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圣莉 | 阶级净化机制：国家政权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构建——以解放初期上海居委会的整顿与制度建设为例

郭圣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负责人；研究方向为城市管理、社区与基层治理。

沿续“革命传统”和农村工作方式，1949年进城伊始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积极地在城市基层社会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为此，当时各级部门尤其是区以下的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取消保甲建立自己的组织以与群众联系”。这个“自己的组织”就是日后的居民委员会。目的是在城市基层社会中构造传达国家意志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基础。从实际的过程看，居委会正是在新政权向基层社会推行各种政治运动和具体行政性任务的要求下建立的，反映了新政权为进入和控制城市基层社会的需要。在此意义上，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亦是这一努力的不成功的表现。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有赖于其特殊的理论与整合社会的方式——即以“阶级净化机制”的应用。正是这一特殊的方式将居委会以一个社会组织的身份成功地纳入到国家正式体系框架之中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国家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角色。

一、建立之初：各种问题困扰的居委会

由于居委会是在基层政府推行各种政治和行政任务的过程中创建出来的，因此创建之初的居委会问题很多。据总结大致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贪污浪费严重。据上海当时的调查，居委会存在的贪污浪费达到80％以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杜赞奇所谓的赢利性经纪人现象的反映，在逻辑上与国民党时期的保甲有相通之处；第二，人员成分不纯。如上海杨浦区“初步统计居民委员566人中就有174人为非职工成分的所谓里弄的‘威望人士’”；第三，“五多”，即工作任务多、组织机构多、兼职兼事多、会议多、领导多；第四，组织不健全。

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出在制度不完善和观念上的问题。比如“五多”和组织不健全反映了政府部门对居委会使用的随意性和理想化。贪污浪费和人员不纯则可归为制度不完善和对居委会人员把关不严。但对于政府来说，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即它的社会属性。事实上，居委会虽然是国家主动构建的，并主要承担着国家事务，但由于它是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而建，其人员、经费都是自治形式的并“扎根”在基层社会里，这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社会组织的特点。普遍的强制摊派和“贪污浪费”以及各种社会层面人物对这一组织的竞争和利用就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从居委会的现实功能来看，一些居委会表现了强烈的社区性质。以久安里为例，1952年调查久安里的社会福利事业包括：

1952年久安实业地产以地价税增多为由要求增加房租一倍。在久安里居委会领导下，由居民每十幢派一代表到区政府调解，结果增加20％；让大房东修了路面；房东出钱修四个垃圾箱，两个小便池；装路灯。减免军烈属房租。

久安里还建立了居民保健站，接洽二个西医诊所，居民凭居委会保健证看病，收挂号费1000元（费用由居委会支付，久安里以外的或没有保健证的挂号费要15000元）。另接洽永康里中药铺购药九折；贫苦病人生病，经居民代表证明委员调查属实开会决定后居委会可救济治病补助费；贫苦居民生急病时，福利组设法送医院，代办手续，并向区政府代申请减免；久安里还开展社会互助救济，1952年11月陈（失业者）女儿生病，经居委会发动居民募集50万治病；1952年1月失业者邱某——旧军官，识字班义务教员——父亲去世，里弄干部募捐70余万给他料理后事。

这些事务显示了居委会的社区组织特征。它既代表居民进行利益谈判，维护社区利益。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职权与资金能力，可以解决部分居民的困顿并为全体居民提供特殊的医疗支出方面的支持，表现了相当的社会性。对于政府来说，这些福利性事业本来并不与国家职能相冲突，反而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它带来的一个危险是，这种社区共同体的组织，与新生国家政权一体化的要求具有一定异质性，而且在无有效制度制约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极易为非法谋取自我利益提供空间。

因此，政府将这些问题的根源归为“人员不纯”，即“阶级敌人的破坏”。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是制度建设，而采取了一种极富中国共产党的特色的特殊机制，即笔者称之的“阶级净化机制”。它的特征在于以阶级为标准，将制度问题、社会问题政治化。所针对的并不是居委会表现出来的具体问题，而是如何将它建设成为国家控制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型组织，并进而对整个城市基层社会进行的改造与重组。正是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小小居委会的一般制度问题却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完成的，伴随着“阶级净化机制”的作用过程，从而对城市的基层社会实行了彻底的改造。

二、阶级净化机制：里弄组织的政治化过程

所谓阶级净化机制，是指一种特殊的以阶级为标准的社会整合方式。阶级在这里具有工具的意义，但又不完全是脱离现实创构出来的产物。

“阶级敌人”的概念及应用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上，既有理论上的依据，也与现实相联系。阶级划分的标准既依据出身，也依不同时期的任务与个人历史相联。它的要害不是阶级敌人的具体身份与活动，而是依据不同时期工作重点的不同在这种身份活动和阶级敌人之间构建实质的联系。这一联系使潜在的敌人不断的现实化，从而构成以打击敌人的方式整合社会的机制。延续革命的传统方式，这一机制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以居委会为核心的城市基层社会问题的主要模式。

图为《革命》第四期首次刊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图源：sznews.com]

运用阶级逻辑，新生国家通过阶级分析方法对基层社会出现的问题政治化，从而为以阶级净化机制处理社会问题开辟了道路。这种阶级分析方法的关键在于将各种社会问题认定为“阶级敌人”的破坏作用。这样，前述居委会存在的所有问题，就被归结为“组织不纯”。通过这种巧妙的问题联系，新政权一方面将阶级敌人现实化，从而为清除敌对异己力量，保证组织人员对国家的忠诚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借助于这种清除，“教育了人民”。清除的过程就是将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员划分为“人民”与“敌人”两大阵营的过程。在不是人民就是敌人的逻辑中，原来复杂而单纯的里弄生活场就被彻底改变为单一却严格的政治社会，里弄居民之间原来各种初级关系——血缘、亲缘、邻里等等现在都被阶级关系衡量着颠簸着。然而，阶级净化机制的巧妙之处还在于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对阶级敌人的清除惩治，而是将社会问题予以这一清除过程中加以解决。其逻辑与“抓革命促生产”具有一致性。即一方面进行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一方面在运动中对不合理的问题施以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人员的不纯被认为是问题的根源，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必然从人员的清除、组织的整顿着手。随着阶级甄别之后人员的走马上任，针对问题的制度性解决方案也一并出台。即“先清理后建设”，它意味着阶级净化机制的功效已经达到。

就初期的居委会来看，前述问题说明它还未达到国家标准。也就是说，国家尚难以通过它实现对城市里弄空间的监控，更无法通过它构建国家的社会基础体系。正因为此，在处理后来一直被人视为“婆婆妈妈”的居委会问题时，国家却大动干戈，以阶级净化机制对里弄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从而将居委会构造成为国家政权在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并进而完成了里弄空间的全面政治化过程。

三、敌我之间：里弄及居委会的全面整顿

解放初期以阶级为标准的清除与整顿是持续的过程。以上海来看整顿主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次是1952年9月，结合劳动就业进行对居委会的整顿至1953年3月结束。整顿的起因是前述问题，重点是清除不纯分子，让“工人阶级”成为领导核心，标准是“成份好、扎根牢”，但同时也包含着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首先，“所有里弄中的过去各种组织将由市宣布一律取消”。在此基础上进行居委会成员的改选。为了贯彻工人阶级领导，大批的“工人阶级”走上里弄工作。如改选后的江宁区5000余名居委会委员中有1000多是失业工人，1700多是职工；虹口区3300多委员中有1000多是失业人员，650多个职工。这是一个大换血，“各区清除了三分之一挂名委员，清除了不纯分子，吸收了大量失业人员与妇女，增加了新生力量，组织初步得到纯洁”。

图为张济顺教授的《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一书。书中写道，根据历来的革命经验并立足于上海里弄的现实，新政权的首要之举是从庞杂的非单位人群中发现“积极分子”，并将他们置于一定的组织形式之中……“以家庭妇女、失业人员、摊贩和独立劳动者为主要工作对象”并由他们组成的居委会便应运而生。[图源：douban.com]

整顿后不久，民主改革运动开始推向里弄，于是，第二次以人员为核心的居委会整顿全面铺开。这一次整顿自1954年4月开始，到1955年4月全部结束。

与上次整顿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以居委会为重点对里弄社会的全面整顿。政府认为虽然经过多次运动，但“由于里弄分布很广，情况复杂，……敌人的社会基础尚未彻底控制”。在这一结论下，以前的整顿就变得毫无成效。上海市民政局于1954年10月23日关于居委会整顿工作情况报告中，居委会问题仍然是：人员不纯、组织不健全、组织制度、领导多头。几乎与整顿前一样。尤令人困惑的是取得很大成效的以“工人阶级领导”为核心的纯洁运动，不知怎的又成了黑乎乎的一片。据报告：“整顿前（1954年）每一组织单位有4—5个主要干部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有1—2个主要干部是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极端的几乎完全“为反革命或各类坏分子窃取”。而原因也还是，由于“过去改造重在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单纯从工作要求和行政任务出发，不重视政治情况”，致使“居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混入了不少坏分子”。但实际上，在居委会的建立过程中，始终要求“以工人阶级领导为核心”。1952年的整顿也清除了大量成份不清人员。因此，与其说这一组织不纯是事实，不如说更多的是建构出来的。这一建构主要不是对人员进行政治身份上的虚构，而是在阶级身份与社会问题间构建新的联系。之所以人员不纯成为“老大难”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着重点的转换。对于面临大量运动、行政问题的新政权，建立基层组织和完成任务是首要问题，因此，对人员的选择更重视能力与“积极”的态度。而当政权已经稳定，开始着手整顿基层组织的问题时，人员的“阶级”纯正与否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如开始建立妇联组织时，有文化会说话具有公益心的妇女是动员对象，而这些人大多是资产阶级家属，在整顿时就成为成份不纯的人；另一方面，随着着重点的转换，政治标准也在不断提高，从而为阶级斗争式的清理提供依据。但阶级斗争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清除更换几个人员，而是以这种阶级斗争的方式全面净化里弄社会，同时对居民进行阶级意识的动员与教育。这实际上是一个对旧里弄空间和居民成功地政治化的过程。

对于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城市基层社会基础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一整顿是以居委会为中心展开的。具体过程是“先干部后群众”。干部，即居委会委员，对他们进行普遍的甄别处理是第一步。尔后，“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健全居民委员会和妇女代表会议组织，确保工人阶级在居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最后，“通过整顿，明确居民委员会性质与任务，调整区划、简化组织机构”，以解决居委会长期存在的“五多”等现实问题。

这里面干部清理是最关键也最激烈。所有的里弄干部都要过几关：参加学习班、交代、群众大会、处理。整顿开始时，“里弄干部”惶惶不安，困惑不解。“里弄干部对吃自己饭办大家事还要挨整想不通”。资产阶级家属更是紧张，“这次一定要调整换班，我们过去的工作都白做了，我们这些人成份不好，保不住了。”他们应对的具体做法各式各样，“有的怕整掉当不成干部想出各种藉口趁此下台。……有的拍片（以生病为借口——作者注），有的故意学俄语不好。有的以退为进，积极进行活动，争当干部。有的互相吹捧，打击别人。平时有些贪污行为，作风不好的垂头丧气，唯恐过不了关”。但这些花招在强大的阶级斗争面前都是无力的。清理工作队“在里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领导下，深入群众，依靠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以及政治上可靠熟悉里弄情况的人，个别访问或座谈会，广泛接收群众检举、密告、揭发，并从社会其他关系案犯口供方面收集材料”。“对于罪恶重，民愤大，可以在发动前交公安核实处理，或留在运动中有利于发动群众当场揭发。”而传统的诉苦大会、群众批判大会自然不可缺少。

在这种“公开与秘密结合，调查与交代配合”的方式面前，几乎没有一个被审查者能抵抗住阶级斗争的风暴所施加的心理压力，甚至没有问题的人在这种压力面前也会崩溃。据事后调查，从1954年4月试点工作到1954年11月在试点工作阶段，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共发生自杀与逃跑事故计110起，内自杀58，已死36，未遂22，逃跑52”。调查并认为“反动到底，宁死不向人民低头”的畏罪自杀者只占38％，因不明政策或被坏分子造谣恐吓而自杀占33.3％。死因不明占13.8％。运动中因追逼等错误而自杀者占3.45％。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事者所承受的压力之大，甚至波及到无辜者产生厌世情绪。

徐汇区推向群众后首先开处理大会，一天内开了两个大会当众处理一批，镇压一批，共打击12名，内逮捕8人，管制4人，再前途教育。会后当天自杀一名，隔日又自杀1名，接着又逃跑2名。

到整顿全面铺开阶段，自杀、逃跑大幅度上升，不到3个月，自杀人数从58上升到145，逃跑从52上升到103。自杀逃跑是全方位的，但上报材料上有“领导”旁批曰“摊贩多于里弄，什么道理？”说明政府针对的主要目标是里弄组织而不是非常设性组织的摊贩。

在这样全面斗争的压力下，1954年的整顿成果极为显著。首先，是“清理了残余反革命分子，充实了骨干力量，纯洁了组织”。整顿中清除了社会治安危害分子和有政治问题的人，新选出干部103931人，留任的53％，新当选的47％。整顿证明了阶级立场的观点是正确的，“从整顿揭露的严重违法乱纪和作风极度恶劣的分子来看，不少是成份不纯的。如嵩山区处理撤职的18个人中有12个是成份坏、作风坏进行贪污敲诈等违法活动的”。

然而，虽然可以在宣传上将所有的坏事全然归结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但社会性问题毕竟无法经过人员的更替全然解决。阶级净化机制的巧妙在于它是伴随着建设的清理。

四、制度建设：纳入国家体制

阶级净化机制的重点在于对人员的全面清理，并借这种清理对社会进行活生生的再教育，以全面清除旧的社会基础。不过，它的成功还在于在清理的同时，针对现存问题有一个务实的制度建设。1954年上海的整顿中就同时对居委会进行了全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借机解决了组织的不健全。由于1952年整顿片面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使在职和失业职工成为居委会的主要领导。但这些人不可能有时间进行里弄工作，随着就业的好转，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故这次转而强调“劳动人民家属”，由此开始了居民委员会委员中妇女占多数的历史。1953年统计时，上海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中妇女占37.3％；此次整顿后妇女占了54.6％。“职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占75.8％，基本确保了工人阶级在居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里弄空间中原来最被人轻视的群体，由此走上了政治生活的舞台成为里弄空间的主要角色。她们与广大的里弄妇女一起，构成国家政权建设在城市基层社会主要的支持力量。

图为1950年代的虹桥居委会委员。[图源：thepaper.cn]

二是将居委会经费正式纳入国家财政。这实际上是对居委会委员“吃自家饭，管百家事，还要挨整”的现实的承认。阶级斗争固然要讲，可以教育居民以阶级的眼光看问题，将贪污浪费归为“成分不好分子”所为。可即便“品行优良”的劳动人民也要吃饭，让他们义务地为国家居民服务显然要求过高，让居民为国家事务掏腰包也与理不合，很难长久。事实上，居委会之所以有大量的贪污浪费，其根源正在于此。居委会所做事务主要来自上面的任务，而经费却筹自居民，这既难得到居民的认同，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也给委员制造了赢利的机会。阶级斗争方法对此只能收一时之效。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一组织经费纳入国家财政。1955年4月上海下发《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经费使用试行办法》：“为了更好地开展本市居民委员会工作，减轻居民负担，克服目前里弄中存在着的摊派与贪污浪费等混乱现象，根据中央内务部《关于城市居民委员会经费问题的意见（草案）》，本市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经费由政府统一拨给开支，居民委员会委员以上人同根据其工作情况与经济情况，由政府酌予生活补助费。”这是对现实的承认。正因为这一组织实际上是国家在基层的代理，“必需用的办公经费是为了协助政府进行工作而用去的，所以由政府按规定的办法来拨发”。这一举措消除了居民为国家事务掏腰包的抱怨，并就此杜绝了居委会成员赢利的空间。当然，鉴于居委会的自治性，政府的拨发是补助性的，而非正式的薪水，这与街道办事处是有区别的。这也是居民委员会自开始时就存在的尴尬地位的反映。但经由此，毕竟基本解决了前期居民委员会经费中存在的混乱现象。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居委会委员即从“义务制”转变成为支取国家薪水的“半官僚制”的“专职人员”。除了薪水的低微，地位不高，工作方式的群众性，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的雇员。至此，居委会完成了它彻底国家化的国家代理人过程。相应地，由于国家不支持国家之外的社会活动，居委会原来所具有的一定的民间性功能如果不是说彻底消失至少也几乎是泰半不存了。

可见，这一次的整顿是对居委会组织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其特殊之处在于是它以全面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运动方式为中轴的，即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上述材料显示这种方式难免会出现过激行为和“冤假错案”，不过，通过将各种问题“阶级敌我化”，它却有效地中断了这一组织所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逻辑，将一种具有赢利特性和社会各种角色竞争的界于社会与国家间的城市基层社会舞台改造为新生国家政权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并最终于1954年12月《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规定下来。

经过如此整顿与建设之后的居委会已经完全成为国家在城市基层社会的代理人，是国家在城市基层社会的忠诚执行者。国家的各种运动、各项政策，不论与居民利益具有多少冲突性，在里弄层面，都是通过这一组织落实下去的。如此后国家推行的粮食计划供应、精减人口、上山下乡、城市人民公社、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各种运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国家与居民的利益冲突，但居委会在任何时候都无一例外是坚定的国家意志执行者，而不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与一般国家官僚的不同仅在于他们身份地位的基层性，在于他们报酬相对于他们工作的微薄，在于他们工作方式具有走家串户的民间性，但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的立场毫无疑问都是国家的。他们在社区的权威和自我认同都来源于国家。

总而言之，经过阶级净化机制，居委会在1954年整顿之后基本上完成了彻底国家化的过程，成为国家在城市基层社会的合格代理人。更重要的是，经此过程，复杂多元的居民身份被划分为简单明了的人民与敌人两大阵营，里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组织被有效地清除。里弄也就从一个社会空间被改造成为由居民委员会统辖下的国家基层单元，从而完成了城市基层社会从属于国家的整合过程。

五、结语：表达性阶级话语的现实运动及其功效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方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决定性的变革，从此中国革命的逻辑就在革命与敌人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展开。朋友和敌人是依其经济地位与对革命的态度决定的。经济地位虽然是原罪，但革命的态度却可依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以及个人的主观而改变，从而形成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与革命的基础。然而，这一政策的关键在于不论不同的时期朋友的圈子大小如何，敌人却是一定存在的，团结朋友正是增加打击敌人的力度。这不仅是革命的题中之义，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支持性基础性构建。如果没有敌人，就失去了革命的动力与意义。革命暴力的存在和统一战线正是因为不同时期总是活动着需要着意对付的敌人。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的政权必须对于敌人实施最强有力的打击。

图为连环画《朋友与敌人》封面，1957年出版，60开，单行本，出版社不详。

阶级净化机制正是这种敌我划分策略在新中国初期的实践。黄宗智指出，建国初期的土改存在着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不一致。中共在土改中建构了脱离客观实践的表达性阶级斗争。另一研究者张小军运用布迪厄的象征资本，认为土改实际上是以象征资本再生产的手段生产“阶级”与新秩序的过程。在这种建构中，土地从经济资本转化成了象征资本，土地便有了“阶级的归属，直接的功用是划阶级，背后涉及的是权力的再分配”。最终，“在经济差别已经消灭的情况下，土改却从政治上象征地创造了一个更加明晰和森严的阶级序列”。这两种分析都注意到新中国初期阶级斗争与现实之间的断裂，但着眼点都在农村，认为城市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理论上部分属于进步的力量”，没有成为“暴力阶级斗争的对象”。也就是说，城市里不存在上述“断裂”式的阶级暴力斗争。

但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阶级斗争的逻辑与模式在农村与城市是一致的。两者都在同一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下完成了权力的重新分配，完成了权威从上层阶级向下层民众的转移，这种转移打造了中国共产党政权最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权力的转移的需要，才必须以政权威力实施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农村中，摧毁的是原有的以地主富农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在城市，原有的统治权威同样必须被摧毁，只不过它所针对的对象及方式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