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两报，发现《西藏白话报》在上谕、奏议和公牍部分有较大压缩 。揣其原因在于汉文藏译后篇幅增加，加之“常年经费，现亦无着”（联豫，1979b：40），压缩与本地关联不大的内容似合情理。查《四川官报》光绪三十三年第二十六册，共76页，有上谕14条，奏议7条，公牍16条，论说1条，本省新闻8条，京外新闻12条，外国新闻6条，专件1条，演说1条，总共66条。从刊发时间看，所据《四川官报》发行于1907年十月上旬，《西藏白话报》次年三月下旬刊发，时滞约五个月，考虑到“正、腊两月停印发”，中间约有三个月的滞后。
对两报内容进行逐一比对，是判定《西藏白话报》内容筛选标准和编排考量的实证依据。
从上谕部分看，《四川官报》共登载谕旨16道，其中7道谕旨有关现任或候任官员官职除授，余则是对宪政编查馆、民政部、顺天府及地方官员奏折的批示。联豫仅选用《修明内政吏治为先》和《责成理藩部革除锢习》两条，余均舍弃。析其内容，前者与联、张西藏新政中整饬吏治密切相关，后者事关理藩部及其边疆治理。有展示朝廷“示怀柔而敷声教”之意，与西藏地方颇为切近，故选入。
“奏议”部分，《四川官报》共七条，其中只选了《陆军部奏拟定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折》，其余六条分别为度支部、陆军部及江西、湖北督抚奏折，内容包括禁止大米出口、裁撤江南提塘等，与藏无甚关联。惟《陆军部奏拟定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折》事关全国，强调“饬下度支部及各省将军督抚一体钦遵办理”，自然涉及西藏地方。
公牍部分，《四川官报》有15条，分别为《民政部司员拟疆理司办法说帖》及四川总督对省内各地上行公文的批示，事关四川新都、广元、屏山、酉阳、炉霍等县。《西藏白话报》仅选用两条。其中《民政部司员拟疆理司办法说帖》专门强调边疆事宜，与西藏强相关。至于《护督宪批荣昌县筹办官膏情形禀》，事关当时全国一体推行的禁烟国策，其中川督整治荣昌县官膏推广中的借机牟利行为在西藏具有警示意义，故选入。
新闻部分，《四川官报》分为“本省近事”“京外新闻”“外国新闻”三类。其中，“本省近事”8条，“京外新闻”12条，涉及农工商业、饬办要政、矿物汇志、创办渔业等；外国新闻6条，分别为发现新岛、矿业情形、巡警改良、风船竞争等。上述内容除“本省近事”乃四川官方自采外，“京外新闻”和“外国新闻”分别来自《东三省日报》《商报》《津报》《吉林官报》《中外日报》《南方报》。《西藏白话报》新闻部分主要为清末官方的新政改革进程，栏目设置包括“各省事务”“藏地近事”“国外新闻”三大部分。“各省事务”九条主要内容来自《四川官报》的“本省近事”和“京外新闻”；“藏地近事”三条，《四川军校生抵达藏地与藏兵训练》《拉萨建立陆军学校及训练场》《班禅喇嘛在日喀则创立汉文学校》应为自采。“外国新闻”部分，目前仅见摘自《四川官报》新闻最后一条对欧洲各国竞相试验飞艇的报道。《四川官报》的该期“专件”部分，为《日本烟草专卖法》，与西藏无关联且篇幅极长，应不会编译。惟《演说》部分，为白话文《说国民应注意公共事业》，由于该版《西藏白话报》新闻之后的内容缺失，尚难判定是否编译。
在报刊研究中，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往往是窥测媒体立场态度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框架构成了行动者观察世界的视角、剪裁现实素材的模式以及传播行动中组织话语单元的核心思想（Gamson，1992；Gitlin，1980）。《西藏白话报》首载上谕，次刊奏议，再录重要事务，旁及各省事务，之后才是西藏公牍、藏地事务，这种信息编排凸显了一种皇权至上、先中央后地方的科层关系和空间秩序，在西藏的拟态环境塑造和信息秩序构建中有其特定意涵，此类编排在“二百余年无国家思想”（时报，1909）的西藏地方宣示了皇权的威严和存在。此外，由奏议与文牍所构成的行政运作文件登诸报端供广大僧俗阅读和了解，这种政务公开理念在西藏也意义重大。
从报道条目来看，现存19条内容中自采4条，余则来自《四川官报》和其他地方官报的转载。编选框架基本以接近性、相关性、重要性为原则，的确印证了联豫所言——“摘录之报，以四川日报、旬报为底本。余摘南方日报、中外日报及各种报”“节录各报，取其有关实业，发明西藏之现象者”（联豫，1994a）。总体来看，《西藏白话报》篇幅比《四川官报》减缩近一半，其原因可从联豫奏牍中找到解释。由于“署中供差者仅各有三四员及投効数员，举凡一切文牍并器办兴学练兵及新政各事均极繁赜”，且“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三人,藏人之能识汉文者,则尤未一见”，以致“每遇翻译事件,实不敷用”（联豫，1994a）。编译人员捉襟见肘，也是导致《西藏白话报》篇幅有限和自采不足的原因。
据吴恩和和邢复礼（1979）所撰《贡桑诺尔布》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婴报》。但其叙述简略，仅130字，迄今未见报刊实物，该报是否为蒙文出版也受到质疑（杨棋，2000）。故办报时间略晚于《婴报》的《西藏白话报》实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报刊。我们认为，该报在中国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有两个开创性贡献：其一在于通过对《四川官报》《南洋官报》《吉林官报》《中外日报》《东三省日报》《南方报》《商报》《津报》等各地官报新闻的转载，首次实现了国内新闻在西藏的大众传播；其二是创立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报刊的基本采编流程和内容生产模式。其采编流程大致以十日为一个周期。每旬第一日出报后，第二日则拟稿，第五日交汉文稿，然后进行藏文翻译和校对，第八日印刷装订，第十日核计本数，第十一日发送（联豫，1994a）。时至今日，《西藏白话报》开创的这种采编
流程仍然是我国少数民族语主流报刊的基本运作模式。
联、张西藏新政乃清末新政运动之一隅，乃是英国两次侵藏之后清政府巩固西藏主权而开展的一场改革运动。《拉萨条约》签订之后，西藏形势岌危，国内舆论大哗，“忧时之士，人人攘臂而谈经营西藏之策”（东方杂志，1909）。清政府为巩固边圉，从1906年始即积极釆取筹藏措施，“固我主权”。联、张新政“志在为我国收回百年来已放失之政权”（张荫棠，1937b：30），已迥异于传统藩属体系视野中的西藏治理，而是将其与内地融为一体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可纳入辛亥革命前后国人寻求国家整体性变革的总体框架中（扎洛，2011）。在西藏新政中，创办白话报是驻藏大臣开展地方治理的重要抓手，但《西藏白话报》如何通过内容生产、政务传播和舆论引导参与西藏地方治理，此前所知有限。新出文献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一）全面集中报道新政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清政府颁布上谕：“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自固藩篱” 。之后，西藏新政大幕拉开。张荫棠提出了治藏建设十九条及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创设交涉、督练、财政、盐茶、路矿、工商、学务、农务、巡警九局，并颁发章程，分派职事。然而，藏官“外示诚朴，阴实抗违”“徒托空言，观成无日”。尤令张荫棠失望的是，“数月以来，各局虽据报成立，而详加考核，于一切局务多未实力奉行”（张荫棠，1937a）。由于新政乃自上而下，并非“藏众自求富强之道”，所以如何“开导启发”就颇费踌躇。联、张认为“西藏风气锢蔽，首宜行之以渐”。联豫（1994a）直陈“欲事开通难求速效，因思渐开民智，莫善于白话报。与其开导以唇舌，实难家喻而户晓，不如启发以俗语，自可默化于无形”。直接将白话报的创办与开导、启发、默化新政相联系，使其成为启发民智，革除锢弊的手段。《西藏白话报》于1907年4月发刊，每期印刷300余份，发行遍及藏地。详察光绪版《西藏白话报》，其内容与新政严密对应，无赘言闲语，内容均围绕吏治、练兵、兴学、禁烟、劝工等要着来进行。
一是关注吏治整饬。光绪32年（1906年）12月30日，上谕各省整顿吏治，尤重裁汰胥吏差役、酌改陋规、改革捐纳。张荫棠初到西藏即整顿吏治以安边圉，认为“窃维安边之要，首在察吏”“今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张荫棠，1994a）。驻藏大臣有泰及部属刘文通、松寿、李梦弼等颟顸误国，藏官箭头寺降神护法曲吉、桑耶寺护法罗桑四郎等借神苛敛，均被革职。《西藏白话报》选编《监察部门及吏部制定官员督查实施方案》《责成理藩部整顿内务革除锢习》两条即有明确所指：一是强调廉能地方官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因为“修明内政，吏治为先，亲民之官，莫如守令”。第二条是针对专司“抚绥藩服”的理藩部，要求其“勤宣德化”“示怀柔而敷声教”。特别是“于藩服尤为切近”的“东三省督抚暨西北路将军都统大臣”，要“妥筹体恤”，严禁滋扰民众，显示朝廷内修吏治、外抚边疆藩属的重视。
二是报道新军编练。在藏事新政中，张荫棠（1994b：1306）认定“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不可”，因此“以练兵为第一要图”。《西藏白话报》首重军事报道。《拟订全国陆军应编镇数按省分配折》要求各省新军“计应编之三十六镇”，并“饬下度支部及各省将军督抚一体钦遵办理”。《四川军校生抵藏地训练》与《拉萨建立陆军学校及训练场》系招集藏兵军训的动员令，要求自四川招收的军校毕业生“统领汉藏官兵，使之各有其责”“将拉萨扎什城扎细坝作为陆军学校户外训练场地”（西藏白话报，1908），则是延伸报道，三条军事报道均密切相关。
三是倡导双语教育。对于藏人来说，“非教育无以默化”，通过教育“开风气于无形，各项新政自能以次兴办”（盛京时报，1909）。这种兴学传布新政的理念，在张之洞的《劝学篇》、“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亦有专论。张荫棠谈及治藏策时强调，必须“以收回政权、兴学练兵为入手办法”。其核心则在藏汉双语教育，称藏人“既系中国百姓，又不识汉文，不懂汉语。应汉藏文兼教，使藏民人人能读书识字” （张荫棠，1994c：1336）。本期《西藏白话报》教育报道有四条之多，尤为值得注意之处为《班禅喇嘛在日喀则创办汉文学校》。此乃中国新闻史上少数民族媒体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首次报道。九世班禅主动创办汉文学校、普及国家通用语教育，在藏地开风气之先，其垂范之举意义重大。
四是聚焦农工商业。张荫棠西藏新政目标是“收回治权”（张荫棠，1937a），基础则是经济改革。“练新军必先筹饷”“欲筹饷，必先振兴农工商业”。实业范围包括农牧、工商、路矿、盐茶与金融业等。同时“拟设陈列所，并遣番民赴川学习工艺”。本期相关内容四条，仅次于教育，包括湖南开办官商矿务、新疆发展铜业、四川遂宁筹办桑蚕技校、四川南部县蚕业采用新技术等，亦占据重要篇幅。
五是传布戒烟条令。禁烟被视为清末新政“最成功的改革”（Cameron，1931：136）。1906年9月光绪帝谕令：“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1907年4月联豫奉旨戒烟，其禁烟办法一是在西藏设立禁烟总局，派委调藏随员办理戒烟事务；二是咨请四川总督部堂购办各种戒烟药品，将西藏吃烟人数查造清册，“按瘾发药，以资戒禁”。本期《护督宪批荣昌县筹办官膏情形禀》正值西藏戒烟令执行中途，四川荣昌县乡绅集资股本开设官膏店，违背了“股本只准给息不准分红”的禁令，导致“以公家之行政攘为私家之利薮” （四川官报，1907）。该条报道严肃禁烟政令，要求“分销店应遵规则及饬刊牌照，验牌汇赍”（四川官报，1907）。四川的前车之鉴和相关惩戒措施，在西藏具有参考和警示价值，也成为这期报道的重点之一。
从以上内容梳理可见，该期《西藏白话报》以新政为核心，在总共19条内容中，整肃吏治2条、教育4条、军事3条、工农4条、禁烟1条、告示1条、政务3条、广见闻1条，在有限的篇幅下，集中全面报道新政相关事务，毫无赘言闲篇。
（二）以报为行政传播枢纽
戈公振（1985：53）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文书行政是中国古代基本的行政运作制度，至清已成为帝国政治传播重要的机制和配置。《有泰驻藏日记》即对驻藏大臣与中央和四川的大量文书往来进行了详细记载。然而，文书仅限于封闭的朝廷官僚体系内，驻藏大臣与西藏地方政府高层虽亦有公函往来，但无法进入其中下层系统。
张荫棠所规划的西藏行政体制改革是“收回治权”，通过交叉行使职权从行政体制上改变“番官与汉官分而为二，各不相统”的状况，此举被认为“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从王朝时代向现代国家时代的过渡迈出了重要一步”（陈鹏辉，2018）。其中，如何实现驻藏大臣衙门与西藏地方行政系统的信息沟通就成为关键环节。为此，驻藏大臣“析饬噶布伦转饬各处营官，于地方词讼如何断结，以及农工商矿等事有何进步，务于每一月详报一次，以便登报”（联豫，1994a：1545）。从信源来看，其下令对象为噶布伦辖下的“各处营官”，即负责地方武备和治安的藏族官吏，而非驻藏大臣所辖“各路台站”。目标读者既有“商上派销”的僧俗官员，也有“购阅全年及半年者”和“随时购阅者”。其发行网络“仿四川、湖北各省官报”的行销方式，“前藏大小番官照名分送”。如此，一个覆盖驻藏大臣系统和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信息上下行较为通畅的信息传播系统初具雏形，改变了一段时期以来“政事概不能过问”的窘境（吴丰培，1994）。
查尔斯顿·墨丘利（Charleston Mercury）（1860）认为清代的政府公报“是政府和中央集权的有力工具” 。《西藏白话报》与新政后的西藏地方官僚体制融为一体，性质“实与重要公文无异”，成为治权逐渐统一的制度化象征。中央《内阁官报》已覆盖驻藏大臣（李斯颐，1991），地方官报《西藏白话报》从制度上嵌入西藏地方政治体系后，即可望发挥社会治理和舆论引导作用。学者程河清（2021）认为，不能仅将官报视为媒介，更需考虑到媒介延伸出的权力以及报刊如何形塑新的政治关系。《西藏白话报》以拉萨为中心向前后藏派发，“遍行藏地”（王彦威，2015：3993），各行政机构和部门多能接收到报纸 ，在空间上全面介入了官僚政治体制，构建了全新的行政传播网络。
（三）以报为公共通告平台
告示是中国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布政、禁止、劝谕、警示等功能，也是清代实施国家权力和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从已有文献看，西藏告示发布内容涉及章程条文的颁布推行、社会风俗变迁、治安维稳等，发挥了基层民意引导、民情安抚的重要作用。《西招图略》（1982：2）载，“安养百姓、恤灾散赈。一切告示皆谕以圣主皇仁及达赖、班禅慈悲，仍使百姓感彼之德则其欣然由我治理而无梗矣。”清廷通过告示安抚藏地百姓，使其“欣然由我治理”，实现了对地方社会、民间事务、民众情绪的整体控制和管理。
研究显示，西藏地方告示与内地布告“俾众咸知”等泛化指称不同，而是有着详细的区域和受众划分。在地广人稀的西藏，告示一般张贴在布达拉宫、驻藏大臣衙门口、海关口、办事处、塘汛等处，或由驿传系统负责传递（袁爱中，后东辉，2022）。但在光绪版《西藏白话报》中，我们发现了驻藏大臣衙门告示刊载于现代报纸的实例，即专门针对藏北三十九族的文告。
藏北三十九族也称“霍尔三十九族”，系原属蒙古和硕特部所辖藏北和黄河源以南的七十九族游牧部落一部（喜饶尼玛，王维强，2016：638），清雍正后由驻藏大臣管辖。其百户、百长和总百户均为皇帝委任。但由于天高地远，“三十九族久已不服号召”。联豫在办结霍尔百户被族人谋杀一案之后，即发布安民告示，并将其刊载于《西藏白话报》。
该文告旨在阐明“在三十九部落地区实施巡逻并派遣官员的益处”。该地处交通要冲，杀人越货时有发生。驻藏大臣“特派遣勇丁实施巡查”。但是，当地民众“藐视钦差大臣旨意”“对钦差大臣、对人主大皇帝无知念恩情之心”。面对民众猜忌，该文告一面咨求民意，“若认为随行军队过多，支应牛马差务困难，尚可理解”；另一方面严词正告，“要求减轻牛马支应，尚可考虑减少辎重，但要求不派军队即是对钦差大臣命令的不尊”。为安定民心，该文告阐明汉官和勇丁常川驻扎的三大益处：一是“当地民众若有诉讼，可前往委员处陈述缘由”；二是“不会增加当地民众分文开支”；三是驻军可让盗匪“不敢随意偷盗抢劫”“如此有益地方之安宁”（西藏白话报，1908）。面对“往往以睚眦小仇，动至劫杀”的三十九族，该文告一边循循善诱，一边晓以利害，其行文方式、用词、语气等颇似嘉庆五年《驻藏办事大臣和宁等为三十九族颁发之文告》（和宁，1997）。文告阐明旨意、申明事理、讲明政策、恩威并施，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藏地官民互动的生动场景。
清末，伴随着现代新闻业的兴起，告示也开始借报以传。《北洋官报》辟有“府署吿示”“文告录要”，《内阁官报》专设“报告示谕类”，《吉林官报》有“告示牌批”，《四川官报》有公牍专栏。但是西藏地方文告通过报纸传播，此为首次发现。“藏中地面辽阔，一切政事未能周知”，《西藏白话报》“于各处创立”（李育民等编，2015：3393），拓展了驻藏大臣政令发布的新途径，彰显了政府官报在西藏地方治理中的上情下达以及宣导抚慰功能，颇有“借官报以为行政机关”之考量。
（四）以报为民众动员窗口
与多伊奇（Morton Deutsch）、亨廷顿（S. P. Huntington）等西方学者侧重于从社会转型角度将社会动员视为一种社会发展过程的观念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动员被视为一种国家治理手段，即政治组织运用特定策略或渠道对社会成员进行宣传、说服、激励和影响，以促进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的方针、政策、目标等产生认同的行为（周凯，2016）。事实上，相比作为一种革命手段的社会动员，近代中国的民众动员时间跨度更长、影响更为深远。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到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开民智”是一条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主线。其中现代报刊和白话文则是民众动员的重要工具。在西藏，《西藏白话报》则提供了一个民族地区借助大众媒体开展社会动员的典型案例。
联、张在西藏除旧布新，处处遭遇掣肘。一边是西藏僧俗官员对新政漠不关心，“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另一边则是外患暗流涌动。“英人经营西藏百计维劳，不遗余力”（吴丰培编，1979：86），导致“各藏官亦俱为其所惑”。清末，西藏的舆论环境已颇为动荡。英印报刊发行到西藏已是常态（《亚东关档案》中，录有大量印度《政治家报》等报刊剪报）。对内要开启民智、传布新政，对外要杜绝“外人煽惑”，驻藏大臣亟待掌控西藏地方的信息主导权，在信息秩序上重塑帝国的权威。
为号召藏俗改良，张荫棠亲撰《训俗浅言》《藏俗改良》并译成藏文散发，甚至抱病在大昭寺僧俗大会上“痛陈天演物竞，生存淘汰之理，怵以印哲亡国覆辙”，以致“万众惊愕，叩头流涕” 。对于联豫、张荫棠的改革之策，虽然“藏官复聚议月余，民间争相传抄”，但影响范围毕竟有限（张荫棠，1937b）。在驻藏大臣缺乏发声渠道的情况下，白话报刊成为其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因此在内地官报普遍压缩“论说”栏目的情况下，《西藏白话报》对时事点评格外用心。1908年8月该报就呼吁：“不要害怕赵大人和他的士兵。他们不是要伤害西藏人，而是要对付其他人。如果你回忆一下，当外国士兵到达拉萨，用暴政压迫你时，你是多么的羞愧！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强大自己，否则我们的宗教将在千百年后被摧毁！”（西藏白话报，1908）
这段由贝利摘录并被英国外交部保存的档案显示，《西藏白话报》在民众动员中不惜俯身诱导，可谓苦口婆心。西德尼·塔罗（2005）有所谓“情感动员”之说。情感动员在社会运动中具有建构“集体认同感”和“集体行动框架”的作用（孙玮，2008）。尤其是“通过悲情等方式进行情感动员，对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杨国斌，2009）。《西藏白话报》的这段“呼告辞”（陈望道，1979），一方面用“外国士兵”的“暴政”唤醒伤痛的历史记忆，让不堪回首的“羞愧”来让民众知耻而后勇，以“我们的宗教”将被“摧毁”来唤起憷惕之心，进而让公众意识到“强大自己”的必要性，贯穿着浓厚的悲情意识和明显的“警钟效果”。
按照社会行动框架理论，社会动员一般包括三种话语框架，即诊断框架、预测框架和动机框架（Hunt，Benford & Snow，1994）。在英国外交部解密的五份《西藏白话报》言论摘录中，均有明显的社会行动框架痕迹。如导致藏人羞愧的原因是“外国士兵到达拉萨，用暴政压迫你”（诊断框架），如果“汉番、前后藏、廓、布”彼此分裂，则“覆巢之下断无完卵”（预测框架）；“我们的宗教将在千百年后被摧毁”则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动机框架），以及“我们必须强大自己”和“合群”的紧迫性（动机框架）。这种民众动员既体现在藏人伤痛记忆的唤醒，也体现在呼吁团结对外的理性陈述中。R.汤普森（Thompson，1987）认为，清末新型政府公报不仅是政府政策和行动的信息来源，而且是形成和影响公众舆论的手段。作为官方喉舌刊登与新政相关的信息与文牍，《西藏白话报》的确发挥了舆论动员的作用。
中国语境下的“治理”有三种阐释：一是传统意义上国家和政府的统治和管理；二是突出和强调国家和政府外的各种社会主体的参与式管理；三是虽然沿袭了国家和政府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强调社会其他主体的参与式治理（杨立华，2021）。本文所言的治理仍基于传统层面，源于“裨治理而固主权”和“欣然由我治理”的理念，指在“帝国逻辑”和“皇权秩序”下（周雪光，2014）利用大众传媒来辅助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与管辖并获得民众拥戴和顺服的过程。此处的“媒介治理”仅为“媒介化治理”的早期阶段（郭小安，赵海明，2023；李春雷，申占科，2023），并非肖恩（Seán Siochrú）和布鲁斯·吉拉德 （Bruce Girard）（2001）等西方学者理论视野中的“媒介善治”（Media Governance），而是一个中国语境和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概念，即在工具理性层面利用近代媒介进行的辅助统治和管理。
清朝的治藏方略历经调整，前期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基本方针，尊崇并扶植喇嘛教达赖、班禅系统进行弹性社会控制。中期逐步从“从俗而治”转向“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的“从宜”而治（牙含章，1984：44），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为标志，实现了从早期“以蒙治藏”到直接统治的转变（索文清，雍继荣，2004）。鸦片战争之后，清帝国“从现实政治中学到，中国周边地区的真正地位取决于中国实施有效控制的能力”（Ho，1967），并于1906年开始在藏实施以“收回治权”为核心的新政。联、张均曾出使欧洲，自然谙悉印刷术对打破中世纪宗教神权的“祛魅”意义（张荫棠进藏时携带石印机一台，联豫专差赴印订购印刷设备）。与试图让达赖、班禅“专理黄教事务”的政教分离治理逻辑相匹配，作为世俗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近代报刊成为有别于藏传佛教的舆论引导和思想管控手段，绕过宗教系统作为“入手办法”进入了驻藏大臣的视野，成为治理方式调整和治理思路改弦更张的重要手段。
传媒与社会治理是当前国内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但“研究焦点多集中在西方媒介治理理论与中国具体治理手段的适配性探讨方面，较少从历史视角深挖我国使用媒介进行社会治理的演化过程”（胡远珍，吴诗晨，2021）。清末驻藏大臣通过现代报刊搭建行政传播系统、公共通告平台，开展民众动员，系中国边疆治理中的创新。中国近代史上，“文人论政”是媒介干预社会治理的一个高峰，“官报辅政”也是清末媒介治理的一大特点（焦德武，2022；程河清, 张晓锋，2020）。《西藏白话报》“爱国尚武”的办刊方针彰显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媒体特殊的个性特征，也开启了我国民族地区媒介治理的先河。
实际上早在新政之前，报刊在西藏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已现端倪。1904年，驻藏大臣有泰就向四川总督良弼索求报纸，以求“风气为开”，且非其个人披览，而是下发所属各台站和汉族官员，以“广见闻”“转移积习”。有泰称读《湖北官报》《四川官报》及《（成都）日报》，知晓“新政大兴，均为改观”（有泰，1988：48）。但上述官报只是打通了从中央到地方及地方之间的横向信息传播，《西藏白话报》则是直接作用于西藏地方治理，其贡献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