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3丨时培磊：《元朝起居注新探》

元世祖忽必烈

元朝起居注新探

时培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元末明初的学者徐一夔认为“元代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以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 。此说影响极大，明清学者多信从祖述。如明人黄佐的《翰林记》卷十三“修实录”条，还有《四库总目》中的《元史提要》，以及《明史·徐一夔传》和清人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徐一夔传》等等，都转引此说法，以致近代的一些史学史著作也受其影响，如在李宗侗的《中国史学史》中就沿袭了这种观点。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已有一些学术论著予以质疑与考察，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本文即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给事中和殿中侍御史兼修起居注等问题进行新的探究。

忽必烈即位后，并没有立即设立起居注。元初，王恽就呼吁设立起居注：“宜令学士院修起居注，逐旋进读，复置起居舍人、郎等官，使分掌其事。”直到至元五年（1268）时，由中书省臣上奏：“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谟不致遗失。”忽必烈才任命和礼霍孙、独胡剌充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至元六年（1269），任命左右补阙掌修起居注。至元十年（1273），元世祖命布只儿修《起居注》。至元十五年（1278），元世祖又敕命省、院、台诸司应闻奏事，必由起居注。至元十六年（1279），升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掌随朝诸司奏闻事。并且把左右补阙改为左右侍仪奉御兼修起居注。可以看出在元初的时候，起居注记录的内容主要是朝廷中的奏闻之事，并没有和前代一样专门记录皇帝的言动。或许这也跟元代宫廷内部主要由必阇赤来记录大汗言动有关。这种起居注不记皇帝言动的情况，也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如崔 彧在至元二十年（1283）曾经上奏曰：“今起居注所书，不过奏事检目而已。宜择蒙古人之有声望、汉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动必书，以垂法于无穷。”韩克昌也曾建言批评这种“起居注不举其职”的现象。这种情况持续到元英宗时也没有得到改变。至治二年（1322），御史李端仍然对此事表示不满：“朝廷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

元代担任起居注者多为蒙古人和色目人，现有材料中没有发现汉人。张帆从《元史》中一共检出9位担任起居注者，王明荪认为不应该将和礼霍孙、独胡剌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和礼霍孙和独胡剌都曾经兼修过起居注，和给事中兼修起居注及左右侍仪奉御兼修起居注一样，不应该排除在外。至于王明荪提到的贾居贞，虽然出任过给事中，但此时给事中并未升为兼修起居注，所以自然排除在外。布只儿也曾修过起居注，只是对其情况了解太少，但也不能排除。此外，在《元史》中，还检索出一位曾经担任过给事中的咬驴。这样，已能确知兼任起居注官者有11位。下面把《元史》中出现的起居注人选列表统计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担任起居注者，基本上都为蒙古、色目贵族。而且他们大多都充当过大汗身边的宿卫，出入禁廷，是深得皇帝信任的。从他们的出身来看，非常类似于出身怯薛的必阇赤。起居注是元代的宫廷史官，必阇赤是为天子主文史者，二者在职能上有一定的关联。而忽必烈能够很容易的接受设立起居注的建议，或许也跟蒙古很早就设立必阇赤一职有关，并且担任起居注者多出身于宿卫也说明了蒙古人的这点考虑。

从上表还可以发现，元代的起居注都是由给事中或左右侍仪奉御来兼修，并没有设立专职的起居注官。这一点和金朝比较相似。在唐、宋和辽朝都是设立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等专职史官来记录起居注。而在金朝则不是专职专任，多是由他官兼任。金初由秘书监和翰林院官兼任，世宗朝改由谏官兼任，章宗时又改由尚书省左右司属官兼任。在元代给事中原属中书省，左右侍仪奉御原属礼部的侍仪司，从职掌上看原来都不是史官。

《元史》书影

在《元史》之外，仍然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起居注的史料。我们都知道，元代不设常朝，一般都采用御前奏闻的形式处理朝政。在御前奏闻时，除奏事人员外，朝廷高官和宿卫人员也都作为陪奏人员出席。从现有的一些御前奏闻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找到起居注人员参与陪奏的证据。今有李治安从《宪台通纪》、《元典章》、《秘书监志》、《庙学典礼》、《元代白话碑集录》等书中，一共检出51例有关御前奏闻的官方文书记录。笔者参照其《元代部分御前奏闻一览表》，找出与起居注有关的记录20例，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元代给事中是出席御前奏闻的，所以记录起居注也是份内之事。这些人不见于《元史》，但是从人名来推断，几乎没有汉人。另外在陪奏人员中，也多次出现必阇赤，他们是大汗怯薛宿卫人员，职掌文史之事。元代必阇赤是蒙古修史传统下的史官，参加御前奏闻也证明其记录大汗活动的现实性。元代的两重修史体制在御前奏闻中就是一种很好的体现，必阇赤和给事中同时出席，各自记录皇帝言动和奏闻之事，以备日后修史之用。两者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也难怪有的学者认为“给事中或许也是从怯薛执事之一的必阇赤分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