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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政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的新书《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潘维教授是一个颇具思想创造力的学人，其观点引起过思想界和社会的热烈讨论。他的演讲稿《理想主义与大学》、《科学工作者的祖国》在网上曾广为传播，他为《大道之行》一书撰写的序言在微信上的阅读量超千万次，并引发强烈共鸣。他的新书都讲了些什么？让我们先读一下作者的自序（节选）。
笔者早年曾出过本题为《法治与“民主”迷信》的自选集，收录了些上世纪末期的文稿。承蒙人民大学出版社热情支持，编辑王海龙同志选编了这本《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辑录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文稿，大多讨论国家进步与代价的逻辑。既为一介书生，当然十分感谢公开记录思想变化轨迹的机会，感激为编审此书做了大量繁琐工作的同志。因笔者思想和写作能力有限，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在此也顺便向读者致歉。
回顾这些文章，回顾我国的巨大成就及世界形势的迅猛变化，笔者首先感叹的是“转型论”之浅薄和在认识论上对治国理政的误导。
我国实力高速增长，在世界上的地位飞速蹿升，刚获得“世界工厂”称号仅十来年就因劳力和环境成本过高而放弃，向世界研发中心迈进。一夜间，看似无解的农村人多地少矛盾居然变成劳力短缺和耕地抛荒的矛盾。
鼓励生育的需求已迫在眉睫，限制生育的法规和机构却来不及清除，至今说不清生第三胎是否会被惩罚。原先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仰视忽然变成了平视。
要大学文科与美国大学文科“对标”，要文科教授用英文在美国发表著述，在新一代人眼里已是教育界遗老遗少们的文化怪癖。
世界形势也在飞快变化。千禧年后的几年，全球政学两界热议美国获得了堪比罗马帝国的地位，将长期执世界牛耳。仅十来年光景，那些曾致洛阳纸贵的著作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与上世纪末期一个超级大国骤然解体类似，中国及世界的巨变也出乎世界和中国人自己的预料。这再次提醒我们，高度的不确定性是太多偶然之聚合，近代以来的常态，现代世界的必然。
在不断的风云变幻中，流行了二十年的“转型期论”显现出与生俱来的浅薄。转型没有终结何来转型期？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何时不在转型？从废奴大内战开始，美国又何时不在转型？苏联东欧转型了三十年，谁曾想到转成今天这模样？非进即退，进退都是变化，变化是永恒的。
“转型期论”者自己脑子里有个理想社会模型，然后就空谈转型期乃至转型期“规律”。其实人们对“理想之型”向来缺乏共识，而且各派的社会理想都在不停地变。国民党连政权都丢了，其早年昭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成了明日黄花，民进党政权更不会把自己套入国民党的“宪政阶段”。
同样，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描述的理想社会也肯定不是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计划经济，更不是十年“文革”，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会把“成熟的市场经济”当核心任务。
热衷“转型”是因为“先知”有预判：中国势将变成他们想象中的西方社会之型：政府与市民会社两分、多党自由竞选执政、被法治严密保护的纯粹市场。但这“极乐世界”距我国的共识及现实很遥远。无论“真经”如何，中国式佛教与印度原生佛教的目标不同，演化路径更不同，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而且，玄奘取经刚回国，“西天”自己的佛教圣殿先就坍塌成了一堆废墟。
百年前我国学人翻译外国国名时反映了那时知识分子对列强的幻觉。“英吉利”大吉大利又有盖世英雄，“法兰西”有兰花般的浪漫又有孟德斯鸠的《法意》，“德意志”有钢铁意志和康德《永久和平论》阐发的德性，“美利坚”辽阔美丽，还坚固、重利益。
至于其他文化类似的国度就胡乱译为这个“牙”、那个“牙”了，殊不知那些“牙”也曾执一时之牛耳。还有那个一度更神圣的弯道超车楷模，被音译成“苏维埃”，大约译者也对之莫名其妙或心情复杂。因拼命学也学不像，且有“准西方”之疑，还忽然就自杀了，今人便不提。
想象全中国将“转型”成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或苏维埃，百多年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西洋崇拜，拔着自己头发企图离开脚下老大中国的土地，替代不了大城市飞涨的房价，替代不了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小康社会主义诉求，替代不了14亿人民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小孩、送老人。连往哪里转都不确定，何来“转型期”？
不能学西汉王莽依照概念和理想模式治国，不能指望花一次性大代价建立一劳永逸的“制度”。明明“天理”（西人称“自然法”）昭彰，总有官员抱怨“无法可依”，那是庸、懒、贪的借口。整天忙活立法而非执法，我国离“法治”就渐行渐远。立法易、废法难，法多国必乱。不同时间对不同事情制定的法律相互矛盾，执法行政无所适从、动辄得咎，行政成本就暴涨，税费负担就激增。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永动机”是鬼话而非人话。“约法三章”的汉初生机勃勃；当汉律累积到千几百条，汉家天下的气数就尽了。特朗普高调宣布以“立一规须废两规”来振兴美国，大得民心，常玩破产的地产商当选了美国总统。
治国只能是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警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来扎扎实实地取得社会进步。邓小平同志要求“摸着石头过河”，却不定义“河”的另一侧是什么。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甚至不感兴趣。他认为贫困已成眼下大患，不论合不合法，先大胆操作由穷变富的变革再说。但四十年后我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落后于他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往哪里变，要看决策者的主张是否实事求是，是否注重百姓的主要关切和基层涌现出的有效解决方案，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如此，才能让我国持久生机勃勃。
一部世界史无非大国兴衰史。执政者有“两利相权取其重”之勇，致有大国之兴。但天上不掉馅饼，世上没有不付代价的成就。成就越大，成本越高，巨大的代价伴随了我国近七十年的巨大进步。国家由盛转衰往往在于因循，只重成就不看成本渐涨，成本最终压垮成就。唐朝中期以降，军权过重的痼疾持续了两百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创了繁荣稳定的宋朝，却是尚文不尚武、遍地腐败、国土越来越小的小中华，终陷灭顶之灾。久安之道在于执政者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明，不断发现缺点、失误，指出降低成本的方向、方法。由于降低成本的办法往往出于“为往圣继绝学”，昨非而今是，昨是而今非，社会就走向未知的前途。进取是勇敢；保守是美德；实事求是地平衡变革与保守是治国者的重任。
若小平同志复活也会对当今的中国颇感惊讶。无论三十年后的中国变成什么模样都不会符合“转型论”者们的预设。1919年之际，谁曾想象了三十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军队？与政策主张不同，信誓旦旦地预言未来社会模式是自作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