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北美学界的艰难生存经历，已为国内学界熟知。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黄仁宇还特别记录了一笔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那就是他的书稿《中国并不神秘》被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出版社评审人的芮沃寿枪毙之事，此事也间接影响到他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雇。本文作者在首次公开的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芮沃寿档案中发现黄仁宇与芮沃寿的近十封通信，内容均与这部被毙掉的书稿有关。利用这些通信，他还原了当时黄仁宇与芮沃寿之争，也借此管窥那一代华裔学者与美国汉学界的根本性矛盾所在。
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回忆起自己一九七五年秋在耶鲁大学与芮沃寿教授（Arthur F. Wright）谈话后的心情。那本该是新英格兰地区最美的季节，却意外成为黄仁宇人生的“至暗时刻”。穿行在耶鲁古雅的校舍之间，五十七岁的黄仁宇只感到“所有的意义、所有的影响力、所有的卖点、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由常春藤名校内的不具名审稿人决定，而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筑和回廊也不过是矫饰的模仿品而已”（《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432页）。
芮沃寿像
这次让黄仁宇“悲愤交加”的耶鲁之行，肇因于一部名为《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的书稿。黄仁宇最初起意撰写此书，是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受李约瑟之邀于剑桥大学访问期间。在协助李约瑟准备《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后一卷的过程中，黄仁宇愈发不满于既有教科书缺乏连贯性的中国史叙事，并渐渐发展出其后来闻名于世的“大历史观”。要言之，这种“大历史观”主张从长时段、宏观视角总体性地把握中国历史，进而强调我们应抛开道德判断，将中国朝向“数目字管理”的转型作为理解现代中国革命的基础。从剑桥归来后，黄仁宇便将此想法发展为共五万字、一百三十八段的《中国并不神秘》一书，投给在美国商业出版领域享有盛名的克诺夫（Knopf）出版社，以求将自己的“大历史观”传递给更为广泛的美国读者。而出版社编辑为此书稿找到的两位审稿人之一，便正是时任耶鲁大学历史系查尔斯·西摩讲席教授的芮沃寿。后者对于这部书稿的强烈否定态度，不仅直接导致《中国并不神秘》出版胎死腹中，甚至也间接影响到黄仁宇此后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雇的悲惨命运，实可谓是黄氏一生命运的转折点。通过首次公开的耶鲁大学图书馆藏芮沃寿个人档案，我希望能够在语境化地还原黄仁宇与芮沃寿之争的同时，也借此管窥那一代华裔学者与美国汉学界的根本性分歧所在。
1973年，黄仁宇与李约瑟、鲁桂珍
在一九七四年末第一次得知书稿被拒的消息时，黄仁宇断不会想到芮沃寿竟是那位给出负面意见的审稿人。二人此前虽然仅有过两次简短的面谈，但彼此印象颇佳。事实上，黄仁宇之所以能够在一九七二年前往剑桥大学跟随李约瑟研究，正是获得了芮沃寿所在的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的支持。为此，黄仁宇曾专门致信感谢芮氏，并希望后者能够帮忙寻找跳槽的机会，以便其“把自己关于明史的认识传授给一些学术更为成熟，态度也更为认真的研究生”（黄仁宇致芮沃寿，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此外，黄仁宇在申请古根海姆奖金时，芮沃寿亦是其重要推荐人之一。而黄仁宇当时为古根海姆奖金所提出的研究计划——“对一五八〇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做一番详尽勾勒”（黄仁宇致芮沃寿，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后来更是从“万历八年”发展成为大名鼎鼎的《万历十五年》。可值得注意的是，芮沃寿在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推荐信中，虽然一方面对于黄仁宇的个人申请表示支持，但另一方面又展现出了一种对于华裔学者的整体怀疑姿态：您会留意到，他提出主要假设的方式总是十分谨慎。诚如他自己所言，他将通过关注一个短时段的特定研究，来不断修正自己的假设。这是贯穿黄仁宇学术生涯的一大特点。他从不教条主义,也不沙文主义……如我的前述评论所示，他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知识渊博、思想开明且见识广泛的人。而这些特质，我们在中国史学者——特别是那些来自中国（Chinese origin）的中国史学者——身上并不容易见到。可他却具备这种罕见的能力，因此也完全值得你们的支持。（芮沃寿致古根海姆基金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黄仁宇致芮沃寿，1974年10月15日
不难看出，芮沃寿这封推荐信的言外之意是，在他的印象中，华裔中国史学家常常思想不够开明且易带有“沙文主义”倾向，即出于民族情感而为本国历史做出“过度辩护”。而从黄仁宇与芮沃寿此后的争论来看，这或许才是《中国并不神秘》为芮氏所不满的真正原因所在，只是彼时的黄仁宇对此毫不知晓。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当黄仁宇再次试图说服克诺夫出版社接受《中国并不神秘》书稿时，他主动找到了芮沃寿，将其作为自己所推荐的五位审稿人之一：芮教授，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您的再次帮助。不久前，我刚刚把自己的“中国大历史观”落于纸面。这部作品由一些断奏似的句子（staccato sentences）组成。我尝试将其写得尽可能生动，以求为更广大读者所接受……至于这部作品或受争议的历史观问题，我认为绝对算不上是独特。它与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方法，甚至有一种遥远的相似性——不那么关注形塑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抽象教条，而是反过来关注那些形塑教条的环境因素与需求效用。
在信中，黄仁宇对《中国并不神秘》一书的销售前景非常乐观，因为“仅粗略估算，就有约五十万美国人在本科阶段上过中国历史与文化课程。其中，除了少数人到研究生阶段最终会对中国形成一些自己的认识外，大部分人都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名字和日期而不得头绪”。这些人便是黄仁宇这种“断奏式”写作的目标读者。而或许正是因为相信两人在方法论上“有一种遥远的相似性”，黄仁宇不仅没有料想到自己与芮沃寿之间实存在着难以言说的巨大分歧，甚至还满心期待后者能够出面帮助自己打消出版社对于此书可能招来的批评的顾虑：在重写历史的初始阶段，我们不可避免地将会遭到相当多的反对。我希望自己能够说服出版商，这些反对绝不会影响到销量，而某些负面评价也断不会伤害到出版社的良好声誉。在美式足球场上，一个运动员所能期待的最好场景便是两声叫好与一声倒彩（two cheers and one boo）。全场叫好而没有倒彩是不可能的，可拿到赛场上的第一名无疑是件相当有荣耀的事情。当然，由于这件事和我个人利益太过紧密相连，所以我的上述论点可能很难有效……我希望您能给编辑一些您的评价。当然，您不可能完全同意我对拙作的上述所有观点。最关键的一点是，这部作品是否应该付印。如果总体意见趋于肯定、拙作成功出版的话，还希望您允许我们从您的评价中挑出一两句（作为推荐语）。（黄仁宇致芮沃寿，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然而，黄仁宇所等来的却是意料之外的一声“倒彩”。一个星期之后，黄仁宇收到了芮沃寿的回信，后者在信中坦承自己正是最初否决掉黄仁宇书稿的审稿人。只是在复信中，芮沃寿显得语气十分温和，并且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对于书稿的批评仅仅限定在写作风格方面：首先，我要承认，我就是你交给克诺夫出版社的第一版书稿的评审人之一。书稿中有很多我欣赏的地方，但同样有不少过于简略之处（elliptical），以致未能清楚表达你的观点。当然，我收到你寄来的这一版后会好好再读一遍。但我想，这部书稿如要产生其应有的影响，你应该花更多时间把它再加长一点。在我的印象中，书里在提出一些精彩、醒目的全新观点后，常常就紧接着一些与传统观点大同小异的内容。所以，我的初步建议是，把那些“修正主义”的部分强化，然后省略掉那些你之前认为不得不提到的传统观点。这在你看来可行么？其次，我不太确定标题以及全书的风格该如何是好。但如果你模仿路德的做法，试试“中国历史：九十五条论纲”（Chinese History: 95 Theses）这样的标题，或者其他没那么标新立异（outré）但同样带有挑战正统口吻的题目，我想也未尝不可。在求新的同时避免求全，是一种非常可取的做法。（芮沃寿致黄仁宇，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相比之下，芮沃寿档案中所保存的原始审稿意见则要尖锐得多。在给克诺夫出版社编辑的信中，芮沃寿表示：“这本由短句组成的书虽包含少许有价值的内容，但立论常常过于大胆，却缺乏论据支撑。它们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恐怕并不具有说服力，且有误导性。”至于黄仁宇所亲身经历且最在意的近代史部分，芮沃寿则认为“肤浅而失准”，对于相关时段的基本研究显得“不够熟悉”。而在最后的总评中，芮沃寿更是略显苛刻地指出，“本书只有五分之一的内容值得付印，但仅有五分之一的话又恐难成书”（芮沃寿致克诺夫出版社审稿意见，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这种批评力度，让人多少有些怀疑芮沃寿对于《中国并不神秘》书稿的不满，远非只局限于审稿意见中所提到的论证力度抑或写作风格而已。黄仁宇从未见过这份犀利的审稿意见。而若仅看芮沃寿的来信本身，似乎又并未打消他的信心。他马上回信，一方面承认自己或许选择了一个“糟糕的”（atrocious）的标题，另一方面则着力澄清“《中国并不神秘》并非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而自己也“从未打算发起一场宗教改革”。在黄仁宇看来，他的目的不是如宗教改革一般，用一套新的道德评价体系替换旧的道德评价体系，而是把中国历史的核心放在“技术问题”之上，借此让读者“更加直观地看到传统中国与其当下发展间的连续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将其视作截然两端”（黄仁宇致芮沃寿，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或许是担心自己在这封信中解释得还不够清楚，黄仁宇在八月十二日、十四日又先后两次致信芮沃寿，解释自己在《中国并不神秘》背后所采用的史学方法，其实与芮氏并无二致。黄仁宇的这份“乐观”一直维持到他一九七五年九月的耶鲁之行。或许直到步入耶鲁研究生院大楼二三七号办公室前，黄仁宇都依然天真地以为书稿所需要的仅仅是技术上的修改而已。然而，芮沃寿见面后的态度很快让黄仁宇知道了真正问题所在，“你不会想出版那个”，“总论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过火”。此刻的黄仁宇也终于不再试图在写作层面为《中国并不神秘》辩护，而是选择直面华裔学者与美国汉学界之间最为隐秘的心结：“莱特教授，”我提出最直接的问题，“你是否认为我对历史的诠释手法太具有民族优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国？”这个问题触碰我们彼此的敏感区，无论称为民族优越感也罢，称为文化主义也罢……亚瑟·莱特没有直接回答我。不过，他没花多少时间就提出一个精确的评估。“没有何那么糟。”他说。（《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431页）
耶鲁研究生院大楼（芮沃寿办公室所在地）
芮沃寿的答复让黄仁宇明白，“就《中国并不神秘》而言，讨论已告终结”。这里的“何”是指另一位华裔学者何炳棣，在当时正因其对新中国的辩护立场而遭到北美汉学界的批评。芮沃寿在谈话中主动提及何炳棣，显然是有将黄仁宇与何炳棣的民族主义立场相比较的意味。而有意思的是，在芮沃寿档案中，同样也保留了几封何炳棣的来信。一九六六年一月，何炳棣曾邀请芮沃寿为其《中国历史遗产的突出方面》（“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一文做评议。在信中，何炳棣向芮沃寿坦陈自己“关于共产中国所承继之遗产的文章，在力求全面的同时也会偶惹争议，而其目的则是让读者以及政策决定者们了解，为什么更加充分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的当下是至关重要的”（何炳棣致芮沃寿，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六日）。与黄仁宇的“大历史”一样，何炳棣在文中同样强调新中国与传统中国间的延续而非断裂，而这恐怕才是芮沃寿与何、黄二人的真正分歧所在。因为在芮沃寿看来，“中国上千年体系里许多相互交织的部分都随着帝制的终结而瓦解了。即便如何教授所言，很多传统观念至今尚存，但帝制的终结确实意味着一个文明的崩溃”。而这种“断裂性”也同时构成了芮沃寿理解中国革命的思想底色，“这种崩溃（landslip）持续了如此之久，在几个世纪的辉煌之后紧随着整整一个世纪的挫败，无疑留下了可怕的心理创伤。这或许也解释了当今中国的极端仇外情绪以及种种病态表现”（China in Crisis , Volume I, Book One: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p.41）。由此也无怪乎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回忆道，当芮沃寿听闻学生李中清打算前往芝加哥跟随他读博后，气得警告李中清“竟情愿入虎穴（tiger pit）”。
何炳棣像
芮沃寿这种历史观的形成，与其个人经历以及学术路径高度相关。芮沃寿的大弟子史景迁在《中国纵横》一书中便曾指出，芮沃寿“因研究佛教而开始接触汉学，而他对佛教的研究则源自对美学的兴趣”，是拉斐尔·佩初兹的《中国画家》与莫朗的《中国艺术史》最早激发了他对于中国的关注。初到北平时，芮沃寿曾动情地回忆到自己“住在旧寺院里，房间非常宽敞迷人”，而朋友接待他的公寓里则是“大红的锦缎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板上，再配上红真皮家具、暗色而古色古香的横梁和精致的屋门”。但这样一种对于古代中国审美式的欣赏，并不易转化为对于中国革命同情性的理解。一九四六年，芮沃寿和夫人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一同拜访延安，“可是芮沃寿并不像芮玛丽那样对延安充满了巨大热情”。与之相反，在解放战争时期，芮沃寿“感觉这个国家正在以一种十分鲁莽的方式疾驰，另外，排外的情绪正在高涨，到处弥漫着一种饱受挫折的感觉”，并最终因此离开了中国。夫妻二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歧见，甚至直到芮玛丽一九七〇年病逝前都还是其家中最敏感的话题。而芮沃寿对于中国革命与传统间这种“断裂性”的认识，又因其一九七三年的中国之旅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一份题为《一九七三年中国考古学之旅：一个历史学家的视角》的打印稿中，芮沃寿详细记录了他在二十五年后重返中国的所观所想。在北京大学访问时，他遇到了在哈佛的旧相识周一良，可后者却匆匆结束对话，转而请一位党员干部为芮沃寿介绍起工农兵大学生的现状，这让他十分不解；而在善本书库参观时，芮沃寿“没有看到一个学生，而那些古籍和拓片看起来已经好几年没有人碰过了”，这也让他开始怀疑是否有任何历史系的学生将会用到正在修建中的新图书馆。走出校园，各个城市里的书店亦使芮沃寿感到沮丧，“大部分书店里都挂着批判孔孟的政治宣传画，他们在那个时代被当作最主要的替罪羊。而真正的历史作品在数量上却微不足道，近乎无处可寻”。
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图书馆
对于研究佛教史出身的芮沃寿来说，佛教艺术在彼时中国的保存状况更难令其满意。他发现，“佛教统治中国历史的那段时期几乎被涂抹掉了”，“只在几个博物馆看到了极少量佛教工艺品，可其中有一些明明是以佛教收藏丰富著称。在上海市的书法展上，仅有几件佛教写本，而旁边则摆放着马克思语录，强调宗教只是统治者用来让被统治者服从其悲惨命运的发明。要而言之，一个普通的中国年轻人对于中国伟大的过去，只能获得一种预先设定的（canned）、扭曲的认识，但这恰恰是他想要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时所必须忘却（unlearn）的东西”。上述种种观察，让芮沃寿在打印稿的最后盖棺论定式地总结道：“一个人对这一时代的物质进步有多钦佩，就会对与此同时所付出的必然代价有多神伤。其中就包括在历史学以及其他领域的自由探索。过去二十五年来的种种异常还在持续着，对于中国历史进行重构与诠释的责任，依然有待在境外工作的学者来承担。”（Arthur F. Wright, “The 1973 Archeology Trip to China: A Historian’s View”）可这种“对于中国历史进行重构与诠释的责任”，恰恰又是以黄仁宇为代表的华裔学者所不能割舍的心结。用黄仁宇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而当他们本着内心的民族情感，试图从中国历史中寻找出一种理解现代中国因而也是理解自己一生遭际的方式时，却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芮沃寿们的质问、怀疑与评判。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梦魂不曾归故土，黄河依旧绕青山”，这是黄仁宇一生“无法解脱的纠缠”，或也是他在一九七五年那个秋雨天的真正悲愤所在。那天傍晚，从芮沃寿的办公室回到旅馆，黄仁宇感到“又累又沮丧”，虽然“雨已经停了，但天气仍然阴霾沉郁，这时室内的湿度已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在回忆录中，黄仁宇还特意为我们留下了那家旅馆的地址——纽黑文城西达比街（Derby Avenue），这里距耶鲁的研究生院大楼车程不过一刻钟，却仿佛是一位华裔学者一生都无法逾越的距离。（《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〇年版）
（来源：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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