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 | 清理整顿：上海的新秩序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1937-2006），美国东亚史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他曾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主要作品包括《洪业 : 清朝开国史》（2010年）、《中华帝国的衰落》（2017年）、《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2007年）、《历史与意志 :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2005年）等。

三年来，由于上海人民不断的努力，上海已由一个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生存的城市，改变为不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独立发展的城市；已由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服务的城市，变成为人民、为生产服务的城市了。上海已大大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遗留下来的污毒，开始走上正常而健康的发展道路。

市长陈毅，上海，1952年5月28日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宣布了要将其战略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计划。中共的六届七中全会号召将抗日战争的重点转向城市。“在历史重要性上，自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我党十分困难地将工作中心转向了农村之后，这将是我党一个新的转变。”随着在国共内战中取胜的前景日益明朗，毛泽东越来越关心如何统治中国城市与农村的问题。1947年春天胡宗南对延安发动了进攻，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化名李德生逃跑。但到了当年8月，毛泽东的部队就在沙家店进行了反击并歼灭了胡宗南突进的两个旅，7个月后又在宜川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剩下的2.8万名士兵。这为毛泽东越过黄河、将革命传向全中国打开了道路。

一、 中共的新城市政策

甚至在这次胜利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收到了薄一波的一个报告，该报告汇报了中共在攻占了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后所出现的过火行为——人民解放军鼓励城市里的暴徒攻击私人住所并处死城市精英。毛在这份报告的空白处写道：“（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1948年2月，毛泽东继续宣告，党在新解放城市的政策应当是全力“增加生产、便利推销……劳资两利。”

毛泽东渡过黄河后前往山西省繁峙县伯强村，在那里他的通讯员告诉他，人民解放军经过激烈战斗已夺取了洛阳。1948年4月8日，毛泽东草拟了下面这封给洛阳前线领导人的电报：

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八、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

这封电报成为中共干部为准备夺取中国城市而必须学习的两份重要文件之一（另一份是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命令）。

中共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训练干部来接收华中、华南地区的城市。1948年5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告诉东北局，必须建立“大党校、大军校”以及一个大学来训练从事城市工作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1948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西柏坡（中共临时的农村总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一项决议，要求为新解放区训练三万到四万名干部。两个月之后的1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了“从济南、潍县及徐州职员工人中抽调大批比较进步的人员进行短期政治训练，准备将来接收”南京、上海、杭州与其他城市。中共华东局已经为这一任务做好了准备，一个原因是该局想要从希望升职的二十多万名老干部中提拔一部分人上来，另一个原因是该局已经招收了许多已经急切盼望南下的产业工人与青年知识分子。

到1948年秋，中共中央认识到接管城市所需的干部在数量上仍然不够。毛泽东自己向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发了一封电报，命令其司令员停止一切事务，“三月仍须整训，井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的决议》。这些干部中的一万五千名将由华东局训练并在1949年3月之前集合。华东局随后于12月25日决定，将从山东的三个地区招收所有这些干部。鲁中南区负责挑选和准备4，430名干部来接收上海、浙江与福建。

中共中央在1949年新年时宣布，挺进江南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随后将会立即进行干部挑选工作并进行预演攻击。挑选山东解放区干部的主要标准是“为南方挑选强壮的干部，让身体虚弱的干部留在家”。“南下干部”很快就成为“老革命”的同义词，南下干部并不愿意进入江南地区。许多山东人过去在上海做过苦力。他们返回家乡时都抱怨江南地区气候潮湿，方言奇怪、当地人既精明又瞧不起农村人、食物糟糕、扬子江三角洲还有许多毒蛇。

1949年2月7日，鲁中南区党委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县都召开为期两天的动员大会，并上交了一份南下干部的最终名单。一周后这些南下干部在台儿庄集合，学习了解他们将被分配去的地方的情况。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率领六十多名干部（包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到淮阴搜集情报并在上海进行“策反”。除了向准备进入上海的中共干部发放印刷资料，淮阴工作队还组织了一队干部来分析由上海地下党送回的军事和民事情报，随后准备了介绍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情况的详细材料，并印刷分发给“解放干部”。有关上海的材料题为《上海调查材料》，共有二十六卷，在1949年4月末完成。

同时，中共华东局社会部也在济南开设了一所警官学校，招收了一千多名青年学生。这些学生的任务是接收上海警察局并组建人民公安机关。3月中旬陈毅向这些青年干部发表了演讲，特别强调了入城纪律的重要性，不允许将他们“野”的游击队习气表现出来。陈毅说，粗野将会损害胜利，他的青年听众们都点头同意。

当时这支警察受训队伍驻扎在丹阳，名单已经准备好，一旦中共接收上海他们会立即被分配到上海警察局各处、分局、科甚至是专门的辖区。陈赓这位中共安全问题专家由于从事过地下工作，对上海十分了解，因此被任命为上海公安局局长。这支接收队伍得到了彻底的信息通报（上海警察局里的中共成员被秘密带往丹阳，表面上是回家探亲，实际上是向这些现已被任命为警察的南下干部提供自己部门的详细情况），每个干部对自己所要工作的警察岗位都十分熟悉。

就在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之前，中共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与会者再次重复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当23日早晨毛泽东动身前往首都北京之时——那里中共正在与南京政权举行最后时刻的和平谈判——告诉周恩来：“我们今天要进京‘赶考’。”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笑着说：“不。我们不是李自成。”

1949年4月18日，中共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谈判将于4月20日星期三结束。因此国民党代理主席李宗仁仅有两天时间对中共渡过长江并在长江南岸建立10个桥头堡的要求作出让步。4月19日李宗仁与国民党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与会者都拒绝有条件的投降。在同一天，中共宣布由陈毅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已经完成了渡江准备。

毛泽东的战略既英明又大胆，体现了他利用部队快速运动、夜间强行军和战场灵活性来从侧面攻敌的长期战略思想。毛泽东拒绝了他的参谋们提出的以集中兵力只攻击南京、靖江、江阴的建议，他决定将其总人数超过一百万的四个野战军部队在四百英里的战线上全部投入战斗，在从南京到上海的二百英里、从南京（长江向南转弯）到安庆的二百英里两条战线上对敌人进行全面打击。虽然汤恩伯准备在江阴抵抗中共渡江以防御江南地区，但毛泽东的西线集团军却渡过安庆与铜陵段长江，随后越过苏南封锁包围了太湖周围的诸多城市，并在上海南面与陈毅的东线军队汇合。

4月20日，上海市区的人们从下午5点起就开始听到了中共部队的炮火声，而且炮声变得越来越密集，这一开火比中共规定的和谈最后结束时间提前了七个小时。当中共部队于4月20日开始渡江时，负责防御南京的江阴要塞国民党将领却命令他的部队停火。一名忠于蒋介石的青年军官从背后射伤了这位将领，但此时已为时已晚：人民解放军已在长江南岸登陆。中共军队现在面对的是国民党22个军共35万人的军队。其中14个军布置在南京到上海之间的地带，“这种布置很明显地表明，汤恩伯的主要意图是要逃跑。”当中共东线集团军的35万名士兵占领了从靖江到上海之间这一地区时，在浙江到安庆地区一带为数30万人的中共部队则越过了八十英里长的长江战线向腹地推进，同时另有24万人的解放军部队穿过了安庆到芜湖二十五英里的地带，兵锋直指青阳。4月23日夜与到24日凌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到4月25日，针对已经退入上海到杭州之间江浙口袋地区的汤恩伯30万国民党部队，中共的部队已经“迅速闭合了陷阱”。当时陈毅的部队故意绕过了上海，转而夺取了距离上海西南只有53英里的嘉兴。这使得沪杭铁路与苏嘉铁路都落入了中共手中，切断了正在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条南下铁路线。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坚持要誓死保卫上海。

四、上海“陷入消沉的恍惚”

恐怖、死灰、寂静的日子；火焰焚烧的在晚（和着不断的枪声）。死亡逼近，女人们在尖叫，没有领到薪水的士兵强行闻入受惊的平民的住宅，黑夜弄堂里上演着喊叫、强奸和凶杀。为了得到从农村走私来的米，饿得半死的市民冒险爬行穿越围城的铁丝网。首饰、毒品和金条被缝入尸体好运送到藏匿之处……天亮之前，邪恶持续上升。

来自农村的难民塞满了通向城市的道路，直到这些道路不能通行为止。一些人自己带着小袋的大米；其他人则抢夺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东西：“一辆装着某位小市民储藏的五袋大米的轻型卡车，被塞在了外滩一头的外白渡大桥上。在汽车能够开动之前，一拥而上的乞丐刺破了每个袋子，并用帽子、口袋，甚至用手盛走了他的大米。”4月23日上海进行了军管，并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宵禁。装甲车守卫着主要桥梁。汽车司机几乎在每个拐弯处都被带着刺刀的士兵停车盘问。第二天上海的城市居民就发现，英国和美国的海军舰只从黄埔码头起锚，顺长江直下开往公海。美国公民正在登上威尔逊总统号客轮，而美国的外交官则搭乘飞机前往广州。

到虹桥机场的道路是如此拥挤，以致于那里的航空公司说已经不能从城市到达机场。航空公司被迫将乘客与机组人员从龙华机场用飞机运到虹桥机场。到龙华的道路也被塞满。许多居住在上海城郊豪宅中的外国商人回家时发现他们的仆人都已经跑了。而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周边建造的碉堡与坦克场给他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就在星期一，毛泽东和朱德广播了一条声明，号召上海政府所有各级官员——特别是警察随时待命，以防止发生工业破坏与抢劫。

在上海警察部队内部，中共地下干部已经开始为接收做准备。尽管当时国民党严密监视警察的“督察处”的特别系统已经逮捕了五十多名的警官，其中至少有三名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地下党成员，但在总数超过二万人的上海警察中共有十九个中共党小组。

从1930年代末开始，中共就已经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上海市警察局与上海市的上海警察局中建立了有组织的小组。在重重伪装下，这些坚定的共产党人坚持“三勤”原则：“勤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其他整风材料；“勤业”以便利用职位掩护党的工作；“勤交友”来建立支持者与未来同盟者的网络。抗日战争为中共党组织的扩张提供了机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上海警察部队中共有大约四十名中共地下党。

1942年到1945年，中共江苏省委转移到了淮安根据地，在那里由华中局负责领导上海的地下工作。像邵健、刘峰这样在上海警察部队中工作的资深中共干部，都一个接一个地——有时候与他们的家属一起——回到根据地，在华中局党校接受学习和训练之后再返回上海，并接管了上海警察部队内部十个中共党组织中的一个。在当时的上海警察部队中，有大约一百名地下工作者听从中共地下警察党委的指挥，这一警察党委又听从以万人为代表的中共地下上海市委的指挥。

万人最初负责的是中法校友联谊会，该协会中有一小部分共产党人在法租界警察局当警察和翻译。会员招收程序是严格的，完全基于个人关系。候选人必须在进行了一定的宣传工作之后，才会被当成积极分子看待，并被要求建立一个前线组织，并在组织名称中加上“中法校友联谊会”的关键字样，这一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党的新四军。

尽管中共的地下工作非常机警，但是占领上海的日本宪兵十分怀疑与之合作的伪警是否可靠，他们误以为伪警们仍然忠实于曾领导过上海市警察局的西方人。于是日本人经常要求他们“铲除英美思想”。到了1944年，有两千多名警察从伪警中被清洗出去。被清洗的警察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这些人离开警察队伍之后就离开上海加入到新四军或是八路军队伍中，但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在上海警察部队中的一个前线组织仍然有二百名成员。

中共不仅招收新的党员，还与上海警察部队中党外的中共同情者或同路人保持密切联系。当时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处督察长陆大公就是这样一个人。陆大公既不是国民党党员、也未参加帮派活动，更没有什么“靠山”。这种背景令陆大公在上海警界领导人的更迭中地位十分脆弱。当 1947年俞叔平成为警察局长后将陆大公明升暗降为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主席时，陆大公却找不到任何援手。这一点令陆大公非常愤怒，特别是当他发现许多国民党官员在物价飞腾时大肆受贿、而内战的主动权看似已经转到了共产党的一边之时。前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一直与中共地下党员保持联系，他领导的兴中学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共前线组织。陆大公后来也成为该组织的一员，这使他与肖大成这位中共特工发生了联系，后者说服他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并“站在人民的一边”。

内战期间在国民党警察内部从事地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需要十分细心和特别注意保密。陆大公总是害怕会被暴露，1948年12月国民党秘密特工头子毛森当上海警察局长后，他的这一担心变得愈加严重。杨虎与中共的联系很快就被暴露，杨虎不得不藏匿起来。陆大公一直十分担心会遭到惩罚，尤其是毛森的秘书告诉他“如果谁和共产党有联系，在［被发现之前］一分钟以前自己交代，免予处理；一分钟之后被发觉出来，不仅本人枪决，全家都要处死。”陆大公虽然表面镇静，但实际上如坐针毡。

根据邵健与中共警察局党委的指示，上海警察中的五百名共产党员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任务：与全上海各区党委联系、并准备在共产党人到达上海后动员超过两千名的“外围积极分子”以支持上海警力。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不让正在撤离的国民党人破坏工业设施和杀害政治犯。

到了1949年4月，上海警察中的共产党人已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群众性的保护委员会。每四位警官形成一个组，每十位则为一队，他们负责在国民党政权覆灭之前保护档案与保管军火武器。同时，他们还调查了秘密特工组织的地点，并就警官和特务的罪行完成了详细的报告。这一记录后来被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在毛泽东与朱德于4月25日发布《约法八章》（这后来成为上海市新政府的章程）后，中共上海警察局党委在邵健的指挥下立刻投入工作，印刷了大量《约法八章》并寄到国民党警察与特务的家里。许多国民党警官为了躲过中共的监视己经搬家，所以他们在收到这些说明他们未来命运的信件后十分不安，在随后的日子里上海警察中出现了极大的骚乱与恐慌。

上海警察局政治调查部中的死硬秘密警察分子——许多都是毛森的追随者——决定在上海城陷落之前尽可能多地围捕共产党疑犯。但是中共已经在政治调查部中部署了四个地下工作者，这些人可以接触到从全市各个特务机构上报给警察总部的报告。他们一了解到逮捕计划的详细内容后，就立刻通知疑犯离开。许多人都因此幸存下来。

陆大公仍然遭到怀疑。曾与陆大公在上海警察局共过事的江苏省警保处处长张达突告诉他，毛森认为他是一个叛徒。为了洗脱他的名声，张达突带着陆大公去见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带着他的保镖接见了他们，并要陆大公写一份“自传”。令陆大公吃惊的是，他意识到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毛人凤正准备招募他在上海陷落之后从事地下工作，一天之后，陆大公获得了一笔银元用于间谍活动，以及一个邮箱号码以便在国民党撤出之后使用。

1949年5月中旬，国民党防守当局以一种可悲的挑衅姿态动员上海人民建立了一道防御性的篱笆。

当枪炮在西边骤然升起，当地防守政府在上海西南与北部树立了一道奇怪的木篱笆，以此标志他们“战斗至死”的庄严承诺，共产党嫌疑犯在上海街道上被处死，当地的经济结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很明显，没有人对国民党的能力还有丝毫信心。

此时陈毅的部队已经夺取了杭州，中共的军队已经沿沪宁、沪杭公路一线展开。上海市长吴国桢已经逃离上海，他让他的秘书陈良将军负责局面。陈良反过来又将市长的官印交给了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赵祖康，后者当时是上海工务局的负责人。出于强烈的公众责任感，没有任何政党关系的赵祖康勉强同意担任代理市长。

虽然当时军队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蒋介石在乘坐他的私人C-47飞机（据说上面带有价值2亿美金的美国黄金储备）飞往台湾时曾在上海中停，轻率地将上海的防御托付给总理何应钦与汤恩伯将军。但到了5月24日，上海的新闻报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提到了何应钦关于防守上海市的决定，因为总理已经乘坐飞机前往广州。虽然汤恩伯将军在这天早上举行了一次胜利集会，并检阅了各种声称“我们将奋战到只剩下最后一滴血、上海将是共产党人的坟墓”的大海报，但是到了下午人们就已经看不到他的踪影了。

七、最后阶段

随着最后阶段的临近，“儒将”陈毅命令他的第三野战军要遵守三条保证：遵守所有人民政府与军管会颁布的法规法律；遵守城市政策、保护城市繁荣；保持作为革命传统的艰苦工作与简单生活。陈毅更进一步命令他的部队——其中许多士兵都是十几岁的青年——要注意十点：

1、没有允许任何人不许开枪。

2、不许住在市民拥有的商店或房子内，不许参观戏院或者娱乐场所。

3、没有允许不许到城镇里去。

4、不许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的驾驶马车或骑马。

5、不许在街道上吃东西，不许在街道上走路时搭肩搂背；不许在人群中推挤。

6、公平交易。

7、保持军营整洁，只能在厕所大小便。

8、不许到算命摊算命，不许赌博，不许逛妓院。

9、不许参予封建迷信活动。

10、不许在墙上乱写乱画。

到了5月24日中午，陈毅麾下的年轻士兵们已经抵达了上海西郊和市中心之间用木头做成的马其诺防线——外国人将其戏称为“尖桩篱笆”或“上海长城”（Great Wall of Shanghai）。国民党军队排成长长的纵队、开始沿着大路向法租界撤退。各个警察局前都停满了卡车，大批警察及其家属大包小裹地爬上卡车、急急忙忙前往停在吴淞的撤退船只。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人撤退时，上海家家户户都挂出了国民党的旗帜，因为根据某条法令，这一天是“胜利庆祝日”。“人们在街上行走时会有这样的印象——一座大坝坍塌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坐上了已经预备好的公共汽车。市民被从人力车上赶下来，以便为剩下的士兵提供快捷的运输。”

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27日上海全境解放。图为解放军从外白渡桥进入外滩。[图源：ecnu.edu.cn]

国民党警察局长毛森似乎决定要留下来直到最后时刻。由于一直怀疑陆大公，毛森将军在这天早上早些时候与手下秘密死硬干部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他提议杀掉陆大公，因为陆对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活动了解太多。毛森的副官不同意，认为应当让陆大公活着，并让他作与即将到来的中共进行交接的中间人。毛森对此勉强同意，并解散了他的高级特务们。毛森随后命令陆大公到他的办公室报到。当陆出现后，毛森告诉陆大公援军未能从台湾赶到，领导人不得不准备撤退。他要求陆大公以副警察局长的身份继续工作以“维持地方治安”，因为已经有军队逃兵和当地“流氓”在几个地区打着“中共地下军"的旗号，试图接管警察分局及其军火库。随后毛森向所有警察分局局长下达命令，要他们服从陆大公的指挥。

陆大公一找到脱身的机会就立刻离开警察局，向中共地下党指挥部汇报了与毛森的会面。中共情报干部肖大成告诉陆大公，党已经批准了他担任临时警察局长。在福州路，紧张气氛明显升温。下午3点毛森的助手打电话给陆大公家里，告诉他现在正式作为警察局长接手各项工作。陆与假扮成一名普通上海巡警的肖大成一起返回警察局。陆大公希望毛森立刻放弃他的职位。但是毛森赖着不愿离开。毛森命令销毁警察局户口登记处的登记材料（这一命令被陆大公秘密否决）之后，仍然盘踞着他的办公室直到傍晚7点。这时陆告诉毛森，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已经抵达了兆丰公园（今上海中山公园），毛森惊惶失措，命令陆大公从警察局机动车队中调派几辆装甲车来保护他撤走。但此时机动车队已经被中共策反，最后毛森和他的保镖们不得不乘坐两辆普通轿车逃往码头乘最早一班船前往台湾。

全面掌权之后，陆大公与代理市长赵祖康通了电话，后者建议他尽其所能维持上海的秩序。陆大公立刻宣布宵禁。他的第二个行动是派遣警备科官员与肖大成一起到机动车队确保这个准军事机构处在中共控制之下。一些中共特工在夜里进入警察总局来协调接收工作。中共建立的管理委员会也在每个警察分局开始运作，他们降下了国民党党旗并准备挂上投降的白旗。陆大公还向各分局局长发布命令，在接待前来接收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时要高举双手、大喊“投降”。

到当天午夜，在戒严的掩盖下，中共的侦察部队悄悄进入城市。几个小时之后，陈毅部队中装备着汤姆逊冲锋枪与勃朗宁自动步枪的大批先导部队，突破了木篱笆，从南面与西南面同时向上海进发，沿着爱多亚路前进。他们在每个十字路口都作短暂停留，派出小股部队去副街进行巡查。当他们只发现了无人防守的路障之后，这些以急行军跨过了整个江苏省的年轻士兵们已然精疲力尽，有一些就地入睡了。在他们之后，辅助队伍架设了野战电话线并用白色箭头标出了主要十字路口，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枪阵地。5月25日午夜刚过五分，副警察局长陆大公被电话告知人民解放军已到达常熟（路）警察分局，后者已经投降。这一天凌晨警察局各个分局都打来了类似的电话，陆大公也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随后到来的解放军干部。到早上8点，当三野的主力部队沿着两边有树的贝当大道（今衡山路）进入法租界时，陈毅的前锋队伍已经到达了外滩，但当时外滩两头都由国民党机枪堡垒防守着。两个小时以后，战斗结束。这一城市的中心区落入了解放军的手中。

第一批进入的是令人惊奇的“人民解放军”，他们穿着毡底或胶底的军鞋，秩序井然：这些装备很差的农民行动举止颇有教养，步兵们身穿草绿色军装，驻扎下来的时候没有骚扰或抢劫市民。第二批进入的是各种中共干部队伍，这些平民身穿制服但未藏机构徽章，绝大多数都不报姓名却和蔼可亲，近乎隐型人。他们进入到各个政府机构时也没有干扰任何人，但立刻宣告了一个狂热工作并力拒腐败的政权的开始。的确如一些敏锐的观察者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火星人在上海”的一个例证。

征服者是一支由青少年人组成的部队。那一天，当时才12岁的小女孩索菲娅•所罗君（Sophie Souroujon）被她的白俄父亲警告说，当部队经过时不要从窗户向外看，因为这些可怕的共产党人也许会出于敌意或好玩向她开枪。但是家住莫里哀路（今上海香山路）的她忍不住好奇，轻轻撩开了她家的窗帘向外偷看。令她吃惊的是，她看见的是一群穿着草鞋、武装不齐的孩子，他们表情严肃地沿着她家门前的大路前进。

菲律宾驻上海总领事马里亚诺•埃斯佩拉塔（Mariano Ezpeleta）也有类似的反应：

我原来预计要看到凶神恶煞、饱经风霜、气势汹汹的士兵，他们十分蛮横，态度上粗暴，刻薄而好斗，我还预想他们会吹毛求疵，至少会象土匪一样——斜戴着钢盔，腋下夹着冲锋枪，腰间挎着手枪，口袋里的手雷晃来晃去，身上挂着一排排子弹，嘴里叼着刀子。但是我错了。他们就在那儿，那些共产党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十几岁，一见人脸就红的年轻人，体形与男孩子差不多，步态犹豫；另一些是来自农村的乡下人，正在尝试沉稳地一步一步前进。他们在大路的十字路口上，随意端着卡宾枪，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很明显对这座城市华丽而宏伟的建筑十分好奇。人们很容易把他们错当成来自农村地区的、好奇的军校学生，正在学习进行警戒的基本知识。

这些士兵看起来根本不可能从事抢劫或强奸，也不会索取食物，他们甚至不从居民那里接受一杯水——这种自律让上海人民印象十分深刻。

图为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南京路。[图源：Wikipedia]

的确，“上海是一下子，而不是逐步地投入了共产党阵营。”5月26日，在明媚的阳光下、在拥挤的行人好奇的注视下，共产党士兵在马路上排成长排酣然入睡，而此时每家每户都挂上了红旗，而学生们则在墙上、电车上、板报上与窗户上贴上了欢迎标语。

共产党人在狂欢庆祝。大世界这个地处法租界的上海最大的娱乐场也挂上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很明显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每个建筑物上都挂着红旗，这些迎风招展的红旗就像二十二年前热情欢迎国民党的旗子一样。发现自己还没有共产党旗帜的亲共派们，只能赶快将国民党使子中的青天白日部分撕摔，只留下红色部分。欢天喜地的易被打动的学生们在马路上跳着秧歌，用上一代人欢迎蒋介石部队时的热情来欢迎毛泽东的部队。这就宛如一个毛泽东式的好莱坞翻版电影。

正如一位法国通讯记者所写的，“在上海，……革命转为歌唱声。”当载满红旗的卡车拉着学生——其中许多是身穿白色衬衣与中长棉布裤的年轻妇女——驶过街道时，营地里传来士兵们的合唱声，城市公园里的高音喇叭也在大声广播着。

城市郊区的战斗仍在继续。外滩美国领事馆前以及沿苏州河一线仍在交火，因为这是掩护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方撤入吴淞的防线。这天晚上，江湾飞机场的汽油仓库发生爆炸燃起熊熊大火，北方的天空被染成了红色。直到5月27日下午3点，在控制着美资上海电厂的国民党军队投降后，中共才得以全面控制上海。这天晚上，上海的无线电广播宣布，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刘昌义在苏州河这条最后防线崩溃后率领四万人投降，人民解放军占领了黄浦江两岸，国民党逃向黄浦江的最后道路被切断。外国人谈到了国民党在吴淞口进行了一场“敦克尔克”式的大撤退：

很明显，国民党既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装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带走他们并排停列等着上船的装甲车、重地与卡车。有一英里长的地方被点爆焚烧，被点燃的军火发生爆炸，火灾波及附近的郊区.城市公共汽车沿着马路狼狈的停放着，一些汽车上布满弹孔。还有许多出租车、水陆两用车辆、推士机与其他推土设备。……好几个地方的路面上到处都是海军的救生衣。许多器件上仍然有“美国陆军”的标识。

根据中共当局的说法，在上海战役中有超过十万人的国民党士兵被俘或者起义。随着旧政权的失败，有许多东西需要清理整顿。

尽管人民解放军干部在公众面前似乎表现笨拙，他们却十分灵活地接收了各种组织。5月25日上午10点，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上海警察总局。陆大公身着便服站在警局外面。他上前迎接解放军并自报家门：“本人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特来迎接解放军进驻市局，并恭听指挥。”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立刻命令他撤走警局门岗，由一名解放军接管执勤。这一点让陆大公十分感动，因为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权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手中转到了人民政府手中。

中共干部们的行动十分迅速。5月25日到26日，在丹阳汇集的“影子警察”们被火车运到上海，随后与上海旧警察队伍中的中共地下党委员会的成员们并肩工作。随后“接管专员”们就任各自在警察总局与各区警察局的职位。他们再次重复了《约法八章》，命令警察局每一个人都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并执行人民政府的命令，同时等待对个别人的“处理”。“处理”这个词暗含着轻微的不祥之兆，但随后许多警官放了心，因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召开了一次科股长以上人员会议，他说道：“你们过去为反动统治服务，做了一些坏事。但是这一次你们能以实际行动，响应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号召，不顽抗，不破坏，并把地方秩序维持好，迎接解放，这是你们的觉悟，你们这件事做得很好，做对了。”6月8日早晨，在天蟾舞台举行的为时三个小时的会议上，陈毅将军向上海2，800名警察发表讲话，只要求他们对比共产党解放者与国民党投机者的行为并自己得出结论。新市长陈毅看起来就像一个带着深色贝雷帽的法国农民，他嘴里叼着一支未点燃的、左右晃动的烟卷说到：“勤勉旧警员转变旧的思想，认清当前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拥护人民政府，一面改造自己，一面安心工作。”陈毅还答应，如果一个警察能够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那么他就将会得到继续从事这一事业的鼓励。

事情的真相是，当时统治上海的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能尝试将这些前国民党人与傀儡警察再教育成尽职的公安干部，就像《共同纲领》第十条所说的那样——“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在整个中国，1949到1950年间只有八千名警察，因此除了东北的一些城市，国民党政权中男女警察中大约60%都在接受了“教育改造”之后被保留下来。这一政策被称为“拆屋重建”，也就是打破旧的警察机构，但是在调查与重新调职之后保留警察人员。在上海，这意味着“每天早上7点到8点，各个警察局的旧人员……被再教育并被教导新民主主义原则，以便将每个人都训练成为一个服务人民的好警察。”

再教育的前景还不能让许多“留用人员”完全放心。例如，公务局的成员们在当年深秋被告知要进入“离职人员学习班”，这些人认为中共在保留他们的职位方面出尔反尔，并因此十分不安。只有在副市长潘汉年进行了解释之后他们才放下心来：

公务局在移交时比较完整，人员基本上留下来了，说明你们是靠拢党的。你们中不少人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好，一定要懂得党的政策，改造旧思想，才能适应新形式，这是参加学习的目的。要你们学习，不是抛弃你们，而是培养你们好好为人民服务。

这些留用的国民党警察所要仿效的中共干部模范通常是一个山东人，被上海人称为“三八式”干部，因为这些人往往于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到达上海，还扛过三八式长枪。正如罗伯特•吉兰（Robert Guillain）所描述的：

该政权的典型官僚都穿着像战士一样的蓝色或卡其布制服，戴着一顶布帽子，即使在办公室里也是如此，看上去与其说是一个中国官员，不如说是一个苏联政委。他的午餐很糟糕，吃食堂提供的三种标准餐——“高中低”——中的一种（根据他的官阶），其中最好的一种也不比其它人斯巴达式的清淡饭菜好到哪里去，只有大米、一些蔬菜、面条，很少有肉。他是一个穷人，由党提供衣、食、住。他的烟草与肥皂根据官方标准发放，一个月所挣的钱还不够买一双次品凉鞋。在征用的欧洲式住宅里，他睡在地板上而拒绝使用柔软的床垫，因为后者会让他难以入睡。他与陌生人保持距离，除了那几个被任命处理“对外关系”的干部之外，这种干部一般很难接触。他坚持要求其他中国人用北京话跟他讲话而不许人们用上海方言或其他地方方言，因为相比以前现在北京话更是整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很少见到他与妇女在一起，要有也是某个穿着军装或党员制服的壮实村姑，她的脸蛋泛着天真的红色，她的卡其帽下是笔直的黑色短发。

在革命政权的亲切友好与中共干部的尽职尽责，勇于顽强奉献的背后，是中共正在建立的一个新的，且更加强有力的城市安全体系。5月28日，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李士英与杨帆正式掌管了警察局，并在5月31日将警察局更名为公安局。1949年6月15日，这一新的单位被重新组织为以下各个部门，各个部门的领导都为中共干部：秘书处，行政部门（运输、治安、婚姻检查、商业管理），刑事部门（司法、指纹， 弹道、政治、调查），社会事务部门，消防部门，后勤部门。

在杨帆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的同时，潘汉年也正好完成了他在香港的安全工作并返回了上海。这位相貌堂堂的前共产国际代表现在已经四十六岁，回国后他在1949年与1950年初担任了许多职务，其中包括上海人民政府副市长与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人，并陪同他的老朋友和诗友陈毅在5月28日登上了礼台——陈毅作为市长接过了上海的钥匙。潘汉年的声望让上海的资本家们十分放心，这些资本家认为潘汉年“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风度翩翩。他没有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狡黯与威胁性的气质。”潘汉年精通上海话，态度诚恳随和，与商人金融家（其中许多人是他身为广东银行家的岳父的朋友）相处融洽，这些都使得他看起来是领导上海统一战线与安全工作的最好人选；而且许多人认为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市长。相较长着一双“凶眼”、外表冷酷、看起来象一个强壮匪徒的陈毅，许多上海资本家都认为潘汉年更为可亲。

作为上海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发布命令让城市的工厂与商业恢复“正常”营业。在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后一周，潘汉年邀请上海最著名的资本家们参加由市长陈毅主持的一个会议，陈毅在会上庆祝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时也警告说敌人就在身旁。《解放日报》一方面高兴地宣布：“我们当着大上海解放的日子，站在这中国历史转变关头。我们应该庆祝，应该快乐，应该扬眉吐气。看吧！一个被侵略被损害的古旧中国的历史已经完结，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新中国的历史已经开端。”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严肃地警告说：

因为敌人的政治军事势力是被打败了，但敌人是狡猾的。他们作反革命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懂得伪装民主的面孔，懂得作秘密破坏工作。懂得利用左倾词句或造谣说谎来愚弄革命阵营中觉悟程度不高的人。他们更懂得寻找革命阵营中的弱点，乘隙进攻来作各种破坏。

新政权赋予了自己三个巨大的任务——消灭国民党残余分子、保卫自由与民主、恢复经济生产。人们都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维持秩序。这一任务——这也是1927年国民党警察局接管上海华界时的首要任务——由一个专门的安全委员会承担。

维持秩序的首要责任落在了公安局的身上。通过一个军队—警察—人民（政府）联合办公室，公安局与军事、民政部门紧密合作。在其内容庞杂的条例中，公安局确立了这样的工作优先次序：建立社会秩序、镇压强盗和抢劫活动、清除敌特分子。

中共认为社会无秩序的典型代表就是上海混乱而吵闹的交通——1927、1945年国民党接收上海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混乱。马路因为小摊贩的货摊而拥挤不堪，水路也被各种船只堵塞，因此中共不得不强制执行交通秩序。在公安局、警备区、海关等部门的领导下，各个专门的交通管制站强制执行了新的水陆运输规定与条例。与国民党的警察接管工作相反，共产党十分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宣传；第二，将摊贩组织成各区马路联合会。7月11日，在天蝉舞厅召开了整个上海市的马路摊贩联合会会议。经过全体投票，该次大会决定登记所有摊贩，向他们颁发许可证在指定地方营业，并组织各种卖主小组来定期巡视情况。同时还将摊贩的总体数量削减了将近一半，只剩下约8.4万人，此外还制定了各种计划来规范和减少人行道上非法货亭的数量。

所有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都不会诧异于国共之间的这一关键性区别：当开始进行动员的时候，国民党人会首先提出忠告，再将命令层层下发，最后进行驱赶；而中共的本能则是先深入到最基层并在这一层次进行动员，号召“群众”积极参加。这一点是1949年5月底到6月初上海举行的一系列各种“圈子”会议的根本重要性所在。这些会议所提出的目标是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将所有阶级都团结起来，以此为基础来研究与促进“新中国”的各种建设活动。

但是在组织层面上，国共两个政权就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利用了日据上海时期通过户口制度将连坐责任与家庭登记体系联系起来的做法。日据时期上海的伪政府的另一做法是发放“良民证”。上海解放后，新政府批判了二战后国民党的警察系统发放“身份证”的做法。作为对个人身份证的替代，中共政权向每个户主发出了“居民证”。但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共的公安局体系原封未动地继承了国民党的城市保甲体系——在警察监督下实行的户口登记体系，只不过又加了两个新的重要部分：食物分配卡和群众参与。简单地说，新的公安局体系将食品供应与群众动员联系在一起。

起初军管委员会和公安局担心能否迅速得到各自的记录资料，这意味着能否保证将国民党民政局的统计报告保存下来。他们一接管民政局，就发现所有记录都保存完好，尽管国民党曾在最后时刻想要将这些统计记录全部销毁。根据这些记录，中共政权重新整理了户籍簿，通常有一页纸会登记一户的所有成员（这也可以用于各种集体生活单位，例如一个公司的集体宿舍、一所公寓或一家医院）。这一页纸有姓名、出生日期、职业、工作地址、家庭出身、个人成份，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祖籍地等各种条目。只要这些内容发生变化，户主就必须要修改其户籍登记，并向所在地公安局报告。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控制系统，因此中共自己不推行身份证制度。相反，个人都被登记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论是他们是住在一个普通居所、一间公共宿舍，一艘船上、或是一座寺庙里。作为户主的家庭首脑、工厂负责人、船长或方丈，担负着报告其所掌管的“家庭内部”的构成变化的责任。但是，这并未让居民个人免于被每个公安分局户籍科的“统计警察”所监视。

登记体系导致了让人束手无策的大量文案工作。在尝试维持户口登记体系的同时，每个公安分局的户籍科还不得不每个月向每户分发两到三次的定量票证。1950年7月21日之后执行了新的条例，要求所有新建或在建房屋都必须到公安局登记，并要得到上海市政局的建筑许可与地基规划。建筑物的数字号码被记录在门牌号上，这笔费用由房客们共同支付。

虽然日据时期上海的伪警系统监管着粮食的定量与分配，但是它与国民党政府的警察系统都未将之扩展到很深的程度。但中共的公安局户口登记系统在这方面与之前的做法截然不同：虽然街道委员会及其“小脚侦缉队”直到1954年才建立起来，但中共从一开始就鼓励这一警戒系统的群众参与并从底层层层上推。到1951年12月，上海有2，083个街道居民委员会与里弄居民委员会，共有成员24，862人，代表了23.9万上海工人阶级居民。特别是在1951-1952年群众运动开始之后，其他的安全保卫委员会与民兵委员会都开始协助调查犯罪、报告非法旅行、协调邻里吵架，监视“管制”人口。

值得强调的重要一点就是这种群众参与在本质上是自愿性的。上海市民饱受社会治安问题困扰已久，又遭受了国民党的空袭（1950年1月到2月的国民党空袭导致了数百人死亡，这反而增加了民众对新政权的支持），而且每周都从《解放日报》上看见国民党的秘密特工被抓获的消息。此外，他们发现公安局对市民的回应比较积极——至少是在工作方式上，这与国民党警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政府在表面上鼓励市民写信给报纸进行投诉，并将这些意见提交给被投诉的机构。这些意见中许多是提给公安局的，这种做法很明显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影响。

例如，1949年6月6日公安局发布了一条公告，要求所有上海居民——除了那些房屋被毁的——都只能住在他们的居所里，只有得到了警察允许之后才能搬家。当公安局发现这条公告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后即对这一命令进行了修正，要求要搬家的人必须找到两名担保人，并要向公安局提交一份书面申请。同样，当一个居民抱怨一名警察到他家质问他母亲为何吃得起大米与咸鸡蛋后，公安局要求这位被指责的警察就人民的“反感”写了一封检讨。人们还抱怨为了要得到定量票证而要在公安局排长队的情况，公安局的反应是下令这些定量票证由商品公司直接发放，市民只要出示公安局的证明文件即可。

警察人员还在公开出版物上道歉，因为他们未能根据共产党掌权后的新情况进行调整而“随便说话、违反政策”。例如，一位八十岁母亲在抱怨她的儿子“忤逆……辱骂殴打”她时，警官杨长庆答复如下：“老太婆，想开点，你要靠谁吃饭的？”这位母亲对此的反应是给《申报》的编辑写了一封信，说“我想，今天人民公安人员不应该再存在有这样反动派的作风，希望杨同志注意改正。”在被上级批评后，杨警官进行了自我批评：“特权思想尚未根除。”他许诺要扔掉他从旧国民党警察部队那里带来的“权威思想的残余”。

1950年8月9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宣布“人民公安工作是人民国家的最重要工作之一。”作为回应，上海的公安系统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来纠正上面提到的错误，并揭露出许多“蒙蔽上级、草率办案”。“以权谋私”的例子。读者们被鼓励将他们的不满寄给《解放日报》，后者会将他们的意见转给相应的警察部门并公开结果。

“蒙蔽上级”的一个例子是新城分局的一位警官错误地引导他的上级认为一个普通户主在进行毒品交易，之后以户口登记为借口命令这个男人已成年的儿子们到公安局进行“谈话”。公安局后来对这一“错误”进行了道歉和“检讨”，并将这位警官交给法庭以处理其“品德不良”的问题，公安局还批评了他的上司粗心大意、“粗枝大叶”的工作方式。

而“以权谋私”的例子是蓬莱分局的一个便衣警察，他没有付钱就从一个旧货店拿走了一个平底熨斗。这个“留用人员”据说中“旧社会毒素太深”而不能被彻底再教育。前一年他曾从一个犯人那里借钱，但是他的领导人原谅了他，因为当时“解放不久”：这位警官只是被告知把钱还回去并接受“严肃教育”以便悔改，现在他不仅“旧习”复发，而且还表现出他的“贪污思想”，因此他将受到公安总局人事科的惩罚。

我不记得在我读过的关于1920、1930、1940年代的上海警察的材料中，他们有类似这样邀请公众批评并进行回应的举措。因此，尽管国民党的警察组织主要管理的是马路周围与娱乐场所的公众生活，并不像共产党的警察组织那样深入到人民生活当中去，但是国民党警察组织对公众舆论却是冷淡、害怕与缺乏反应的。

中共政权对公众生活的介入也是相当成功的。中共接管上海两天后，军管会发布了关于出版的法令，表面上是要促进言论自由，实际上是要限制言论自由。第一条是：“为了保护人民出版物上的言论自由，并打击所有反革命言论与出版物，所有要出版或者要恢复出版的报纸与期刊，所有正在运行、开始运行或恢复运行的新闻社，都需要根据这些规定向本委员会登记。”

6月1日，一个以陈毅为主席的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成立。6月15日该委员会接管了国立交通大学，6月24日又接管了暨南大学。国民党人的速度就从来没有这么快过，即使是在“党化”高潮时期也没有这么快过：而在此时，也没有其他领域会出现这种言论（保护自由）与现实（接管大学）之间的强烈反差。

但是，上海管理系统的有效性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限制上海的传统恶习方面——通过强制教育，将妓女、赌徒、吸毒者变成能进行生产的社会成员。而警察系统还对各种臭名昭著的操纵市场活动——例如曾将前国民党政权打垮了的现钞投机，尽管蒋经国为此在1948年进行了金圆券改革——进行了十分积极有效的打击，这些都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就在中共接管上海后不久，1949年6月初上海就出现了旧货币“银牛”投机者操纵现钞与银币之间的兑换率，将物价推高了三倍，并叫嚣中共没有经济管理的经验因而威胁要制造金融恐慌。新政府谴责了金融资本家“滥发伪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认为他们与国民党的颠覆分子有联系，但到6月8日银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已经上升到一比两千。6月10日上午10点，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便衣警察与上海警备区的士兵包围了现钞交易场所，逮捕了大量的投机者并封查了这些场所。据报道这一行动获得了上海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并使银元兑换率迅速缩水一倍半并稳定了物价。另一种现钞欺诈形式假币也被公众深恶痛绝。1949年12月1日，当六名假币制造者——都被说成是国民党的特工——被卡车运往死刑场的时候，上海街道上挤满了围观者。

1949年6月9日，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举行上海市学生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动员大会，出席学生6000余人。[图源：archives.sh.cn]

解放后，上海的警察拥有完全自由的权力来羁押与裁决各种罪犯。他们可以进行对小偷、赌徒、妓女、皮条客、鸦片吸食者、游民进行大规模的“管理性”围捕，并在长期禁闭期间对这些人采取了“非刑事犯罪”的改造措施。虽然上海的警察立刻就开始行使自己这些新权 力，但是第一波真正的围捕是在一次上海人民“各界群体”代表会议之后进行的，这次会议采纳了民政局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作为“冬季赈灾计划”中遣返难民的一部分，要对所有乞丐、小偷和扒手进行“收容并改造”。1949年12月12日夜里公安局开始执行这一命令。

在之后的三天中，超过五千多名乞丐、扒手被送往“劳动生产教养所”。在这些人中，3，700名适合从事劳动的“流氓”被挑选出来接受改造：绝大多数被收容的人都愿意这样，因为他们可以获得食物并有地方睡觉。但其他人并不情愿，因为他们是被强迫的，并担心会被送往台湾作战或被送往东北去开荒。他们的看押者向他们解释说：“人民解放军是光荣的人民武装，非常壮大，不要游民去打台湾。……东北需要人才，但需要的是专家和技术人才，也不要游民。”这些被羁押者因为自信自己是懒散无能的，所以这才放了心。

扒手这个制造城市各种小苦难的源泉，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公安局的新行动是逮捕了几个扒手，将他们带到公安局，记录他们的重要信息，之后向他们宣传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行为得当。当这些扒手说他们愿意悔过自新后，他们会在一张悔过表格上填上他们的名字并注明将会放弃罪行。这些扒手总是一回去就从事他们的老本行。显而易见，警察通过检查这些扒手的悔过表格就会列出一个最恶劣违反者的名单。当这些人被再次抓起来时，他们会被审讯并受到严厉的威胁；最好的合作办法就是提供关于各个区域扒手活动的信息、招收与训练新手的方法等等。作为扒手群体的改过“头目”，这些扒手被要求召集其同伙开会。当其同伙到达后，一位警官拿着扩音器宣布政府要对他们进行一项特殊训练。虽然这些扒手认识到被抓就意味着坐牢，但是由于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押进一个羁押中心。他们被分为小组进行下列“训练”：认罪，写自我经历，接受社会主义基础教育，唱歌，发言，自我批评，审判。当训练结束后，他们被送回家。由于警察现在已经了解他们所有的一切，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扒窃。而那些又重操旧业的人则被逮捕并被直接送往远方的劳教所，此后再未露面。当这一打击在上海全市展开后，扒窃活动立刻终止。

政府打击的另一个欺诈活动是人力车夫对在上海北站下车的旅客的抢劫。这些强盗的头子是一个名叫刘守礼的人，他有两个流氓当副手，将这些人力车夫组织成一个诈骗团伙，专门诈骗刚刚到达上海的“土包子”。1950年7月6日，一位来自安徽名叫卢劲挺的旅客在北站下车，他带了270万元来治疗他的一条伤腿。不幸的是他挑了由刘守礼拉的人力车，后面跟着另一辆人力车。刘将卢拉进了山西北路的一条小巷，在那里他与他的两个同伙打劫了卢。由于这次抢劫的数目是如此之大，公安局北站分局坚持将这个案子追查到底，并在两个多月之后逮捕了刘守礼和他的两个副手。人力车工会十分感谢警察的介入，声称这让工会成员今后可以平平安安地做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