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样的女人
周佩红丨文
母亲离开我们快两个月了，全家人仍不能习惯这个事实。侄女告诉我，她每次经过晒台门口，总觉得阿婆（她这样称呼我的母亲）还坐在那里，望着晒台上方一小片空旷的天。的确，这是母亲生前常做的一件事。从前我每次去看她，她总在那儿。我说，姆妈，这里风大，冷，快进屋吧，不要感冒了。她总是摇头一笑，说，不妨的，这里安静，我想静一静。或者还加一句：这里好透气。母亲有心脏病，我们只当是她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那时，我们很少去想，母亲为什么愿意呆在这儿，而不是她的房间，或家中任何一个别的地方。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认识母亲：她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是属于我们的，属于父亲，婆婆，哥哥，我，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小的时候，我们习惯了母亲在灯下捏着针线，为我们缝补衣服，下班回来给我们带好吃的，去学校为我们开家长会，柔声细语地抚慰我们，擦去我们的泪水。“文革”中父亲的突然死亡，使我们看见了一个孤单无助的母亲，那是因为她把头埋在了自己的臂弯里，浑身颤抖，从那下面传出陌生的无力的抽泣声。
那一刻她没有理睬我们惊恐的呼唤。那一刻她是暂离我们而远去了，去到她一个人的世界。可不久她又回来了，为我们去单位蹲牛棚，扫厕所。真的，的确是为我们，我当时就是这样对她说的——姆妈，为了我们，你要活下去。我以为这句话能够让她不死。当时才十几岁的我，已模糊地认定母亲是不会舍下我们的，我们，就是她活在世上的全部理由。母亲果然没有随父亲而去。天长日久，我们习惯了她的憔悴、操劳，她对脾气乖戾的祖母（她的婆婆）的全力侍奉和忍让，对小孩子们慈爱温和的笑。在我们心目中，这就是母亲的形象：一个终身的孝媳，贤妻，良母。
现在，我们身边和心里有了巨大的阙失。母亲把她自己整个儿带走了，而我们仍在。母亲自身既是一个整体。这是我们从前很少想到的。
可是，母亲自己的生活在哪里呢？她是融化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被我们的生活分割了，剥夺了？
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似乎对此有所思悟。也可能她早有思悟，只是不说。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内向的人，不像别的女人，年纪越大越唠叨。她是越老越没话。母亲，站在晒台那一小片裸露的天空下，你究竟想了什么？
有一次母亲忽然告诉我她小时候的一件事。她说，六七岁时（那是多么遥远啊），她在南京的家中，喜欢趴在窗口看外面。外面的左边，有一幢小洋楼，二楼晒台上，经常能看见一个女人坐在靠椅上看书，或者搬出雪白的枕头被褥，把它们在太阳底下拍松，晒得软软的。女人的动作从容优雅，让年幼的母亲觉得心里很舒服。她甚至记得太阳光里飞舞着的细小灰尘。右边的尽头，却是一片简陋的棚户，里面也住着一个女人，看上去年纪大一些，穿得简单，但很干净。这女人好像是同两个年纪差不多大的男人住在一起，是一家子，他们也搬东西出来晒，是破旧的纸板和布头之类的东西，，忙忙乱乱的，但是从没见他们吵嘴。母亲叹道，人和人的生活，是多么不一样啊。
我心口发堵。在母亲所描绘的旧得发黄的画面上，我仿佛看见另一幅图景：母亲正伏在她晚年生活的危栏上，看她自己的一生——那是与她幼年的憧憬或疑惑完全不同的生活。
母亲的一生，简要言之，前半段是职业妇女，做医务化验工作。那天地其实也不大，须知她同时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脾气急躁的丈夫，挑剔到甚至蛮不讲理的婆婆，年迈的高堂。但毕竟她还有独立于这一切之外的时间和空间。我能够想象她走出家门之后的那种轻松感。她步行到静安寺，挤上57路公共汽车，沿途经过洋楼和农田，看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迈着轻盈的步子，头发绾在脑后或盘上头顶，拎着装脸盆衣服的网兜走出校门，这时她会有莞尔一笑，会在心里想一想与家完全不相干的事。
到了西郊外的医院，她穿上白大褂，去病房为病人挨个抽血，与那些怕疼的病人说笑，轻轻拍打他们隐伏在皮肤和脂肪下面的淡青色血管，一针下去，血就从静脉流到针筒里了。病人说，你真是一针见血。她轻轻地笑了，没有声音。显微镜下的世界也就是她的世界，她可以坐着看很久，从来不说腰酸脖子痛。退休之后，这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家。她的天地空前缩小。而且，她一步也不能离开这个家，因为家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她。
她唯一的外出理由是上街买东西。她在商店柜台前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站就是好半天。有时她付钱后忘了拿买好的东西，回到家想起，再急急忙忙地往回赶。她也曾一清早去附近的公园做操，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年龄与她相仿但明显比她“潇洒”的老妇人，她们做完操后可以轻轻松松地聊上大半天，她却必须忙不迭地往家里赶了。哦，你这么大年纪还有个婆婆。别人对她这么说，好像是惊奇，又好像是怜惜。母亲心里知道，她只要晚回去一点点全家都会不安，就像一锅粥煮开后关了火，还会的的笃笃翻腾个不停，婆婆的数落和唠叨则会像小刀子一样一把把飞过来，让人听不出是关心，还是埋怨。久而久之，母亲习惯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从公园出来，满街的人和车使她觉得头晕。她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边缘慢慢往回走。一辆自行车紧擦着她的身子骑过去，车把钩住了她的拎包带，把她带倒在地。幸好自行车不是骑得很快，没有伤着她。在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从此，母亲不再去公园，不再单独外出。
从此，母亲最常呆的地方，就是那个裸露的晒台了。那里毕竟还没有屋顶。
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一两年。
这期间，在忙活那些永远没完的琐碎家务的间隙，她开始整理一些旧物。常常是床铺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箱柜大开着，她却拿着放大镜反复看一张旧照片，像一个专心致志的考古学家。
她的抽屉里有一支口红，铜皮外壳，旧得发黑，里面膏体干硬，已经旋不出来，但仍然顽强地红着，就是旧画上一方印章的那种红。母亲毫不掩饰地告诉过我，这是一个男人的赠物，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故事并不复杂，简短得令人遗憾，让人想起张爱玲的《爱》。他是她学医时的同校男生，常常在学校门口碰见。说到这儿母亲闭上嘴。以后呢？我问。没有什么以后了——没有了，母亲说，那只是心里可以感觉到的东西。
那么它——？我指指口红。
哦，它来得太晚了。后来我到了重庆，遇到你父亲，结了婚。这时候他从上海打听到我的地址，千里迢迢赶来看我，兴冲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这也是他对我说的平生第一句话。然后，他看到我挺着大肚子——我那时已怀上你大哥。他只好走了。第二天，托人送给我这东西，还有一对龙凤象牙筷，一封信。信上说，这是他在上海就准备好的礼物，所以还是决定送我。他说，祝你一生幸福美满。
我知道母亲后来的生活是不快活的。年轻时她喜欢笑（是那种有声音的笑），喜欢穿花裙子，从乡下出来的婆婆最见不得这个，一天到晚恶言恶语摔锅扔瓢表示抗议。当然，除了这个，父母这种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生活中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运动”。
你后悔吗？我问母亲。她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母亲缄口不语。也许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母亲说，我只是常常在想，要是换个人做了我的丈夫，我的后半辈子又会怎样？
我忽然很想与母亲讨论。我说，父亲去世时你只有五十岁，为什么不再另外结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