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恢复高考四十年： 拐点、变革与命途

1970年3月，我16岁，学校因为文革停了课。为响应当时国家号召，我去了黑龙江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和别的知识青年编在一个连队。年底，又转到湖北襄樊的一个五七干校，在那里工作了近七年。

1977年10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往河北的一个工厂，做汽车修理工。路过北京时亲戚告诉我，要恢复高考了，问我能不能准备准备参加高考。可我已经这么多年没上学了，初高中基本都没怎么学，高考的事，我想都不敢想。

我的亲戚当时在高等院校工作，他们都热情地鼓励我赶快复习，还给我找来齐全的初高中教材和很多参考书，我就带着它们到了太行山里的一个小三线工厂。

工厂当时的风气是以勤奋工作、安心工作为荣。我刚来车间就想着参加高考，总觉得不太合适，心理上很有压力。所以我白天努力工作，但一下班就什么都不顾了，看书学习、温习功课直到深夜，第二天起床再抓紧时间看一会儿，又匆匆忙忙去上班，真是争分夺秒。

好在文革后期人心思变，对学业荒废的这一代青年人大家都比较理解宽容，老师傅们不认为这是见异思迁，反而觉得年轻人能考去上学，是件好事。第一次高考没录取时，也没人奚落我，更多的都是支持与鼓励。后来我考上大学，因为有了一定工龄，可以带薪上学，一个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还得工厂来支付，但一直到本科毕业，我都从来没有听说什么闲言，心里非常感激。

文革时期，因为比较好学，我在政治运动中也学了一些东西。例如学马列、唯物辩证法，读了不少原著；“批林批孔”开始时，得知道什么是孔学、什么是儒家法家；还有“评水浒批宋江”，也要去了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弄清楚为什么宋江不可取、什么样的人物可取。

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出的题还限于那时的思维，这些都被认为是考生应该了解的问题。比如考题中就考到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进军路线图，给出一个大区域内的各种地点，要求连出路线。我因为学过，就基本上做对了。

但数学，我是完全没有基础的。所以复习时数学成了重点，一半精力都花在了上面。为了不拖分，我还去请教工厂里的技术员。特别是学到因式分解的时候，脑子怎么都转不过弯来，怎么就相等了呢，感觉再也走不通了，最后还是技术员给我讲懂了，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就这样准备了三、四个月，我在1977年冬天参加了高考。那时我连中学的知识都还没恶补完，成绩自然不理想，要录取也是第三、四批的大学，我决定这次不报了。但这却给了我信心：既然三、四个月就能补习到过了录取线的程度，那么再补习一段时间，下一次我一定能考好。

半年过后，我就赶上了1978年的高考。我是文科，考了中文、历史、地理、数学、政治五门，英语作为第六门参考分，因为没有时间准备就放弃了。

成绩出来后，我考了河北省的第90名左右。那时全国的录取率只有5%左右（记者注：据资料，1977年全国录取率为5%，1978年为7%），除去应届生，知识青年能考上的，是少之又少。我数学差一点及格，但历史考了95分，其他科目也都有八十几分，不仅能被录取，还可以上北大了。

接着就是选专业。经历了文革大家不怎么读书的日子，我就觉得以后当图书馆的馆员，能在图书馆里看书，书山文海，那多好啊，所以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文史哲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学科，对于做学问来说最持久，不像应用学科随着时代需要老是在变化。

但这时突然有工厂领导出来说，我父母的家庭情况复杂，成分不属于工人、贫下中农阶级，又有海外关系，不能放我去上大学。我父母急了，拿着我的材料和成绩来到北京大学在河北省的招生录取点，找到招生组沟通。好在老师非常开明，说按照政策，1977年政审改革，已经不计较家庭出身了，录取完全没问题。但第一志愿已经录取了其他人，于是我就被录取到了第二志愿历史学系。

报到那天，工厂派车送我进的北大。入学的时候我想，荒废了这么多年的学习，再回学校来，就不想离开学术环境了。要不以后当个学者或者老师吧，一辈子看书学习，以书为伴，不断地学、不断地讲一讲写一写，这一生也挺好的。

我们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要长身体的时候大饥荒来了，要读书学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恢复高考的时候，很多人中断了近十年的学业，力不从心了，只好继续当农民、当工人。

我那时24岁，不上不下的年纪，心里总有一个学习知识文化的愿景，看冲刺高考的人多，我就跟着冲。过了那两年，拨乱反正后，中学教学质量开始恢复，知识青年很难竞争过应届生，大家也就不考了。我真是幸运，刚好赶上了。

那时人心思变，改革开放刚要起步，恢复高考给了在文革十年中流落到社会各个角落、家庭背景和人生遭际各不相同的一代青年一个公开、公平的机会。这不仅把人们重新引导上求学若渴的正道，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代中坚力量。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那场改革非常深刻，影响深远。

1986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都已经疲了。一、二年级上完了所有的课，高三一年都在模考，还经历了预选，相当于总摸底，通过了才参加高考。所以真考试时已经不觉得有什么好紧张的了。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刚经过长期的压抑，整体都是往上走的氛围，参加高考好像天经地义地就被看作是一条正路。我家住在山东省潍坊的昌邑县，小县城里大多数学生的家长都彼此认识。大家条件都差不多，比的就是学习。那时谁家的孩子上了大学，在县城里可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我在中学的成绩一直不错。但那时都是放养式的，学校不会特别栽培，也没有什么补习班，基本上就是靠自己。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们历史老师，他经常很得意地跟其他老师夸我，说自己有个好学生，他不上北大谁上北大。其实老师也不知道北大是什么样的程度，但他老这么说，我就觉得“诶，还是可以试一试”。

于是我的目标就定在了北京大学。那时我们是先报志愿再考试，报志愿的大信封可以从头填到尾，从各种大学填到各种中专。我就填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那时刚改革开放不久，教材不再像以前那样“革命”了，外面的新鲜事物开始涌了进来。我当时看《参考消息》《世界之窗》一类的报刊杂志，渐渐听说了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些人物，也了解到一些国内外的时政情况，很有兴趣，也想知道得更多一点儿。报志愿时一看到“国际”俩字儿，觉得好，就选了。

我高考的那一年，山东省作为试点，开始进行英语标准化考试，就是用现在所说的答题卡，机器阅卷。当时要涂黑的选项形状是椭圆，所以我们叫“涂圈”。

刚接到通知要实行标准化考试改革的时候，我才高二，学校发了一叠机读卡给我们练习。用上海制造的2B“中华绘图铅笔”，就练怎么涂匀涂满、怎么涂得快。但最后在高考考场上，因为改革后题量增大，再加上又要涂圈，答题节奏掌握得不太好。做到最后一篇阅读时只剩两三分钟了，我只好随手涂了四个一样的圈就交卷了，没想到后来发现还撞对了两个。

出成绩那天，我正在家里和当了一辈子兵的父亲下军棋，一个朋友跑来告诉我说，考了552分，这比我自己的估分还高了十几分——板儿上了！

没过多久，通知书就寄来了。那时也没有招生组来联系，就是一纸通知书，几张行李票儿：于铁军同学，你被录取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1986级本科生。然后就这么去报道了。

现在想想，其实也说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高考的时候很简单，不喊口号、不搞百日誓师，家里也没什么特殊待遇。但当时的时代氛围就是崇尚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上大学这个目标对于我来说一直很清晰。我觉得这个大环境是很重要的。

1992年，我读高三。班主任听说北大开始有特长生项目了，让我去问问看。我从小喜欢唱歌，悟性也好，觉得自己可以去试试。

90年代流行音乐慢慢兴起，听到费翔他们的歌，我就喜欢跟着唱一唱。在学校我也经常参加文艺演出，比如一二九合唱，还拿过学校的歌唱比赛第一名。但其实我没有专门学过声乐，基本上处于一种纯粹模仿的阶段，所以并没什么自信。因为专业学过手风琴，我第一个就报了器乐特长，在音乐老师的鼓励下才加了唱歌。

虽然填了特长生的报名表格，但心里觉得上北大这件事希望特别渺茫。高中时我成绩还不错，考一个省属本科或者其他二线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但北大对于我是遥不可及、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就完全抱着去试一试的心态。

那时录像带还没有普及，除了报名表，我只按要求寄了录音带，其他类似合唱经历证明之类的资料我一概也没有。没想到隔了一段时间收到了通知，让我来北大参加艺术周。

艺术周在那年冬天举办。我从沈阳坐飞机来，在机场打了个“面的”到了北大——那是我第一次坐黄色面包车。学校给全国各地来考艺术的同学统一安排了住宿地，就在南门的老28楼。

报到后的第二天，考试就开始了。我先在艺园512旁边的一个小琴房里考手风琴，考官是朱秋华老师，他抽着烟斗看着我，我被盯得特别紧张，手一生，知道自己没戏了。于是想着，那就好好考声乐吧。等到和其他特长生一聊天，才发现很多人都是专业学唱歌多年，甚至和著名老师学过，一张嘴就是美声啊、民族啊，嗓门儿特亮。我跟他们一比较，完全没优势。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到了艺园512考声乐时，是每个人单独给考官唱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侯锡瑾老师，气质特别好，像一个早期的歌唱演员。当然那时我也不知道她将成为未来我在合唱团的指导老师，但就是觉得她特别面善、特别亲切，好像和她有一种默契。

我唱的歌是《弯弯的月亮》和《少年壮志不言愁》，第二首是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曲。当时大家都觉得流行歌不上档次、低人一等，所以也不敢唱最流行的，选了介于流行歌曲和艺术歌曲之间，不是情情爱爱，还是有一些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歌曲。

中规中矩地唱完，感觉自己正常发挥。侯老师给了我一些指点，就让我准备汇报演出。汇报演出的节目，我还是唱了《弯弯的月亮》。

多年以后，侯老师告诉我，当时我唱《弯弯的月亮》，中间有一段假声的solo，声音特别干净，就是在这里，我打动了她。

但当时我考完艺术特长生回到学校，并没觉得和其他同学有什么不同，每天仍然是除了学习就是学习。不久后得到结果，我拿到北大的重点推荐，成绩达到一本线就可以录取了。

我看到了希望。虽然还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学习，但有了一个新目标：要加倍努力，考上北大。

以艺术特长生身份考上北大时，我都不知道是给合唱团招生的。第一次去参加排练，又是在艺园512，当初考试的那个房间。听到大家唱的第一首歌《哈利路亚》，我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合唱是一个很美的东西，原来我的胸腔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共鸣，太奇妙了。

我更加热爱声乐，在合唱团里我唱男高音，渐渐唱到了声部长、合唱团团长。1995年参加十佳歌手大赛，还拿了冠军。研究生毕业后，我真的做了两年职业歌手。直到现在，我仍在为母校创作歌曲，我会把音乐之路一直坚持下去。这都是我在高考前从不敢想的。

我上高中的那个年代，管得非常严，不允许你有与众不同的想法，高考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如果没有那场考试，我可能就顺着家里的意愿去了民航大学、进入民航系统。通过特长生考试后，当时的我只觉得幸运，可以到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了。

现在回头看，高考后来到北大，我第一次感觉人格受到了尊重，完成了作为被管理的客体到管理自己的主体的转变。真的感谢北大和侯老师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因为他们，我才知道还可以做梦，人生的很多可能，只要你敢想，就有机会梦想成真。

2003年，我高三，离高考还有几个月的时候，非典爆发了。刚开始看到新闻时，大家还比较懵，以为是传染病。那时长期被关在学校复习，过得比较封闭，能获取到的外界消息不太多，我们所在的城市又离广州等最先爆发的地区比较远，因此整个学校倒没有很恐慌。

但我们会关注新闻，今天北京又爆发了多少、广州又爆发了多少。当时有位高三的班主任正好去广州开会，回来后以防万一，被隔离了三个星期，学生只好自己复习。

当时市里也出现了几个疑似病例，为了避免受到影响，学校决定封闭校园。我所在的中学是住宿制，平时学习就紧张，基本上一周回家一次。这一封校，进出就被完全限制了，学生的意见非常大。所以只过了一两周，学校还是放开了门禁。

那时，学校里每天都有谣言说要停课，但始终没有停成。复习照旧，高考还是如期来了。

那一年，高考时间从七月改到了六月。因为通知得早，所以大家心态不错。既然政策不能改变，那就不要去想不好的影响，说什么复习时间不够，不如愉快点接受现实，早死早超生嘛，况且六月还没那么热。

虽然少了一个月，但高考前的提升士气的准备工作还是做足了。百日誓师大会后，按照惯例，学校请全年级吃饭，师生一起干杯、互相鼓励。高考进场前大家也会集中在一起大呼口号，震慑一下同一考点其他学校的同学。有没有给人家造成心理压力不清楚，但我们是high起来了。

高考结束，大家一下子放松了，都敞开了玩儿，毕业典礼上老师还调侃了谈恋爱的同学。直到出分数的时候才又开始紧张起来。当时是高考之前填志愿，没有估分，全凭感觉。我第一志愿报了北大外院英语系，就纯粹是因为对英语感兴趣。

出分之前，也担心能不能考上，一遍遍地刷新网页，太刺激了。当然，知道能考上的那一刻，是我自备考以来最开心的时候。

现在回头看，分数出来的时候，是觉得值得的。从小到大，在这种基础教育下，很多时间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需要去做太多选择，知道无法改变就会努力去做，努力去做一般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但高考标志了一个终点，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时代结束了，终点前一个很强的体制不存在了，你需要更多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很多可能性下面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这么说来，高考也算是一个分水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