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雷望红】
又到年末，大家都在盼着能够尽早回家过年，在福建打工的小姨却不敢回家。早在腊月初，就询问小姨回家的时间，但小姨支支吾吾，含糊其辞，说到时候看情况。我感觉纳闷，在我回家后，追问小姨回家的时间，她才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回家过年人情压力太大。表妹上了大学，开支增大，她要拼命攒钱。这过年一回去，今天一头人情，明天一头人情，过年尽是走人情。不仅回家没年味，而且一年好不容易挣的辛苦钱走走人情、打打麻将就花光了。所以索性决定今年过年不回去了。
她决定不回来过年，表妹闷闷不乐，我妈倒是觉得她明智，“你小幺（老家方言，即小姨）不回来过年，可以节约近一万块钱，其中大部分都是花在人情往来上。一过年，到处都在办酒席，她回来了那些亲戚朋友办事你不去行啊？一去又是送人情，又是点歌，还要打牌，走一次人情花个上千，搞几次一年辛辛苦苦挣的钱都没了。”随后，妈妈开始跟我细数人情的“罪恶”。
人情压力暴涨谁能忍？
我的老家在湖北公安，位于江汉平原。近些年来，老家的村民们年年哀叹人情压力太大，人情项目剧增，人情礼金暴涨，搞得村民们苦不堪言，焦躁不安。
先来看看老家人情项目的变化。按照传统习俗，只有小孩“喜十”（小孩出生十天办酒）或满月（两者只选其一）、儿童十周岁、年轻人结婚、男性高寿（80岁、90岁）、老人去世这些项目才会办酒席，但现在人情项目年年被打破，项目越积越多。
2016年以前，新婚夫妇生小孩之后，只在一方为新生儿办酒席，一般是在男方家办。现在则变成了在男女双方家都要办。由于独生子女增多，很多双独年轻夫妇结婚时实行两头走，在生小孩以后，男女双方一家“喜十”，一家办满月酒。一旦双独夫妇办了之后，其他双子女户的家庭就不服气了，凭什么你家女儿办了，我出嫁的女儿就不能办了呢，你办我也办，不然就亏了。比如，我一表妹是家中独女，老公也是独子，结婚时双方父母各为他们买了一套房，相当于“两头走”，今年表妹喜得贵子，男女双方各为他摆了一次酒席，男方家为他“喜十”，女方家为他办满月酒。我姐姐的小孩晚表妹的儿子一天出生，原本爸妈并无为外孙办酒的想法，但是看到表叔为表妹办了酒，考虑到既然都是女儿，而且我以后不会在家里生活，那他们也就相当于只有一个外孙，就考虑他们家办我们也办一下吧，这样平均一些，所以就在表妹孩子满月的第二天，爸妈也为外孙办了满月酒。现在老家，基本上形成了男女双方为新生儿办酒席的风气。
结婚的酒席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只有初婚才会办酒席，离婚后再婚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如果要再婚，新婚夫妇都极为低调，搬在一起住就可以了，讲究一点的家庭只是请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吃一顿，不会大张旗鼓地办酒席、放鞭炮。但是，现在离婚越来越多，很多再婚的夫妇，会大张旗鼓的摆酒。村里的成大叔，有一儿一女，儿子结了两次婚，女儿结两次婚，儿女的初婚和再婚都办了酒席，有村民咬牙恨恨地说，“去他们家吃喜酒都吃了四次，他要是离婚再结婚，我们都恨不得不去了。”
以前只有考上一二本学校才好意思请考学酒，现在不论考北大清华，还是北大青鸟，都会请客，一些考生家庭，甚至在还未确定考生是否被大学录取就开始办酒，有一些考生在办酒后又选择复读，来年考上大学又办一次。
原本只为男性高寿老人庆祝的寿酒，现在假借男女平等的旗号，也开始为女性老人过，而且年龄要求越来越低，从最初的80岁，降低为60岁。
老人去世是大事，白事是祭奠老人离开人世的最后礼仪，但现在老百姓将这一祭奠仪式延长，在老人去世一周年、三周年时还会摆酒，以前老家也会在一周年和三周年时举办仪式，只是请至亲和村邻前来吃饭和吊唁，吊唁只需要买少量纸钱和鞭炮。但是，现在一些家庭会增加一些仪式，比如请和尚前来念经，请来的和尚工钱费由老板包干，因为请了和尚，所以亲友要买烟表示，一条烟的成本至少100多元。虽然一周年、三周年不收礼，但主家可以通过收烟变相赚取人情礼金。一些朋友多的家庭，则会明目张胆地为老人办一周年和三周年的酒席，要求客人要送礼金。
办酒席的主家，为了通过一次人情更迅速地积累人情礼金，会采取不同形式的活动增加人情收入。在我们老家，几乎每一种类型的人情酒席，都搭配有人情礼金以外的其他花销。婚礼酒席上长辈要送鸡蛋钱或压箱钱（鸡蛋钱是男方长辈给，压箱钱是女方长辈给），金额多与礼金金额相当。新人结婚后的第一年春节，还要去给长辈拜年，“新人送礼，长辈拿钱”，这个钱是长辈给新人的打发钱，根据长辈的经济能力而定。考上大学以后，至亲不仅要送礼，还要给路费，以示对大学生前往大学学习的支持，若人情是500元，路费就要给300元；白事上在人情以外，侄男侄女、外甥外甥女在出殡前夜，要围着圈跟着和尚“圈香”，为亡灵超度，圈一次一个晚辈要么给100元以上的“香钱”，要么买一条烟（价值100元左右），一个晚上大概要圈三次左右，一户的成本又要增加300-400元。
近些年来，老家的村民们年年哀叹人情压力太大。
人情的异化，一方面表现在人情项目和项目内容的增长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人情礼金的增长上。在老家，亲戚分为至亲、近亲和远亲，村邻主要是本小组和邻近小组关系好的村民，他们送的礼金在当地称为白人情。15年来，老家的人情礼金迅速上涨，至亲人情上涨20倍，近亲、远亲和白人情上涨10倍，主家挣的钱则是越来越多。从我家几次酒席人情状况略见一般。
2000年，我家为我办十周岁酒席。至亲如大姨、小姨送100元人情，近亲如表叔、堂叔送50元，远亲送20元，白人情送5-10元。当时家里人情收入1000多元，除去各种开支后净赚300元。
2009年，我考上大学。至亲送1000元人情，近亲送300-500元，远亲送200元，村民的白人情送100元。当时家里人情收入1.5万元，大约净赚5000元左右。此外，至亲与近亲需要给路费钱，每家要给100-200元，无成本，均为净赚。
2014年，姐姐结婚。至亲送1000元，近亲送500元，远亲送200-300元，村民送白人情100元，关系好的村民送200元。此外，至亲和近亲在婚宴上要给压箱钱，在新年时要给打发钱。人情钱属于我的父母，压箱钱和打发钱归姐姐。只计算人情收支，当年收入2.7万元，纯收入1万元左右。今年外甥在我家办酒席，人情收支相差不大。
就一次人情酒席来看，主家可以挣到钱，但从长远来看，主家和客家都没法挣到钱。主家办酒席，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只送礼不收礼而亏本，只好不断地追随人情项目和礼金数额增长的脚步，只要有由头就抓紧时机办酒席，最后导致大家都陷入到人情压力的恶性循环中。大家都在感叹人情压力大，没有挣到钱，又都在争相办酒席。不办酒席的人要给人送礼，办酒席的人挣了钱又很快给人还回去了，最后根本留不下钱。最后是搞“一条龙”的人挣了钱，全部用于购买酒菜和支付服务费了。据说，早在腊月初一，全镇的几个“一条龙”班子的“档期”都被排满，若想在2017年的正月十五前办酒席根本办不了，因为请不到“一条龙”来帮忙做酒席。
对于办酒席的主家而言，一次性酒席赚取的人情礼金越来越多，但是对于客人而言，人情压力越来越大，一年碰上几次亲属办事，一年的收入就是给别人挣的了。在老家村子，村民们主要依靠在沿海城市打工或种植葡萄为生。前几年，打工收入不错，葡萄种植也正处于高峰期，老百姓的手头结余多，出手阔绰。但这两年，受到产业转型的影响，打工收入有所下降，葡萄种植也遭遇销售寒冰，农业收入大幅减少，老百姓手头的结余相应减少，人情压力让他们愈来愈坐立不安。现在一年一对40-50岁的夫妇，若在家中务农打小工，年收入不到2万元，但一年的人情开支至少8000元，人情占了全年近乎一半的开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于很多家庭而言，人情都是一份无法逃脱的沉重负担。
人情异化之因民不知
原本温情脉脉的人情往来，在江汉平原无疑已经异化为敛财的工具。“敛财”并非大多数村民的本意，只是地方社会的潮流席卷着村民不知不觉陷入其中不可自拔。尽管主家与客家谁都没有在经济上受益，但谁也走不出这一人情泥淖，且越陷越深。江汉平原的人情压力，主要是不断增长的人情项目的压力，这一人情形态的形成，与当地的社会结构有关。
将江汉平原的人情，与同为原子化地区的东北进行对比，发现两地存在一定的差别。江汉平原与东北在人情礼金与酒席规格上类似，收支相仿，办酒席都可以挣钱。但是，在东北，人情项目基本可以保持稳定平衡，并未出现明显的人情竞争的局面，老百姓在人情礼金上的压力并不大。而在江汉平原，由于人情项目、人情内容与人情礼金的增长，形成了地方性的人情压力，人情高度异化。
两地在人情项目上的差异，受制于村庄结构所产生的人情是否可退出的影响。在江汉平原，村组界限清晰，小组内部成员之间日常的生产生活互动频繁，彼此之间的关联多，从而建立了村内比较稳定的人情关系。人情的范围发生在小组内部，即小组内部的成员必须参与到人情交往中来。如果有的村民参与消极，会受到其他村民的交往排斥。
江汉平原的人情网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村组内的村民关系和亲戚关系，建构性的朋友关系较少，人情关系具有先赋性。村民关系和亲戚关系都是必须得来往的关系，如果人情断掉，就意味着日后的友好关系就断掉了。而在我所调研的东北村庄，村内没有明确的小组界限。集体时期，村内虽然划分了小组，但村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关系好坏随意划分小组，随意并未形成稳定的小组界限。所以，小组并未构成一个稳定的人情单位，而是由村民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构建人情关系，当地的人情关系具有极强的后天建构性。建构性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关系可以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人情的可退出性更强。当地村民在预备酒席时，都有一个3-5桌的波动桌数，以应对两种类型的客人，即该来未来和不该来但来了的客人，这就反映出当地人情圈的不稳定性。
若社会结构固定了人情圈的范围，人情具有一定的先赋性，人情关系就不易退出，只要你办人情，我就必须得去，所以在人情项目可以挣钱的情况下，大家争相办酒席；反之，社会结构松散，人情圈不稳定，具有极强的建构性，人情就非常容易退出，你如果出于挣钱的目的办酒席，我可以选择不去，只要我断掉人情，你挣钱的目的就会泡汤。人情能否退出与稳定性，极大地影响了人情的竞争。
依靠百姓自身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挣脱越转越深的人情旋涡。
人情若能退出，如果有人将人情异化为赚钱的工具，很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你若为挣钱，我就不与你来往了，很多关系就会断掉。而人情不能退出，即使有人将办酒席作为赚钱的工具，亲戚和村民都必须来参与，关系必须得保持。当有的人将之作为赚钱的手段以后，其他人送的礼多了，亏本了，也跟着办起酒席来，慢慢地，人情的项目就越滚越大，所有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将东北的人情关系称之为软关系，当有人想改变人情规则时，不能够获得软关系的积极回应，所以缺乏人情项目竞争的强大根基。江汉平原的人情关系则相对较硬，当人情发生异化时硬关系不得不回应，从而为人情项目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性力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江汉平原的这种硬关系，是表面上的硬，它并未建立如同华南地区宗族性地区内外一致的硬关系，宗族性地区的硬关系具有强大的制定规则的力量，从而能够将人情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在江汉平原硬不够硬、软不够软的社会关系中，老百姓的个体力量是无力的，只能被地方社会潮流牵着鼻子走。当我问妈妈，“能否选择有些人情不走”时，妈妈说：“住得远的远亲，不走都没事，那些亲戚也不多。但是大多数人情你还是得走啊，因为住得近，本来一直有人情来往，别人要是办酒，你一次不走，肯定说闲话，你也不好意思，绝对影响日后交往。”母亲一席话，让我深信，依靠老百姓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挣脱越转越深的人情旋涡。
百姓期待政府解民忧
早在几年前，家乡的村民就开始哀叹人情压力太重，但是并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好在2014年，家乡乡镇在国家的号召下印发了关于国家公职人员与老百姓节俭操办婚丧酒席的公告，当时主要约束公职人员的酒席规模和排场，对平民百姓只约束酒席上的拱门数量。尽管当时针对老百姓只进行了拱门的约束，但老百姓对于政府出台的规定一片叫好，希望政府管得越多越好。三年来，老家所在县共有10个乡镇出台了关于遏制人情异化的规定，全县基本上刹住了“拱门风”，但是在人情项目的异化上介入不足，人情异化的现象还是未彻底刹车。
2016年6月，家乡关于政府限制酒席项目的规定不胫而走，据传，政府规定自2016年7月1日起，只能办满月酒、白事、婚嫁酒和高寿酒（80岁以上的整岁），其他项目一律不允许办，“喜十”、考学、参军、乔迁、60岁寿酒、70岁寿酒等项目均被排斥在外。村民听说这一消息后分外高兴，我爸爸听说这一规定后还特地打电话给我。然而，没过几天，事情发展得令人哭笑不得。当时正值高考在即，一些村民听说这一消息后，纷纷抢在规定执行之前为子女办升学酒，大多数家长在高考成绩未出来之前就将酒席办了，一些家长在孩子还未高考之前就办了酒席，更有甚者，小孩还在上高一，就为孩子办了升学酒。结果，等到7月1日，政府没有强力执行传言中的规定，村民们担心政府总有一天要限制人情，又加速了办酒席的频率，老百姓陷入到更深的人情旋涡中去。在老百姓心中，他们既期待着政府早日整治人情异化之风，又担心自己在整治过程中吃亏，最终导致人情异化之风愈演愈烈。
在人情规则彻底异化的江汉平原，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老百姓将长期陷入“水深火热”的人情灾难中。我试探性地问妈妈，“如果政府真的出面管，你觉得老百姓支持不？”妈妈激动地说，“只要政府管，我绝对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我敢保证，其他村民肯定也会配合的。要是政府管下来了，你小幺以后肯定也不会不敢回来过年了”。看来，在理性人情的引导上，政府是时候强势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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