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2016年的后半段，我特别不想写东西了。那段时间，我每天骑车去图书馆改书稿，衣服越穿越厚，天越变越凉，直到街边树上的叶子慢慢变红，有几片叶子迫不及待地从树上落下来，好像怕我不知道秋冬来了似的。后来书稿改完了，我有一点点欣喜，也有一点点羞愧——我想，这种羞愧里除了自我怀疑，大概也还有一点骄傲，总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吧。
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写不出东西了。既没有才华，也没有灵感，还没有表达的欲望。这种状况持续了挺长时间。我去跟一个写作的朋友请教。她说：
「写不出来的时候，至少你还有一样东西可写。你可以写写你为什么写不出来。」
为什么写不出来？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想了想，除了厌烦自媒体成了一个围猎读者注意力的猎场、一个竞争激烈的流量生意，写不出东西很大的原因，大概还是自我怀疑。这种自我怀疑已经伴随了我很多年，从童年到青春期，从读研到现在，人到中年了，居然还在。
记得在我读研的时候，我的自我怀疑达到了一个小高峰。那时候我老板跟我说：
「你啊，干不成大事，出大事倒是很有可能。」
老板说这话的时候，我刚到实验室不久。没去几天，我就误把实验室移动硬盘里存了好几年的研究数据给删光了。我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了，只记得隔壁一个师兄跑来看，发现数据无法恢复后，安慰我说：「人生嘛，总会有这么几个想剁手的时刻。」
我研究生时候的老板可不是段子手。她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学术女强人，据说当年因为做一个项目，刷新了北师心理系的熬夜记录。她很聪明也很严厉，哪怕毕业了这么多年，我心里还怕她。那时候，她实在瞧不上我这种温吞的性格，但也看出了我藏在温吞性格背后的一点不甘心。为了鼓励我上进，有一天，她找我谈话，问我：
「你将来想要干什么啊？」
我说：「想找个二流的学校当老师。清闲一点，别有太大压力。」
老板嗤之以鼻。为了确认没误会我的胸无大志，她追问了一句：「那你觉得北师大算二流吗？」
现在想想，我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做学术。读研期间，每天过得很辛苦，也不快乐，还没啥成果。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对老板所选的研究课题不感兴趣，所以后来居然还去读了个博士。那时候，我想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而做学术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创造性工作。等我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才逐渐明白，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理解人的生活。它同样需要创造性，但不需要用学术论文这种僵化的形式来实现。
日本大导演黑泽明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深山里有一种癞蛤蟆，长得巨丑无比。但它身上会分泌一种油，是疗伤的圣药。于是村里人会把这种癞蛤蟆抓来，把它放到一个巨大明亮的镜子前。当癞蛤蟆看到自己镜子里的样子时，它会被自己的丑陋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一身冷汗就是珍贵的蛤蟆油。
如果我也是那样一只癞蛤蟆，那我应该是一个产油大户。而蛤蟆油的疗愈作用，也是我在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以后才发现的。
因为自我怀疑，我从来不习惯以知识传授者或科学代言人的口吻写文章或者说话。每次做演讲之前，必先自嘲一番才安心。带来的好处是，有人说，「老师，看到你也这么负能量，我就安心了。」
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以后，我需要学着把目光从我自己身上——包括自己的自我怀疑上移开，去观察和理解自己的来访者。我遇到了很多有类似困惑的来访者，在浙大这样的名校，更是重灾区。无论他们怎么命名他们的问题：敏感内向、拖延、完美主义、选择困难……他们在说的，其实都是同样的焦虑——担心自己的能力配不上自己的期待。这种焦虑被假想成了一个无所不知，又无处不在的评价者，而把他们自己放到了舞台的聚光灯下。
而另一个神奇的发现是，当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经历时，发现虽然有这么多的自我怀疑，大部分我想做的事情，还是做成了。即使最后没做成的事情，也有了一个合理的交待——比如，最后变得不重要了。
一年多前，当我从浙大辞职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写一本书、继续做心理咨询、开一门为敏感和内向者设计的幸福课、成立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现在，书已经写好了。就是关于自我怀疑和自我和解的。敏感和内向者的幸福课虽然没开，但我在知乎live开了一些与自我和解相关的课程。我没有开自己的工作室，是因为我现在还不想为组织团队耗费太大精力，而且我有咨询的地方。2017年开始，我每周都有两天在城西的丁香门诊做心理咨询，条件好极了。
唯一没做到的一件事，是我当时说，到新的大学里，要好好教书，对得起学生。我食言了。因为我很快就发现大学不再是我想呆的地方，我从学校辞职了，离开体制和组织，成为了一个自由执业的心理咨询师。
现在想想，我在体制里所做的两份工作，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在浙大心理中心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最优秀的学生群体，校园环境很好，有三个月的假期，还能分房子。从浙大离开后，我去了另一个学校，理论上一周上两天课，平时也没太多事，学校放假早开学晚，领导都很和善，就算批评人，都要带上一句，「你可别多想啊。」想想研究生导师当初问我的问题，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工作吗？
但人是会变化的。
我还是选择了离开。离开浙大非常艰难，那时候放弃的东西太大，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离开传媒就没什么犹豫了。因为我有自己想做的事了。理论上，我想做的事也可以一边在大学上班一边做，但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对于我想做的事。我认同自己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大于大学教师的身份。我爱自由多于爱保障。所以我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
新的开始，我还会继续做咨询，还会继续做教课，不过教学从课堂换成了知乎live或者网络课程。我还会做一些研究，就我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不过不再纠结于数据或者论文，而只为增加我对这个主题的理解。
从浙大离开的这段经历，除了留下遗憾，也留给了我一个主题：
人究竟是怎么从重大的生活变动中恢复并获得成长的
。原来我并不了解，现在，我有了探索这个主题的持久动机和亲身经验。虽然这个体验的代价委实大了一些。
人究竟是怎么从重大的生活变动，特别是一些挫折和不利因素中复原的？
很久以前，哈佛法学院曾主持过一项持续50年的纵向研究。研究考察了美国456名城市不同阶层男性的整个人生发展，从14岁一直到57岁，现在还在持续。这个研究中，有11位男性被认定有最糟糕的童年环境。他们出身在很贫穷的家庭、童年就表现出低自尊（大概也有很多自我怀疑吧）、有类似父母离异、母亲精神疾病、父亲酒精成瘾或精神迟滞之类的精神问题。他们在14岁时接受了第一次访谈，研究者普遍认为他们将来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25岁第二次访谈，这11名被研究者仍然在经历某些心理的困境。但是，当47岁再接受访谈时，这11位被研究者中，有8位已经有了体面的工作、稳定的婚姻和爱情，并且发展出健康的心理水平。
他们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们获得成长？他们究竟是怎么从挫折中复原的？等他们老了，他们会怎么告诉孩子他们的生活？我想了解的转变，就是这样的主题。它们发生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但又体现在一个个单一的事件中。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怎么适应某个事件，也关系到我们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智慧来适应生活。
根据人类发展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理论，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独特的发展课题要去完成。开始学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一直有些焦虑，担心如果自己在先前的阶段没有完成好生命发展任务，是不是意味着一辈子就完蛋了？现在我的理解是，每个阶段的发展课题，既是这个阶段的，也是整个人生的。也因此，每个阶段的发展课题，都是我们修复和完善自我的机会。这种的课题和年龄无关，和生活事件有关。即使我们到50岁才遇到真爱，我们仍然可能在那时候完成关于建立亲密关系的课题。
在讲完知乎关于「如何结束以及如何开始」的live后，有一位读者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与我分享她所经历的转变。（我把这封信放到了新书里。）有一天我在浙大讲座，讲座结束后，有位中年听众拦住了我。他不是学校里的，也不认识我。他说他去年因为亲信了一个朋友，损失了一百多万，现在刚刚恢复过来。他听了讲座，很想跟我聊聊转变。那天的讲座我其实没讲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他们在寻找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来确认他们所走的路，来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对他们自己的意义。
有很多心理学家，比如武志红老师，都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原生家庭和童年的早期经历对人的重要影响。今年也有很多人来跟我讨论「巨婴」这个概念。对原生家庭的强调多少有些让人焦虑，尤其那些觉得自己原生家庭有问题的读者。可是，我觉得武志红老师的书里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如果童年经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是怎么从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出来，考上了北大，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畅销书作家和心理咨询师？
他身上仍会有原生家庭的影子，可是，他自己的经历，正好说明了我们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塑造自我潜力。
「无论怎么改变，我们身上总会有过去的烙印」，和「无论过去的羁绊有多深，我们总有塑造自己的能力」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就像「我虽然经历了很多转变，但我仍然有很多自我怀疑」，和「我虽然有很多自我怀疑，但我仍然相信转变」一样。但后一种说法，多了一点
乐观和希望
。
新年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希望。积极心理学家Snyder有一个经典的希望理论。他说希望是目标+动力思维（agency thinking）+路径思维(path thinking)，就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有动力去做，并且知道该怎么做。但我觉得，除此之外，希望还应该包含转变。只有把自我的变化纳入未来，希望才有意义。就像孤独的我们在渴望着找到亲密伴侣、努力的我们在渴望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逐渐老去的我们在学着关心社会和孩子。我们在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不止老去，还会逐渐变得不同。我们会以另一种形式去面对内心的冲突，有一天会生长出足以面对衰老和死亡的智慧，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中，从我们解决它的过程中。而新年的希望，也正是这样的提醒。
谢谢你陪伴了我这一年。明年春天，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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