；它甚至让许多人对中华文明产生逆反心理，把文化资产与爱国主义都贬作“无聊的破铜烂铁”、“可笑的民族主义”。新的巨幕，正在年轻一代中间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