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又一个年轻人，在去大城市“追名逐利”的路上倒下，他叫李文星，尸体在天津郊区水塘边被发现。李文星没做错什么，也没作恶，他和我们一样，太渴望一份有前途的工作。出发前，他已规划好，三年做到高级工程师，却在离家没多久后，陷入骗局，失去生命。大城市是危险的吗？它在伤害我们吗？
7月还有一件小事，有个朋友特别热心地帮我计算了一下，在北京公园流出的那张相亲价位表里，我值几个钱。
他说，我们在北京没房没车没户口，都在表里的最后一档，我在左下角，你在右下角。
在他没看到这个价目表之前，他是一个看过9遍《恋爱的犀牛》，很相信爱情的人。他知道胡同里什么砖是新砖，什么是老砖，懂得很多。他喜欢收集旧东西，逛展览。他坐过世界各地的火车，收集了一整面墙的票根。总之，他是一个很懂生活有趣之处的人。
然而没过两天，他又看到那篇“在北京，2000万人假装生活”⋯⋯彻底击垮了他，
在这个大城市里，他既不配拥有爱情，还得假装活着。
两件事加在一起，
一刀戳中他的痛点，并一枪蹦了他的未来。
我真的非常生气，因为这些不负责任的说法，正在伤害我的朋友和更多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但伤害我们的并非城市本身，而是那些传教般的言论。
一个根本没有爱情的公园里生产出的价目表，就能决定了我们配不配结婚？！一个真名都不敢放的张五毛，就敢说我们假装生活？！一波未平，又有一波人站在对立面替我们骂回去，他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在这个城市中自由自在、感人肺腑的传奇，那些固然美好，但也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过得起的。
那么我们，明明活生生地生活在这里，除了听各种言论，然后点头认同，好像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自己的生活就那么不值一提吗？这是我们的城市，为什么要让别人来定义？
01
当我们为痛点找到共鸣时，
城市正在死去
当人们正在疯狂搜索这个城市人群的共同痛点，绞尽脑汁想找个词把2000万人一言以概括。
我却在《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一书中读到了一个和北京差不多“可恶”又活力充沛的纽约：
纽约人每分钟眨眼28次，但紧张时每分钟可能要眨40次；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0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镑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市，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和塑料假眼行走。
本书中你会读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平庸无名，但琳琅满目，在普通生活中五光十色，连纽约的野猫都是说不尽的都市奇谭。
纽约的清洁女工像女巫：
从夜色降临到日出时分，这些女人似乎控制着纽约：她们将占据证交所的位子，主宰空无一人的董事会会议室，向那些看不见的广告人挥舞拳头……她们能让摩天大楼里的灯光彻夜不熄。从窗外看去，她们的身影和扫帚来回飞舞，就像一群女巫在施展魔法。
纽约的修桥工人像骑士：
他们在一个地方只逗留一段时间，一旦大桥建好，他们就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去修建等待着他们的另一座大桥。他们把所有的地方都连接了起来，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孤独、飘零。
强奸服装店陈列模特的搬运工，
通宵守候重磅新闻的记者；
站在百老汇门口高举”受神谴的人不能上天堂“的女人冲路人大喊大叫，喊到凌晨三点司机会开着1948年的劳斯莱斯接她回家；早晨7点出现的打扮很巴黎的老头，他红光满面，专门为富婆服务……
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城市，它很梦幻也很现实，它敢于包容任何一种人生。
这里不仅是纽约，也是北京，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城市。
这个书名也是今年文景举办的“艺文季”讨论的主题——城市：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活动中，关于北京算不算理想城市的讨论，我听到了一个十分理智的答案：
北京的价值不在于已经完成了理想的状态，而是它有一种东西可以吸引你去达到，这种希望，说实话，在中国别的地方还没有看到。
（唐克扬）
02
我们是被城市化的一员，
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讲座中我还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主流媒体连篇累牍说深圳过去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小渔村，一穷二白，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其实是谎言。
在持续的城市化当中，这些村子很破烂，跟城市完全不相融合。每一个新到深圳主政的官员都希望把这个癌细胞除掉。
改一轮，深圳很强悍的民间力量就违章一次，你要拆，我就盖四层楼，全村都违章，你再拆我就盖八层。
（史建）
这些十分强悍的村落，成了深圳的城中村。有城市高楼，才有城中村的倔强，也成了外地人的新故乡。
在北京有上百个城中村，其中一个曾藏在国贸背后。
这是国贸啊，东三环的富无人能敌，各种外资银行和企业巨型招牌，千万豪车来回穿梭，俯瞰半个北京城夜景的酒廊，人均几千的餐厅，人们讲一句话得串三个英文单词才像样，张口闭口都是千万亿的买卖。
化石营村就在这种风光的背后，野蛮生长。
城中村这种存在，在
道格·桑德斯的
《落脚城市》
中被称作“落脚城市”：
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地区，它们往往位于人们的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饱受暴力和死亡、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
那些红爆网络的文章中，从没提到过北京城中村的状况，因为他们在底层吗？因为他们是少数人吗？还是因为他们写不出10w+的文章来感动你？恐怕只是因为他们穿着不体面，身上有不好闻的气味，说话粗鄙，他们是外来人，位于城市边缘处，根本不在大众关心视野范围内；还因为他们了解生活不易，茁壮扎根于这个城市，没有心思追随都市小白领的矫情与自恋自怜的小情绪，他们只想活着这件事和如何更好的活着。
心理层面上，每个来大城市打拼的外来人，都是城中村的居民。借用悬挂在北京海淀区的城中村，北四村某公寓楼上贴着的一段话，告慰每位外乡人：
“谁言在他乡，寄身成故乡。”
03
出生的时候那么惹人疼爱，
为什么临终时只剩下自己
讲座第四场主题是：当代都市人的社群认同与认同危机。这场讨论很好的解释了，当我们面对“2000万的假装生活”时，为什么那么容易被煽动情绪，丧失主见。
现代都市的社群分为两种，现实与网络。
本地人在北京，有家人有家族，有发小还有同学。外地人孤身漂泊，只能重新建立社群，切断了乡愁后，就成了一个孤独漂浮在大城市的个体，他们渴望被了解，渴望同类。但虚拟网络中，籍贯是虚拟的，身份是虚拟的，没有血缘姻亲，人们很快就能达成“虚拟共识”——我们在虚拟网络中找到了自己的新“故乡”：同样失去故乡的你我他。
所以，在网络中广泛流转的情绪化言论，也许只是在大城市中难寻归属感的一种孤独和焦虑。
在
《无缘社会》
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比孤独的大城市——东京。节目组着手做时，发现采访难度很大，因为很多无人认领的尸体成了连警察都放弃的悬案，当他们担任起警察的工作，进一步调查发现：
后来死者身份渐渐明朗时，我们才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无缘社会》）
我们这些人啊，都抱着一个想法：如果是自己的事，还是不要去麻烦别人为好。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咬牙坚持下来，觉得失落孤独，又以此为荣，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切断了与他人的“关联”或“缘”：
所谓“关联”或是“缘”，难道不就意味着互相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吗？（《无缘社会》）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无缘社会。
坚持着“没有不能上电视的话题”的“NHK特别节目”组，从几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开始，挖掘城市“孤独”的话题：
“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的想法曾像别人一样，想恋爱，也想结婚。可是，我经常换工作，收入也不稳定，再加上正好碰上泡沫经济崩溃的当口，工资减掉了很多。我觉得如果结婚生孩子的话，就得让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可这样一来，大到教育费，小到圣诞节礼物，什么都得花钱。既然结婚，就要保住自己的家庭，但是不可能保得住啊。”
（《无缘社会》）
紧接着，节目撕开了更大的黑幕：”身份不明的自杀者“、“路毙”、“冻死”、“饿死”等等，结果首次获知在2008年一年里，就有32000人“无缘”死去，而这个数字仍在继续增长。
这是一个不能安心养老的社会，不能安心死去的社会。
（《无缘社会》）
04
我们如此易变，
因为我们的居住地如此不稳定
在“艺文季”的讲座上，陆铭教授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大城市现在的现状都不符合大家对理想城市的定义的话，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是往大城市走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他的《大国大城》中得到解答，但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回答，不是我的答案。
在准备来北京读研究生的暑假里，我读到了
萨义德的《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没有直线可以连接家和出生地，学校以及长大成人的地方。所有事件都是偶然事故，所有发展都是偏离主题，所有住处都是流离失所，我们在不可名状的地方逗留，既非这里，也非彼处。
接着我来到了北京，一直待到今天。这段话几乎刻在我这几年的生活里，
哪怕毕业时拿到北京户口，和他们享受一样的城市福利，
但我们曾生长在不同的土壤之中，
我不可能和北京土著一样有归属感：
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凌乱、无人记录，并且廉价。（《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关于社会问题的争执，到最后很容易变成地域矛盾，而外来人很可能处于弱势，这可能是大城市最伤人的部分，因为在城市这个文化语境中：
主语“我”是本土的、真实的、熟悉的，而宾语“它”或“你”则是外来的或许危险的、不同的、陌生的。（
《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