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受邀参加2017复旦上海论坛。期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与之进行了一场轻松有趣的学术对话。张军教授赐稿观察者网首发。
皮萨里德斯出生在塞浦路斯，后在英国求学任教数十年并加入英国国籍，如今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2010年，因为在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理论上的巨大贡献，他与另外两位美国学者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观察者网特约译者张成 听译】
张军对话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现场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李国辉|摄
与导师森岛通夫的过往
张军
：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再次见到您。我还记得我们初次相识是两年前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当时我们受经济学院院长的邀请共同出席一场大型学术会议。过去几年来，您也受邀到北京出席活动，还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我十分关注您的活动，但是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您本人。
我了解到您本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那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了解到您的博士生导师是日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教授。而我那个时候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时候，就是在那里的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及相关学科国际研究中心（简称STICERD）做研究的。当我看到森岛通夫的画像时，我感到特别惊讶。您是否可以谈一下自己师从森岛通夫教授的经过？
皮萨里德斯
：我认识森岛通夫是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当时他曾在埃塞克斯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埃塞克斯大学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前来访学，研究全球经济问题。
森岛通夫到埃塞克斯大学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数学和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对数理经济尤其感兴趣。
我当时则对技术问题和纯数学比较感兴趣，但是我听从了父母的一番话而转向数理经济的学习。他们曾对我说，如果进行纯数学的研究，可能在塞浦路斯一辈子都争抢不到一份工作。
我喜欢森岛治学的方式，他非常严谨地推导数学公式。他英语很差，但经常能用一些比喻的说法来表达意思，比如你要建城堡，那么最好不要将它建在沙滩上。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从森岛的这个比喻出发，谈微观基础的。
张军
：那您博士论文的题目全称是什么？
皮萨里德斯
：我记得我当时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通货膨胀和就业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Theory——译者注）。我当时想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宏观经济，尤其是关注就业和失业的相关问题，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宏观经济表现为何差异巨大等。
我一直都在进行这样的研究，从经济问题入手推导公式，不过森岛通夫鼓励我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入手，学习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凯恩斯等人的经典著作。
张军
：他们都是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了，难道森岛通夫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吗？
皮萨里德斯
：不是，我想他可能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他的经济学是在战争时期自学的。
张军
：您是说他的经济学是在日本学的？或是在什么别的地方学的？
皮萨里德斯
：他是在日本学习和研究的。当时他研究了约翰•希克斯等人的经济学理论。他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完成了一本著名的作品，其中研究的是资本积累的问题。
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权威森岛通夫（1923-2004年），自认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张军
：在中国，森岛通夫并不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但是，一旦人们知道森岛通夫这个名字，他们都会说他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权威。
皮萨里德斯
：在上世纪70年代，他认为传统的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因此有段时间他决定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古典经济学。
张军
：是的，他也是从这个角度接触马克思经济学的，他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吊诡的是，人们都说森岛通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大师，但是他的研究更关乎如何使用现代经济学来解释马克思的理论。
皮萨里德斯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森岛通夫持有批判性的态度。之后他决定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日本经济为什么会腾飞，鼓励那些大学的新生学习经济学，让他们能够理解并描绘90年代全球经济的前景。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甚至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转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森岛通夫对我说：“现在你只有一个人了，我们从事的是不同方向的研究”。
张军
：森岛通夫大约什么时候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
皮萨里德斯
：您指的是他搬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并居住吗？
张军
：是的。
皮萨里德斯
：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
欧盟发展前景很好 为什么我要去美国呢？
张军
：此时您主要是在从事论文创作，您完成博士论文后仍然选择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对吗？
皮萨里德斯
：不是的。毕业后我离开校园去求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塞浦路斯的中央银行。我返回祖国是因为塞浦路斯的政治状况，1974年塞浦路斯发生了希土两族的战争。我决意回国，因为当这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我在塞浦路斯的中央银行任职了6个月，然后我离开了塞浦路斯，计划返回英国的学界。之后我在南安普顿大学任教2年。
张军
：我记得您在南安普顿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皮萨里德斯
：不，我获得了埃塞克斯大学的学士学位，我的硕士学位也是在埃塞克斯大学获得的。硕士毕业后，我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我本来有个机会去美国，但我不想去。
张军
：这也是我很好奇的一点，您为什么没有去美国，而是待在了英国？当时经济学的主流已经是在美国，美国经济学的研究能力也更强。
皮萨里德斯
：那不是我唯一一次放弃去美国，我不去美国从事研究是出于个人好恶，搬到美国去学习、研究和工作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很强的吸引力，我想要待在欧洲。我是一个欧洲人，我觉得欧洲很好，欧盟发展的前景也很好。如果从市场容量和经济总量来看，欧盟的规模比美国还要大，为什么我要去美国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的一些大学确实会为学者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我承认自己获得过哈佛大学博士生的录取通知，但是我拒绝了这一邀请。你知道，我也能够在欧洲进行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在欧洲，我也可以与美国的学者进行密切的合作。
我想告诉青年学生和研究者，你们想要在研究事业上取得成功，不一定都要涌向美国，你们也能够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找到成功，也可以与美国的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与我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教授都是美国学者。
我曾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和学习，经济学是个国际化的职业。我在伦敦做研究从未感到不适，常驻与此。
说起伦敦政经学院，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待上35年到40年，有时候你会很喜欢这个地方，有时候你则会厌恶这个地方，也许更多的时候你会讨厌这个地方，因为我出生后就没有离开出生的地方太远。
伦敦政经学院的特立独行者
张军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除了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森岛通夫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可以让您师从之外，有没有其他经济学大师使您受益匪浅？
皮萨里德斯
：当时学院有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核心人物。我虽然归属于理论流派，不过我的理论更加偏向于应用型理论，它不是应用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而是应用于实际经济当中的，所以我成了特立独行者。
这导致我两次晋升教职失败，我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唯一一名两次晋升都失败的成员，因为他们觉得我研究的就业问题和英国正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毫不相关，而且我和其他所有人研究的也不是同样的问题。
不过，理论流派确实对我影响不小。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衰退，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等不少经济学家也开始研究应用经济学。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数据，他们尝试着去理解数据，并据此来制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