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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近期,各地陆续公布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透露的信息看,
政府推动基建支撑经济的意愿较为强烈。
23个已公布目标增速的省份计算的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规模已超过45万亿。
45万亿来了!中国经济将令人“目瞪口呆”?
作者:刘晓博
来源:天天说钱 ,微信号:liuxb0929
所谓“45万亿”,是某券商的研究报告计算出来的:他们汇总23个省市公布的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发现总量已经达到了45万亿。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新疆,提出2017年投资将增长50%。这个消息刺激了新疆股走强,其中生产水泥的“天山股份”10个交易日里干出了6个涨停板。
我此前在专栏里多次指出过,在房地产熄火之后,
2017
年经济要靠“大基建
+PPP
”。但目前来看,
2017
年的投资规模不会出现“大跃进”,大基建最多可以补充房地产减少的部分,整体上很难出现
2009
年的投资大逆转。
除非中美之间爆发不可控制的“贸易战”。
也许有读者不理解:2009年才“4万亿”,现在都要搞“45万亿”了,怎么不会大逆转。
其实,这两个数字的含义是不同的。2009年的“4万亿”是在当年计划基础上,增加的中央投资,最终还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套。事实上,2009年全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22.5万亿。
所谓2017年的“45万亿”也不是什么大数字,更不是准确数字。事实上,2015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了56.2万亿,2016年是59.7万亿,都远远超过现在拿出来吓唬人的“45万亿”。
我的判断是:虽然201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肯定会超过
63万亿
,但中国对投资的依赖度已经见顶,对房地产的依赖度更是如此。如果你被媒体忽悠,以为2009年“投资大跃进”重现,最终你会被庄家洗劫的。
一、中国经济“投资依赖度”的演变
有一点毋庸置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投资,效率有不断下降之势。如果用“固定资产投资额”除以当年GDP,所得到的百分比就是“投资依赖度”。下面让我们看看1986年以来的变迁:
30
年来中国的投资依赖度(单位:万亿)
年份
|
固定资产投资
|
GDP
|
投资依赖度
|
2016
|
59.7
|
74.4
|
80.2%
|
2015
|
56.2
|
68.9
|
81.6%
|
2014
|
51.2
|
64.4
|
79.5%
|
2013
|
44.6
|
59.5
|
75%
|
2012
|
37.5
|
54.0
|
69.4%
|
2006
|
11.0
|
21.9
|
50.2%
|
1996
|
2.29
|
7.08
|
32.3%
|
1986
|
0.297
|
1.877
|
15.8%
|
1986年,中国的投资依赖度只有15.8%,到了1996年就上升到32.3%。到了2006年,已近突破了50%。最近5年来,投资依赖度继续节节上升,到2015年达到了81.6%。事实上,在很多地区比如重庆、新疆,都超过了100%。
增长速度接近的情况下,投资依赖度越高,说明经济越低效。中国目前投资依赖度最低的大城市是深圳,2016年只有21%;其次是上海、广州和北京,2016年依赖度分别是25%、29%和34%。
但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中国的“投资依赖度”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未必是调结构的结果,而可能是东北地区和民间投资“塌陷”的结果。
如果投资依赖度不能主动下调,则中国经济转型就非常困难。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超发是必然的(比如2015年的股灾救市,以及正在搞的债转股),即便央行主动压缩,最终仍然存在“1.5倍魔咒现象”。
也就是说M2(广义货币)同比增长速度很难下降到GDP同比增速的1.5倍以下。目前GDP增速是6.7%,而M2增速是11.3%,货币发行是财富增长的1.68倍。
2009年的时候,M2增速27.7%,GDP增速是8.7%,差距是惊人的3.3倍,或者快1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2009年,人民币的购买力一年之内就打了81折!“四万亿”最终带来了房价暴涨。
所以,
2017年不是2009年
,这个大家要头脑清醒:资产价格有上涨压力,或者出现局部异动,但绝对不可能全面飙升。而且,人民币的降息周期已经走完,即将开启加息周期。
二、“房地产依赖度”的变迁
“房地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重,可以看做是中国的“房地产依赖度”。“房地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房地产投资额”统计口径略宽,国家统计局只公布了2003年以来的数据,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近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依赖度(单位:万亿)
年份
|
房地产固投
|
GDP
|
房地产依赖度
|
2016
|
13.5
|
74.4
|
18.1%
|
2015
|
13.4
|
68.9
|
19.4%
|
2014
|
13.1
|
64.4
|
20.3%
|
2013
|
11.9
|
59.5
|
20%
|
2012
|
9.92
|
54.0
|
18.3%
|
2011
|
8.17
|
48.9
|
16.7%
|
2009
|
4.94
|
34.9
|
14.2%
|
2005
|
1.95
|
18.7
|
10.4%
|
2003
|
1.31
|
13.74
|
9.5%
|
2003年中国的房地产依赖度只有9.5%,然后逐年上升,到了2014年达到20.3%,为最高水平。“四万亿政策”如火如荼的2009年到2010年,中国对房地产的依赖度也不过14.2%和16.7%。
但在2015年,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依赖度出现下降;2016年,继续下降。为什么会如此?也不是主动转变的结果,而是广大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子饱和了,卖不动了。这事实上就是我此前多次在专栏里说的:
旧的“房地产+地方债+城镇化”的模式走到了尽头。
你可以不转变增长方式,但
接盘侠越来越少了
。所以,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必须的。
三、结论
随着房地产局部牛市被叫停,楼市将逐步趋冷。在这种情况下,2017年稳增长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大基建+PPP”,其中新疆这种发展滞后的战略区域,会有一个投资大爆发。但整体而言,全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基本见顶,再提高很难,风险也会加大。对房地产的依赖度更是如此。
如果中国不转变发展方式,把“印钞票的时代”引导到“印股票的时代”,不把增长的主动力从“房地产+大基建+城镇化”切换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体经济+内需”上,不把投资主体从“地方政府+国企”转换到“民企+外资”上,未来的经济会比较麻烦。
45万亿能激活多少社会资本,实在让人担心
作者:谭浩俊 来源:证券时报
按照地方政府公布的投资目标,大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强烈意愿,有用投资稳增长、促发展、推动经济复苏的强大决心。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会不会重蹈4万亿投资的覆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为,虽然按照各地提出的投资设想,看起来与4万亿有着很大的不同,资金来源似乎也更合理一些,譬如PPP,但是
最终落脚点会放在哪里,实在难以预料。
要知道,当年的4万亿投资,起初也不完全是政府投资,也提出过诸如投资实体经济、吸引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要求,可是,实际执行结果,就变成了政府大包大揽,社会资本只是扮演与政府共同推动房价上涨的角色了。除了参与房地产开发之外,其他方面社会资本基本沾不上边。
政府大包大揽的后果,就是后来的实体经济被边缘化,社会资本没有出路,房价不断上涨,政府负债不断膨胀。
因为,政府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实在太大了,其他投资主体根本没有能力与政府竞争、与政府抗衡。而政府最擅长的工作,就是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就是通过对土地资源的高度控制,将地价和房价拉上去,再利用这些被灌了大量“水分”的土地,到银行贷款,到各类融资机构融资,进一步推动地价和房价的上涨。
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现在公布的投资目标,投资总量达到了4万亿的10倍以上,就不能不让人为之担忧了。因为,
政府计划投资这么多,到底由谁来扮演主角,投资主体主要是谁,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不应当再成为主角的,既不能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角,也不能成为间接投资的主角,更不能进行变相投资。要想成为主角,就是投资环境改善的主角、为社会资本提供服务的主角。
社会资本决不能再在此轮投资中缺位,不能被边缘化,不能被剥夺投资的空间。
首先,要大力提高实体产业的投资比重。
就目前地方的经济结构来看,
实体产业投资大多来自于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
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资本的投资积极性能够得到激发,实体产业投资的比重就会提高。反之,要提高实体产业的投资比重,就必须激发社会资本的投资活力。
很明显,
地方公布的投资计划、投资目标,在实体产业投资方面的考虑是远远不够的,措施也是很少的。
更多情况下,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实体产业投资还都停留于口头上,而没有出台实实在在鼓励和促进实体产业投资的政策与措施,
没有让社会资本看到政府重视实体经济的诚意,也为政府再举投资大旗留下了隐患。
所以,必须大力提高实体产业的投资比重,大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实体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长的,社会资本的活力强,实体产业投资的动力就强。反之,则很难真正强起来。
其二,要开辟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通道。
社会资本能不能有活力,能不能成为投资的主角,自身的投资热情是一个方面,政府有没有诚意,愿不愿给社会资本进入开辟更多通道,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去年以来,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在投资方面变得日益谨慎,除宏观经济环境不佳之外,最主要的还是
为社会资本开辟的投资通道太少,很多赚钱的项目都没有向社会资本开放
,也没有给社会资本进入留空间,导致社会资本只能通过市场炒作、进入地下活动等方式获取利益。
所以,今年要想完成投资目标,且不会带来新的结构失衡问题,就要给社会资本更多的进入通道。各地都十分重视的PPP,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要真正把PPP做好,并不容易,一些地方,只是打着PPP的名义,在进行变相负债、间接负债。显然,这是必须严格禁止的,坚决不能让地方钻空子。
再者,要有效提升政府的信用水平。
政府的信用水平、信用质量、诚信度,直接关系社会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投资热情和投资活力。近年来,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热情所以减弱,特别是投资实体产业的积极性大减。原因就在于,
政府失信现象比较严重,企业利益在政府失信中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导致参与的信心不足。
如何在新一轮投资中重塑政府的诚信形象,让政府信用回到政府工作中去,不随便做承诺,一旦承诺就决不失信,从而让社会资本、社会投资者信任政府、相信政府,对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十分重要。
最后,要大力推动国企改革。
在社会资本直接投资项目热情尚未得到充分激发的情况下,
通过国企改革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眼下,社会资本对参与国企改革仍处于谨慎观望阶段,原因就在于,担心参与以后自身的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应当说,这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新的产权保护政策的出台,中央对产权保护的重视,特别是对过去发生的针对民营企业家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对民间投资者是一种极大的利好。
所以,必须趁这样的良好形势,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总之,45万亿投资能吸引多少社会资本,是考验投资作用与效率、能力与水平、质量与效益的关键。
没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这样的投资计划就很危险,很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