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有着众多传统美德。
其中，孝道无疑是百善之首。
但与我们理解的不同。
在古代，孝道不仅要求儿女对父母充满敬爱与关心。
更强调了一种近乎无条件的顺从。
中国现代文学“毒舌”先锋鲁迅先生，就曾对古人口中的传统孝道产生过强烈的鄙视与反感。
而这种绝望情绪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阅读过的一本图画书：
《二十四孝图》。
这本图册，描绘了二十四个孝子对父母尽孝的故事。
当然，里面的一小部分，还是能窥见传统孝道中的一抹温馨，比如：
母亲生病时，亲尝汤药的汉文帝；
从百里之外，把米背回家送给父母的仲由；
悄悄把橘子藏在怀里，准备带回家给母亲吃的小陆绩等等。
相比之下，有些小故事就玄幻得多了。
比如广为人知的
《卖身葬父》
。
故事发生在汉朝，董永家境贫寒，父亲去世后为筹措丧事费用，他不得不向地主借钱，并因此卖身为奴，承担繁重的劳役。
某日，董永在路上邂逅了一位流离失所的美丽女子，她主动提出愿意成为董永的妻子。
婚后，这位女子仅一个月内就织出了三百匹锦缎，帮助董永偿还债务，恢复自由之身。
原来，她是天上的仙女。
被董永的孝心所感动，特地下凡来助他一臂之力。
“卖身葬父”的情节不仅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所描绘，也是当时真实发生的社会现象。
除了古人认为未能举丧礼“入土”的亲人会变为孤魂野鬼外，还有法律的严格束缚。
《唐律疏议》中明确指出：
若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私自埋葬者，将受到流放二千里的惩罚。
因此，在孝道至上的古代社会，即便是再贫穷的人，也无法接受“随便挖个坑埋了”这种简陋的安葬方式。
即便穷困潦倒，他们也会竭尽所能。
甚至不惜“卖身葬父”。
而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穷人们谋求生存的一种无奈之举。
“卖身”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仙女，应该只有董永一个人碰到了。
再比如大名鼎鼎的《卧冰求鲤》。
晋朝王祥的继母对他十分不好，多次在王祥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导致王祥与父亲产生嫌隙。
尽管如此，王祥依然对继母十分孝顺。
有一次，继母患病，想吃活鲤鱼。
时值天寒地冻，河面结冰，无法捕鱼。
为了满足继母的心愿，王祥解开衣服，赤身卧在冰上，用自己的体温融化冰层。
过了许久，冰层果然自行裂开了，两条鲤鱼从水中跃出。
王祥眼疾手快，一把抓住鲤鱼，带回家中为继母做了美味的鱼汤。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父母“憎恨”子女，而子女仍
然一心一意为父母奉献的故事，在图册里不在少数。
清代《弟子规》里有一句话：
“亲憎我，孝方贤。”
就是说亲人讨厌我，我还能孝敬他们，这才是贤能之辈。
话虽不错，但是为了当贤能之辈，大冬天学着王祥去卧冰。
最可能的不是得到鲤鱼，而是投胎变成鲤鱼吧？
如果说前面的“孝”还只是自我牺牲，那么下面这篇《郭巨埋儿》就是极端且残忍的故事了。
主角郭巨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
他自己不仅不要财产，还完全承担了母亲的供养权。
他爱护兄弟，且对母亲孝顺到了极点。
后来家境逐渐贫穷起来，这时妻子怀孕，产下一个男孩。
按常理古代能得子都很开心，郭巨要更努力工作延续香火才对。
但他不是“凡人”，他担心的是养这个孩子会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
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而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面写有“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夫妻很开心，得到黄金后，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配图看着相当温馨，仿佛穷人夫妻合力在地里劳作。
但惊出一身冷汗的十点君，只想替图中的孩子说一句：
“你这辈子最该孝顺的是老天爷了。”
可是，如此离谱的故事在当时不仅被视为孝道的典范，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传颂。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汉武帝的执政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汉朝之前，国家的公务员职位主要是通过世卿世禄、军功授爵、官员推荐以及皇帝任命等方式获得的。
这样的选拔机制导致官职往往被少数贵族家族所垄断，公务员队伍缺乏新鲜血液，素质也参差不齐。
这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往前看，秦朝推行法家思想，实施严刑峻法，虽然一度强盛，但最终却导致了社会动荡和灭亡。
为了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汉朝建立后，急需选择一套适合自己的治国标准。
公元前134年，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一政策的提出，不仅为汉朝的治国理念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儒家思想注重道德教化，强调“仁爱” “礼义”，与当下的治国需求不谋而合。
通过道德教化可以引导人们向善，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率，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儒家思想还主张“德治” “仁政”。
汉代帝王通过实施仁政、关爱百姓，可以增强统治者的权威和合法性，从而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举孝廉制度”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汉朝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
这一制度的出现，无疑为那些孝顺父母、廉洁奉公的底层人才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使他们得以进入官场，为国家效力。
三国中的枭雄曹操，便是通过被举为孝廉而踏上仕途的。
然而，当制度成为晋升官场的敲门砖时，人性的弱点便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不惜编造极端的故事来宣传自己的“孝顺”。
这些故事往往过分强调“顺”，而忽略了真正的“孝”。
导致孝道的本质被扭曲和误解。
在远古文明时期，农业文明的蓬勃发展曾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然而，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下，人口的流动性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这直接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和资源分配问题的凸显。
为了调和这些日益尖锐的矛盾，人们迫切需要一套明确的规则来指导行为。
于是，伦理道德应运而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文化体系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宗法社会结构。
在这一结构中，每个人都需遵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秩序。
“孝顺父母”和“对君主的忠诚”成为了最重要的价值观。
以至于有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说法，并进一步扩展到“天下无不是的君王”。
甚至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还出现了“天下无不是的丈夫”的论调。
比如为董永还债的织女和帮着郭巨埋儿子的媳妇。
孝道的本质最初是温和且合理的。
它原本强调的是：
父母与子女之间慈爱与孝顺的相互回应，是用我们的爱去回报父母的爱。
那么，当父母不慈爱时，子女又该如何应对呢？
人民日报曾给出了答案：
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家荀子也曾有这样的论述：
“在家里孝顺父母，出门后尊敬兄长，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对上恭敬顺从，对下宽厚笃实，这是做人的中等境界。
而遵从道义而不盲从君王，遵从正义而不盲从父亲，这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初始的儒家，强调的是对普遍真理和道德原则的坚守。
如果君王，父母的命令与道义相悖，也应坚守道义。
随着时代的更迭，我们正逐渐从封建孝道文化的束缚中觉醒，开始深刻反思其与现代社会的契合度。
在封建社会中，孝道观念往往将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和孝顺视为天经地义。
但这种单向度的要求，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已显得格格不入。
想象一下，当儿女犯错时，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责打与责骂；
而当父母犯错，却要求儿女不得有丝毫的反驳或违抗。
这样的互动模式，无疑只会让家庭关系产生无法愈合的裂痕。
孝文化要真正发挥其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作用，就必须回归其原始的“爱”之本质。
在家庭中，父母若能给予子女充分的关爱与支持，尊重他们的个性与选择；
那么子女也定会在尊重父母的基础上，竭尽所能去回馈父母的养育之恩。
爱，是一种双向的情感流动。
它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与尊敬，更是父母对子女的深情关爱与细心呵护。
只有建立起这种基于平等、尊重与理解的家庭关系。
才能让家庭充满温馨与和谐，成为我们心灵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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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孝顺，但不要无条件的孝顺。
，要孝顺，但不要无条件的孝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