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曾经在2017年的贵州大数据峰会上提出：“如果不让孩子去学会琴棋书画，三十年后，将找不到工作。”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却有那么一群徜徉在艺术海洋里的孩子只能浪迹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用他们或饱含沧桑，或清冽美好的歌喉，吟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歌谣，来换取微薄的收入。
甚至，他们经常坐着火车去各地演出，一去就是好几个月，因为只有多去一些地方，才能赚到钱。
拥有艺术，却没有固定的收入，这是他们最大的痛苦。
1978年出生的叶三，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在她的新书《我们唱》里，讲述了一群让70后80后耳熟能详的音乐人的故事，包括老狼、张楚、李志、赵牧阳……他们的年少轻狂，他们的青春无奈，他们的追梦艰辛和苦苦挣扎，在叶三的笔下变得缓慢而温情，激烈而具体。
哪里有生活的疼痛，哪里就有回忆的丰润。那些曾经被音乐点亮的日子，是时光留下的无尽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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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来源于现实，又毁于现实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可以唱着自己的歌。他们是中国爱乐乐团的乐手们。作者采访了爱乐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大鹏，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大鹏是家里唯一一个学音乐的人，至于自己为什么要学大提琴，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仿佛只是因为被别人赞美“我觉得你拉得很好呢”，就坚持了下去。
大鹏初一就考入了北京艺术学校，那是外地来北京的艺术生眼中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的最佳路径，即使每年学费两万五，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笔小数字。
艺术学校的学生都是从初中到高中六年直升，课程安排也是文化课和专业课平分，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其他时候就是练琴。大鹏和他的同学们都特别刻苦，甚至有些每天六点就起床，当大鹏还没有吃早餐，人家已经背了两百个单词。
大鹏的整个少年时光，都是在练琴、比赛拿奖、继续练琴中度过的，当时，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是他唯一的目标。
然而，当他最终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然后去美国读了三年硕士，2008年回国考入中国爱乐乐团，成为大提琴声部副首席，两年后升为首席时，迎接他的并不是想象中辉煌灿烂的星光大道。
中国爱乐乐团是体制内单位，大鹏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面对每年的考核、挂钩工资、职称、档案等生活现实。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不得不去参加各种企业在年底为职工和家属举办的音乐会，或者为电影音乐、流利音乐录音，甚至为娱乐节目伴奏。
这和当初的梦想差得太远，以至于大鹏就算知道不该说丧气的话，还是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在毁掉音乐家。
这就是音乐家的现实，和大鹏有一样烦恼的，还有小管，和小管的大学同学们，中央音乐学院大二学生，主修中提琴。
1995年出生在音乐世家的小管，从4岁开始，每天都要练一个半小时的琴。刚开始，是为了完成任务；后来组乐队，在酒店做驻场演出，一天三小时，收入一千元。
刚开始所有的演奏曲目都由小管负责，全是古典四重奏，后来酒店换了经理，要求改成流行音乐，加弹唱，小管气愤地说：“把所有的档次全部都给拉低了。”
生活就是这样残酷，开始时告诉你要有梦想，然而却又冷酷地告诉你这梦想太过浮夸，到最后想要它的方式来让你忘掉最初的梦想。而它的方式就是，用现实告诉你，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其他都不要多想。
梦想成为了一种刺眼的存在，可生活就是这么的实在。
在现实的残酷面前，大鹏选择接受，他不抱怨，他看得清现实，也明白古典乐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他十分清楚自己无法改变现实，在个人生活所迫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勇敢地面对。
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和他一样，当梦想遭遇了生活的风雨，还是不得不挺起胸膛，迎风而上。
小管却试图改变，他努力地寻找音乐和生活的关联，想要把古典乐的阳春白雪在生活的下里巴人之间找到平衡点，让自己的梦想不至于沦为家里的笑柄。
他和同样学习西洋乐的表姐一起开了个工作室，想要开发出一整套的，融合了多种元素，比如摇滚、戏剧、流行、爵士等多种形式的，能够用简单剧情串联起来的幽默音乐。同时，工作室也教一部分喜欢音乐，有时间、有能力去学琴的成年人。
几个月后，小管的工作室已经开办了四期音乐沙龙。第四期沙龙的地垫在鸟巢，是与鸟巢文化中心合作的，主题为“三重奏”……
不管是大鹏还是小管，他们音乐家的梦想都根植于生活，却又被生活毁灭掉，只留下苍白而孱弱的努力，坚守着属于自己的舞台。
梦想和青春一样，都是一种信仰。追逐梦想的人都一贯地坚定，即使路上有太多的艰难险阻，即使荆棘密布，他们还是相信梦想之花永远不会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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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还是放弃，梦想不只AB两面
如果说大鹏和小管坚守的古典乐，太高高在上，曲高难以和寡。那么作为相对来说能够被更多人接受的朋克，“生命之饼”的吴维面对的生存现状却并不比大鹏和小管他们更好。
喜欢画画、整天在街头过着混混生活的吴维，是偶然听到了Beyond的歌曲后，立马被深深地吸引，并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朋克的。这个时候的他，连黑豹、唐朝、崔健都一无所知。
看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招生广告，甚至连贝斯都不认识的他，马上找了个朋友咨询，就买下一把雅马哈的贝斯，报名去了北京。
这样的吴维，在学校里没有人搭理他；也是在这里，打开了吴维的全新世界。他听老师推荐的乐队，买回最基础的乐理知识书慢慢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琴和听同学们聊天。
三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吴维回到武汉，然而却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于是，两个月后他又折返北京迷笛学校，认识了来自攀枝花的朱宁和四川人曹操，他们结伴去了西昌，遇到了“山鹰”组合，写出了他的第一批“作品”——《拯救创作协会》。
然而，在西昌，是没有人听这样的音乐的，于是几个月后，曹操去了北京，朱宁和吴维回了武汉，找到迷笛学校的同学吉他手韩立峰，成立了三人阵容的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吴维担任主唱。
“生命之饼”是吴维取的名字，灵感来自几年前他偶然看到的一句话：“擎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
所谓的梦想之路，不是梦也不是想，而是一条路，只有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才能慢慢地接近梦想。
能充灵饥的“生命之饼”在现实中却举步维艰。
排练了几个月的“生命之饼”，参加了武昌米高Disco迪厅举办的一场大型演出，那是一场当地广播电视都要报道的演出，观众被隔离在舞台很远的外围。当吴维上台，对着观众大喊：“你们赶快过来，赶快过来！”观众呼啦一下子涌上舞台，又唱又跳，把摄影师都给吓坏了。
演出之后，媒体从报道中把“生命之饼”删掉了，认为他们是来捣乱的。这是“生命之饼”的第一次演出，不算成功，但是吴维不在乎，因为这次的演出让吴维结识了武汉更多的乐队朋友。
后来在酒吧演出，没有遇到能够欣赏的人；然后去北京，然后开始巡演，但是即便如此，演出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收入。因为朋克音乐风格本身的粗糙、不悦耳和政治风险，很少有商业演出愿意邀请他们，而出版专辑和巡演最多只是做到不会赔钱。
然而这些，吴维都不在乎，他在“生命之饼”的主页上写过：“它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做着让我们觉得舒服、高兴而力所能及的事。对我来说，搞朋克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觉得过瘾。”
是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表达，需要一些方式来宣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只是现实，太过残酷，不喜欢人们如此张狂。
再后来吴维和“痛苦的信仰”乐队的高虎在北京“开心乐园”办了一次演出，“生命之饼”压轴，前面的十几个乐队都是千篇一律，没有自己的特色，让还没有上场的吴维，失去了兴趣，就算坚持到最后，也只是用16秒唱了一首歌，走人。
这年，“生命之饼”发表专辑《50000》，因为是公开出版物，歌词不得不删改了很多，从此，吴维打消在北京发展的念头，彻底回到武汉。
然而这一去也并不是处处天堂。
对朋克的偏见，大众的不接受，让吴维难以前进，他试图调整方向，想把“生命之饼”打造成为一支国际性乐队，去世界各地演出。
然而第一次走出国门，原本计划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最后却只演了泰国；第二次国外演出在美国，华盛顿DC音乐节邀请“生命之饼”，吴维想趁机在东海岸巡演，然而在上海飞底特律的时候，因为签证问题，还被警察拿枪指着……
吴维的梦想在现实面前变得弱不禁风，“生命之饼”前行的路上荆棘密布。然而这就是乐队的现实，和“生命之饼”一样，很多乐队的现状都不乐观，吴维的追梦之旅只是一小段。现实对他们的残酷压迫，比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但是吴维曾经说过，从开始做音乐起，他就不愤怒了，因为他把愤怒和不妥协全部放到了音乐里，“反抗精神是朋克必备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发起就是在挑战他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在中国，我挑战我讨厌的东西！
明白这点的吴维们，即使生活潦倒，即使被全世界抛弃，有喜爱的音乐陪伴，生活也变得不简单。
有梦想的生命，就是总有雨露浇灌的花草，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命里，如此的鲜活，如此地美好。
⒊
没有妥协，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虽然现实残酷，但也有温情的一面。
老狼就是被上天眷顾的幸运儿，第一次唱就红了，一首《同桌的你》在全国各地响起，白衬衫、牛仔裤成了文艺男青年的标配。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可以歌唱属于自己的青春。
不同的年代会造就不同的音乐，老狼和他的伙伴们处在真实的、浪漫的青春记忆中，而他们之前的青春记忆都是苦涩。处在这样的好时代里，还是得看清自己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只是，红了的老狼并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还是不写歌，但唱的每一首歌都只是在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单纯而有情怀。
他结婚生子，满足于现实安稳的生活，只是他知道这样的自己会慢慢失去激情，于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参加一些活动，推荐新人、唱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歌唱属于自己的记忆。就像高晓松评价的那样：“别人都是在唱歌，他是在歌唱。”
和老狼一样，用歌唱表达自我，找寻自我的，还有张楚。
张楚8岁开始到西安父母家，全新的环境里，孤独的他用爸爸的收音机听短波，看《世界之窗》和《译林》。被鼓吹远处的自由和西方文化的痛苦让张楚开始了自我的迷失。
不过从一开始创作，张楚就十分清楚地知道，音乐是他表达自我的最好方式。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感悟，去提炼，去创造。他也确实做到了。1994年，张楚和窦唯、何勇、唐朝乐队在香港红馆演出，全场一片沸腾，缔造了中国大陆摇滚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后来一路辉煌，一路迷茫，也一路追寻。
2001年到2005年，张楚从北京回到西安，开始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在租住的房子里，没有创作欲望，没有表达欲望，不跟别人交流，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虽然他生活并没有什么问题，要求也不高，不算缺钱，但始终没有安全感：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认为自己指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文学化的真理，却没有人去看。他试图找到一种让别人接受自己认可的真理的方式，却总找不到出口。
终于，时间给了张楚最好的答案，他逐渐认识到他对这个世界而言，该融合的就得融合，该自我的还是得自我，但不要去折磨别人，强求别人接受。
“有了艺术观就不再需要世界观。大家都是平扥的，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真理，可以自由选择”。
想通了的张楚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现在的他觉得那几年的自己都活在尖锐里，身处摇滚青年的圈子里，生活也很摇滚，但却并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摇滚。
他不像李志，从一开始就清醒而敏锐，智慧而明智。喜欢唱歌，就去做歌手；没有天赋，勤奋就好了；管它网络还是音乐创作，讨论社会现实才是必须尽的职责……
人就应该正直，努力去改正缺点，但不能为了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而去说谎、去否认——没有谁纯洁无瑕。
尝遍人世的辛酸和无奈，享受过音乐带来的美好和幸福，在世事浮沉中逐渐明白，艺术和人生并不是势不两立。坚持梦想，找寻自己，才能让音乐和自己都精彩无比。
孤独的张楚、老板李志，身处好时代的老狼，被现实折腾的吴维和生命之饼，张玮玮和白银饭店……
很多年前，很多年后，他们都在那里；时光荏苒，他们变了，他们似乎又没变。圈里的故事，还在继续，没有那么多的光怪陆离，没有那么多的非此即彼。
时间总是仓促前行，留下一片狼藉和美丽，而我们只需带着对过去的回忆，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一路欢歌，直奔红尘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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