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德国进攻法国，42天后法国投降；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半年内即有100多万苏军投降；1941年6万日军进攻14万美菲联军，12万联军投降。从 1931年日本进攻军阀混战的中国，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抗战14年，被西方称为“最勇敢 的、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国家元首。”
1934年希特勒当政后，继续着在小啤酒馆里激情和狂热，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称霸世界。
随着德、意步步得势，蜗居在小岛的日本人也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开始蠢蠢欲动。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在国内发动了“二二六政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写道：“东京陆军叛乱的第二天，在中国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发表了这次叛乱的目的是以军部内阁来代替分裂的内阁。他们说青年军官集团想一举而占领中国全土，并准备马上对苏战争，而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
1936年4月1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决定大幅度增加驻华北的驻军。
视察军事训练学校时点名的蒋介石
1936年5月1日，日本统帅部修订了《国防方针》，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和日本侨民。
1936年9月15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提出了四项要求：1.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兵。2.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3.华北（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自治。4.中日经济合作。
面对日本人的无理与无耻，蒋介石态度非常强硬：“娘希匹的，没门！”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7年初，日本军部出现了“对华一击论”。
1937年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我们相信，如果我武力所允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最上策。”
日本人步步进逼，中日之间大战无可避免！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枪声响起。
第二天，在庐山的蒋介石接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报告后，作出判断：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其实早在1936年9月10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军部制订了《国家总动员计划》准备进行全面战争准备，知道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军事会议
“近代战争内容复杂，凡物的与人的国防资源之消耗，为几何级数的增加。倭寇小国，资源贫乏，虽竭蹶而驰，决不能免于失败。呜呼！我中国处此环境，非益自努力不可！”
日本人再挑衅，蒋介石忍无可忍，要宋哲元“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从1928年5月30日“济南事件”始，娘西匹的日本人在中国作威作福了9年！今天，蒋介石不愿再忍，也不能再忍，7月13日他致电宋哲元“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抗日战火全面燃起！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会议谈话会中说到：“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蒋介石抗战讲话
蒋介石之所以提出“抗战到底”，是因为这不仅是中日问题，而是整个太平洋问题，亦即太平洋势力的消长问题；如果太平洋势力为日本所独霸，不但中国要受人害，全世界局面亦必为之变更，不能安定了。
颇具战略眼光的蒋介石在1934年就对“东亚大势”作出分析：当前有两大势力争逐于东亚，一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利益均沾主义，一为“门罗主义”或“世界革命”之独霸主义。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以日、俄为代表。日本之国策有二：一曰北守南进之海洋政策；一曰南守北进之大陆政策，其最终目标，皆为独霸东亚。如北守南进，必与英、美发生正面冲突；南守北进，必与苏俄发生不可避免之斗争。
蒋介石早早就预知日本将与英、美、苏、中有一大战！
以日本的实力，拿下中国绰绰有余，甚至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作战，但它绝没有力量战胜所有强国。因此，蒋介石断言：“日本必不能并吞中国，独霸东亚。我们中国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有最好的机会，可以抵抗日本。”
他所说的这个方法就是：持久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迅速占领了平、津，第二十九军在抗战中伤亡超过了五千人。日本还立下“三个月速战速决”之心，并以歼灭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为目标，再与割据势力妥协，分享倒蒋之成果，从而霸占中国。
面对日本人的野心，蒋介石在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在人们跟随着蒋委员长喊出 :
“抗战到底，牺牲到底”口号时，国民党部分高官和一些知识精英们，却发出不同的声音。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作战，只有个“败”字，都主张议和。
外交部长王宠惠多次谈“战”色变，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如提出不妨把第二十九军冯冶安部南调保定；实业部长吴鼎昌还散布“战必败、不战必大乱”的观点；胡适则“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他与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还向蒋介石面交了关于和议的书面主张。
面对各方压力，蒋介石却清楚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不但没有“信义”而且贪得无厌，吃到一块肥肉之后，还想吃下一块，看到中国矿产、物资丰富，恨不得全部占为已有，那些反战派们竟天真以为，承认了“满洲国”放弃东三省，就能满足日本人的胃口，换来中国的长久和平，简直痴人说梦！
战乎？和乎？
蒋介石说：“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对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
“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不可。”
1937年8月7日晚，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全体起立决定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