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历史中，有句俗语叫“两汉两罗马”，指的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400年里，西方先后有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而同期的东方有西汉和东汉。西汉时期，张骞连通西域，亚历山大帝的后继者在中亚留下的古希腊文化遗迹跃入眼帘。东汉时期，班超派属下甘英出使更西方的区域，抵达波斯湾，得知西方有个强国叫“大秦”，那就是罗马帝国的东部领土。同时期的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历史上始终没有正式会面。

如果处于发展巅峰的古罗马，会晤鼎盛时期的西汉，会有怎样的碰撞？《永恒之城与长安之城》就描述了这样一段架空历史——太子太傅韦玄成受命率使团出访正逢内战时期的古罗马，而西塞罗为寻求支持来到汉朝，借助当时两国顶级知识分子的视角，这篇文章描绘了他们的所见所思。

这样生动的跨文化研究出自英国汉学家鲁惟一和他的学生戴梅可主编的《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鲁惟一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对中国秦汉史和汉代简牍有独到而深入的研究，把从古文书学的角度研究汉简的方法推向新的境界。

2025年1月1日，鲁惟一（Michael Loewe，1922年11月2日-2025年1月1日）辞世，享年102岁。2021年，在由国务院新闻办和上海市政府主办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鲁惟一和周锡瑞、叶嘉莹获颁“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该奖项创设于2010年，每两年颁发一次，迄今为止获奖的非华裔汉学家中，鲁惟一是最年长者。

▲《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

永恒之城与长安之城

公元前49年，凯撒率领他的军团跨过卢比孔河。西方的古罗马帝国紧绷如弦。演说家西塞罗预见内战即将爆发，决定去往东方避难。如果他走得再远一些，那么他将抵达西汉的都城长安。在那里他会见到另外一场军事胜利。同年，已经归顺汉朝的匈奴单于呼韩邪到长安觐见皇帝。

禁卫军穿着厚厚的铠甲，手持长矛利盾，威武地立于道路两侧，汉宣帝正以盛大的仪式和威严迎接那个曾是汉朝在北方最强敌国的元首来到他的帝都长安。

如果西塞罗见到这一幕，他是否会联想到故乡有名的“凯旋仪式”？在罗马崛起的过程中，每逢大型的军事胜利，强大的罗马军团都会簇拥着得胜归来的将军，将敌国首领和战利品献给罗马人民，献给罗马元老院，献给罗马诸神。

历史的真实是，汉宣帝在凯撒渡过卢比孔河的第二年去世。即便西塞罗真的东行至长安，他见到的会是尊奉儒教的汉元帝。汉元帝优柔寡断，绝不会派遣韦玄成远赴罗马。永恒之城与长安之城的交汇，只能是历史的架空。

两个帝国的不同文明形态在全新的视角下被审视。这正是鲁惟一的工作之一，他参与编撰《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这是二战之后享誉全球的中国历史研究入门教材。这套丛书的前两卷《剑桥中国秦汉史》和《剑桥中国上古史》，鲁惟一从策划到出版全程参与，历时数十载，并撰写了这两卷的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立曾撰文总结鲁惟一的学术贡献，这套丛书为其一。其二是鲁惟一作为第一代汉学家之一，教学研究七十余年一直笔耕不辍，是西方汉学界最早重视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研究的顶级学者。其三，作为中西学术交流的文化使者，他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翻译介绍至西方。

《剑桥中国史》系列是汉学领域编纂时间最长、参与权威学者数量最多、最为系统性介绍中国历史的通史性著作。这套丛书最初筹备于1966年，直到1986年12月，第一分卷《剑桥中国秦汉史》才得以问世。因为1960年代的西方汉学界没有人把秦汉以前的时期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所以鲁惟一先写了秦汉史的部分。该书有别于国内过往突出历史编年和史料真实的通史著作，以专题研究为写作形式，以其宽广的全球视野，强调历代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中的价值输出和历史观建构，对中外学者重新认识历史具有深远影响。《剑桥中国秦汉史》问世后，在全球学界反响强烈，由此中国上古史领域的汉学研究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

原来那本《剑桥中国秦汉史》完成于1976年前后，当时马王堆发现的资料刚刚发表，而书一直拖到1986年才出版。历史学者戴梅可回忆，“拖”的原因是该书出版前后涌现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主要负责人鲁惟一有了新目标，他要诠释这些资料的价值，扩充已有的传统政治史。这样的一个补充，从其核心内容来说，应该成为《剑桥中国上古史》内容的延续，这一册由鲁惟一和夏含夷共同主编。

2004年秋天，戴梅可收到鲁惟一的电子邮件。在戴梅可的印象中，鲁惟一“总是与时俱进，最早掌握最新的电脑技术”。在邮件中，鲁惟一邀请戴与自己一起编辑一本书，这本书是对《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补充。当初戴梅可正在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学习古典文学——本科生文学学士毕业考试科目之一，鲁惟一是她的导师。

当时戴梅可并不知道，鲁惟一的长期搭档、同事以及妻子卡尔曼·布莱克尔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病。

鲁惟一和戴梅可决定打破以朝代划分历史的模式，书中使用的“早期帝国”，其时间从公元前323年到公元316年，从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开始，到西晋灭亡为止。这让读者不得不想起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当王朝覆灭时，不是所有原先的臣民都会感到天翻地覆的变化。

漫长的新书编辑开始了，这本最终定名为《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的书，通过将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与希腊、罗马、两河等地区的历史进行比较，发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发展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它对西方汉学界秦汉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作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为秦汉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剑桥中国史》

二战期间对抗轴心国的精英

鲁惟一深邃厚重的学术视野，与他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鲁惟一的祖先是德国犹太人，19世纪20年代移民来到英国。曾祖父路易·罗威是希伯来学的学者，也是最早钻研古埃及学的学者之一。父亲赫伯特·罗威是犹太教法典的教授，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鲁惟一中学时就读于剑桥的德佩斯学校，后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鲁惟一被分配到奥斯瓦尔德·塔克海军上尉开办的贝德福德日本语密训学校学习日语。他于1942年2月成为第一期学员，课程为期五个月，结束后又接受了一系列密码学培训。他曾参与破解日本军事密码，效力的机构是二战期间英政府设立的著名秘密情报所“政府代码与编码训练学校”（Government Code and Cipher School, 简称GCCS），对外戏称是“高尔夫俱乐部与象棋协会”（Golf Club and Chess Society），因地点在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园，后来更以布莱切利园扬名于世，被一些研究者誉为二战期间对击败德日轴心贡献最大的一个机构。

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破解德日的军事密码，由于该项工作对智力的要求很高，所以该机构吸纳了大量学术型人才。除了鲁惟一，当时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后来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东史名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鲁惟一被招募前正在牛津大学的抹大拉学院学习西方古典学，进入该机构后先强化学习六个月的日语，接下来是数周的密码破解课程，然后就上手。巧合的是，后来在剑桥与鲁惟一长期共事的杜希德当时以军人身份在英国海军情报部从事类似的工作。

在25岁时，鲁惟一作为外交人员踏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这一年是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从积极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鲁惟一在沪停留期间，英国总领事向他讲述了中国的现状和时局。多年后，鲁惟一转向传统汉学，却始终关心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

那趟旅途中，鲁惟一在北京生活了六个月，在此期间他对古汉语和中国历史发生了兴趣。战争结束后，总部问鲁惟一愿不愿意接受汉语培训，然后在总部长期任职。

鲁惟一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设想一下，如果你当时也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儿，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四分五裂，想着要怎么恢复世界秩序，你是接受这份工作，还是说“不！我还没完成牛津大学的本科学习，我得回去把书读完”？我心里其实也知道，应该回到牛津大学完成学业。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继续留在政府通讯总部。于是乎，我开始了中文学习，为的是从事现代情报工作。在这之后，我决定在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汉语学位，研究前近代中国。

1951年，鲁惟一获伦敦大学汉语一级荣誉学士学位。1956年，他离开政府机构，在伦敦大学担任远东历史讲师。1963年，鲁惟一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授予的博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在剑桥大学任教，直至1990年退休。

学者何伟文追忆与鲁惟一的交往，鲁惟一曾说，正是25岁时的那段外交生涯，开启了他与中国文化的初次邂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秦汉这一时期的独特吸引力最终让他将学术目光聚焦于此。他在著作中剖析了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帝制历史开端的重要地位，尤其是秦汉官僚体制的建立如何奠定了后续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础。他还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信仰的复杂互动，揭示了它对中国文化变革的深远影响。在他看来，理解秦汉的复杂性是打开通往中国文明核心大门的钥匙。

▲2012年12月2日，鲁惟一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 图/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

“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无聊透了，

但是仍得保持清醒”

后来的鲁惟一这样描述破译密码的工作：“很费脑子，要做很多非常无聊枯燥的事，比如从数字中剥离提取一些关键数字或从字母里找一些关键字母，就像 Z-P=E，等等。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无聊透了，但是你仍然得保持清醒，查看是否有任何结果。”

这样的忍耐力，也许是能沉下心来做历史研究的必备素质。

鲁惟一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居延汉简开始的。即便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居延汉简也是天书般的存在，鲁惟一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他对照古籍史书逐字研究简牍，搜集各类史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因学术造诣颇丰而被中国国内学界评价为“汉简研究绕不开的人物”。鲁惟一表示：“对一个在欧洲历史、文学和哲学传统中接受教育的西方人来说，胆敢撰写关于中国汉代知识发展的论著，似乎有些冒险。”鲁惟一在某次采访中谈及自己的中文名字：“在剑桥从事简牍研究的我是‘惟一’的一个。”

在简牍学研究中，鲁惟一最重量级的作品是《汉代行政记录》。该作品是鲁惟一在他1963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这本书对居延汉简进行了集成分类研究，推动了汉简研究走向深入。

在《汉代行政记录》一书中，鲁惟一主要采用了文书学的方法来研究，即根据简牍的出土地点、大小和形制，简册的编联方式、笔迹，文书的布局及内容，结合汉代行政实践的特点，将零散的简牍及其残片加以集成；在所集成的同类简中，通过完整的木简标准，找出残简究竟残缺了哪些部分，而残缺部分又相当于完整木简的哪些内容，借以恢复简册文书的本来面目。在研究中，有些简牍支离破碎、文字不全，乍看好像没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借助于文书学的研究方法，把它们与相关的简牍排列在一起，往往就会凸显其独特的研究价值。汉简缀合研究的不确定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彰显了鲁惟一作为一位优秀的简牍学研究者谨慎认真的态度和质疑探索的精神。

在学术研究中，鲁惟一尤其注重文本与实物的结合。他通过对简牍、石碑等第一手材料的考证，探索秦汉时期行政体系、思想世界与社会实践的深层联系。鲁惟一的经典之作《汉代行政记录》通过对简牍的细致分析，揭示了汉代地方治理和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机制。这一研究开创了简牍材料与历史制度分析结合的先河，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

▲《汉代行政记录》

他曾形容，整理这些简牍材料就像“与2000年前的人对话”，认为每一片竹简都记录着一个独特的故事。鲁惟一曾说，自己选择秦汉作为研究领域，是因为它的复杂性——那是一个充满转折的时代，既有“天下一统”的宏大叙事，又有制度、信仰和文化的错综交织，充满了秩序与混乱并存的奇妙张力，“这种复杂性最能反映出中国文明的根基。”

后来在与更年轻一辈学者的交流中，鲁惟一笑谈，“你们（年轻一代）用的是有标点符号的史书版本，我们那时是没有的。你们用的都是现代词典，我们那时手上只有辞海、词源和词语索引。”

戴梅可在与鲁惟一合编的《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序言中，回忆做成这样一件事所需的另一种“忍耐力”，“从委托各篇论文的撰写开始，各种令人惊讶的事情纷至沓来。”

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之际，戴梅可在序言中想起了这些点点滴滴。那时，距离编写差不多过去了15年。戴梅可感到欣慰的是，这些论文在关于早期中国的研究中是令人惊叹的。“早期中国的研究进展很快，在这一领域中优秀的学者每过几年对自己以前的认识都不得不重新思考。”

喝上一杯美酒，继续争论

2022年，在鲁惟一的百岁聚会上，剑桥大学教授胡司德讲述了鲁惟一的一个小习惯，那就是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学术的、非学术的，写在小纸条或者信纸上，放到一些学者的信箱里，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交流思想。

聚会现场，胡司德从口袋里取出一封鲁惟一15年前写给他的信。信中，鲁惟一表示务必要让东方学研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鲁说，作为学者，有义务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更广泛地介绍给大学和大众，比如说，“9·11”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阿富汗是怎样的一个国度，等等，中国研究也应该在学术界与大众之间建立联系。他在信中建议，结合当时大英博物馆的秦兵马俑展，策划开展一系列有关早期中国的公开讲座，丰富人们对中国的认识。

▲2022年，好友为鲁惟一（中）庆祝百岁生日 图/剑桥大学克莱尔堂

鲁惟一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使命：“我觉得历史学者都肩负着两种不同的使命，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出版学术著作，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借鉴；二是面向大众，引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话题产生兴趣，为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做好引领。多年来，我自己关于秦汉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早期历史，让更多的专家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早期古代史，以便给他们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文化视角，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在治学过程中，我认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担当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你远离学术功利化的诱惑，也可让你更加安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2019年夏天，赵静一和胡司德采访鲁惟一，赵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

赵静一回忆，新冠疫情的到来似乎没有给年近百岁的鲁惟一带来任何影响。他多年如一日，在剑桥格兰彻斯特村的乡间别墅过着独居生活，每天忙碌于终生挚爱的学术研究。那次访谈稿整理完毕后，赵发邮件请鲁惟一过目。他十分客气地回复道：他习惯于看纸版材料，家里的打印设备用不了了，可否麻烦把打印稿寄到他家？赵静一开车驶向那条乡间小路。傍晚6点多的格兰彻斯特格外宁静，一座座传统而精致的房屋与郁郁葱葱的自然景色完美搭配，充分满足了人们对英格兰乡村的美好想象。沿着石子小路，就能走到鲁惟一的家—— “柳居”（Willow House），透过窗口，赵静一看到客厅里亮着一盏台灯，估计此刻鲁惟一正在伏案工作。她不愿打扰，便将稿件轻轻地放在了门口。

《礼记》称百岁为“期颐”之年，意味着这一年龄的老者需他人供养或照顾。而鲁惟一在百岁之际，依旧独居于剑桥格兰彻斯特村的“柳居”，每天只需护工来两次，帮忙打理一些家务。因为崇尚自由，鲁惟一习惯一切自理，并不喜欢得到过多的关照，不愿到老人院被人 24 小时“监管”。他日复一日的生活依旧是读书、研究、写作，每天都遵循着严格的作息规律。

鲁惟一的独立能力在剑桥是出了名的：年过九旬的他仍自行开车前往学院就餐或去系所参加活动，几年前还万里迢迢飞往中国参加学术会议。

在百岁小聚现场，鲁惟一起身讲话：“我很享受与同事们相处的时光。与他们进行争论，然后被反驳，一天下来，再喝上一杯美酒，继续争论。”

（参考文献：静一博士汉学家访谈，国际汉学《英国汉学家鲁惟一对居延汉简的缀合贡献》，学习时报《英国汉学家鲁惟一：剑桥大学秦汉史大家与简牍学开拓者》，中国艺术报《冯立｜百岁老人鲁惟一的汉学成就》，上观新闻《中国学论坛｜鲁惟一：研究汉简的他，为何写了一部历史小说？》，新京报《鲁惟一：简牍为我打开迷人的窗户》，中国社会科学报《剑桥大学汉学研究的见证人——访英国著名汉学家鲁惟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