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刷屏“向罹患白血病的小朋友献爱心”到刷屏质疑其父亲以及背后策划不过两三天时间。而最新的消息是微信官方昨日下午宣称将把
两个账号超262万的赞赏资金原路退回给用户。
抛去这件事的道德因素，不妨想想，我们在选择刷屏和不刷屏时，潜意识下的心理行动是什么？
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这几天，罹患白血病的小女孩罗一笑的微信营销事件的正反逆转撩动着公众的复杂情绪。有人看到“每转发一次，患者就获赠一元钱”就转发了；第二天又转发了揭发的文章；又有当天没有转发的终于忍不住，又转了，并附上“转的、骂的都是你们一类人，好人都让你们做尽了。”
抛开这件事情的道德因素和人性谜题，我们来说说，
人们在伸出援手（比如这次这样仅仅动一下拇指）或袖手旁观之间，往往在无意中思量什么。
有人说：“大家仔细想想就知道，像罗一笑这样的生病的小朋友，或者贫困失学小朋友也很多，也许就在你们身边不远处，平时也怎么看不到今天如此高调的你们为他们做了什么。”
不过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营销学系助理教授亚当•奥尔特（Adam Alter）博士看来，这在哪里都是一个常态，“面对一个需要救助的小孩的时候，人们会向慈善机构捐赠更多的钱，而面对上百万需要帮助的饥饿儿童时，人们反而会束手无策，毫不作为。”
从一个看似不相干实验说起。心理学家们在一项测试中发现，如果学生以为自己在与其他10名考生竞争，他们用28秒就做完了小实验；可如果学生们以为自己是在与100名考生竞争，他们完成同样的小实验却用了33秒。心理学家们也统计了2005年各州的参加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人数以及各州对应的考场数，结论是每个考场中的考生数越多，即考生能真切感受到的竞争对手越多，该考场中的平均分越不理想。
这意味着，人们面对更复杂的任务和更激烈的竞争时，往往是下意识地分心和动力下降，甚至彻底泄气。也就是说，
人们为一件容易想象、有限度的事业投入精神和情绪会更轻松，结果反而收获更多。
而如果觉得事业过于宏大，就会下意识地暗示自己投入再多精力也于事无补，自然会提不起劲头。所以剥下王健林那句“一个亿”的戏装——“小目标”三字 ，未尝没有道理。同样，人们在面对需要帮助，而且觉得自己有能力帮助一个特定的小女孩，显然更乐于行动。
同时，当人们意识到很多人在场时，往往会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本能地对一些紧急情况表示出冷漠或者说熟视无睹。这时媒体往往会哀叹世风江河日下，而心理学家则不这么看。倒是应了西谚说的“厨子多了，忘做汤”，而国人则喜欢说“三个和尚没水喝”。
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塔内（Bibo Latane）认为应该是围观者太多的环境导致了集体的冷漠。
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在某个实验中，他们将来自纽约大学的学生和一些其他学校的学生约到实验室进行交流，交流的内容是各自大学生活中的困难。达利和拉塔内声称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避免尴尬，采取不见面，以麦克风系统的方式交流。
每人说话，其他人的麦克风系统自动关闭，只能听。学生分成双人讨论，三人讨论，和五人讨论，纽约大学的学生不知情，而其他大学的学生知道实验的内情。
第一轮讨论，很平静。第二轮讨论时，一个被安排好的学生开始语无伦次地大声说话，“我，我，啊，我想，我，有，没有，谁能，呃，呃，帮，我，我，帮，我真，碰，上，麻烦了，谁，谁，谁，能，弄，我，我，出去，我，我，严重，我，要死，犯，犯，犯病了——”一阵哽咽之后，安静了下来。
学生的反应差别很大，一对一的小组，85%的人还没有等对方说完话就提供了帮助，这些学生平均只能等了52秒，三人组，62%的人在发病结束前，提供了帮助，平均等待时间为93秒，五人讨论组中，只有31%的学生在发病结束前提供了帮助，平均等待时间为166秒。在达利和拉塔内看来，在人们意识到其他可以提供帮助的人也在场时，责任感分散了，他们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