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红极一时的辩论，为什么始终不能走出校园。
文｜肖牧
从首播起，《奇葩说》一直是中国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视频节目之一，不但播放量惊人，招商金额也打破记录。
这并不是辩论节目第一次红遍中国。早在三十年前，被称为「国辩」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就曾受到观众热捧。1993 年的「狮城舌战」，更是同代中国年轻人的集体回忆。
▍因比赛面向大学和专业院校队伍，因此称大专辩论会
为什么辩论能红遍大江南北？又为何逐渐淡出公众视线？辩论还能重新火起来吗？
中国人熟悉的中文辩论赛，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新加坡的舶来品。
1986 年，新加坡广播局举办了首届「国辩」——「亚洲大专辩论会」，北京大学辩论队战胜香港中文大学夺得冠军。日后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马朝旭是当时五位辩手之一。
▍1986 年 7 月 18 日新加坡新明日报对首届「亚辩」澳门东亚大学与北京大学的辩论分析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第一次接触正式的辩论赛事，一经播出，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辩论热」。
到 1986 年底，北京据调查已有过半数中学生参加过辩论赛。1987 年北京举办的电视辩论赛，几天内有 3100 多个单位报名，除大中院校，厂矿、医院和部队单位也表现踊跃。
1993 年，亚洲大专辩论会更名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由央视与新加坡广播局联合主办。复旦大学此前已是 1988 年冠军，此次又在首次国辩大赛中夺冠。总决赛之夜举国关注，堪称中国大陆辩论的巅峰时刻。
▍时任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的俞吾金（左）与顾问王沪宁（右）
「国辩」始于新加坡，其基本原则则来自西方世界。
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先秦都发展出了辩论。其中，古希腊由于哲学发达，又有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遂将辩论的技巧发展为专门的「修辞学」，通过中世纪的基督教大学延续至现代欧洲。
▍圣礼的辩论（拉斐尔绘于 1509-1510）
目前通行于各国、包括中文世界的现代辩论，则起源于英国。
十五世纪初，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开始举办定期的校际辩论，将辩论作为培养未来议员、法官、律师和外交官的重要方式，出现了现代辩论的雏形。到二十世纪初，现代辩论已经普及到了大量非英语国家。
首届「国辩」夺冠的复旦大学，早在晚清就已经奠定了辩论的传统。
耶稣会神学博士马相伯于 1905 年创立复旦公学时，其章程就明确规定，学生必须练习「聚散之仪文，辩论之学术」，「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颇有英国议会辩论之风。
前身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也设立了专门的演说辩论委员会，定期举办演讲比赛，鼓励学生练习口才。
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今海外民主政体及君主立宪政体之国，演说皆极发达」，他们将演讲和辩论作为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
民国建立后，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为宗旨的北京大学雄辩会，和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进一步推动辩论的发展，其形式已与当代校园辩论相差无几。
▍邓中夏，中共早期领导人。1919 年 3 月与罗家伦、张国焘等人创办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如 1918 年的两场辩论赛中，正反双方各有三人上场，辩题由评委指定，分别为「科学日进而宗教日衰/宗教日进而科学日衰」以及「最后之胜利在强权抑在公理」，根据「理论、言词、态度、复辩」评分。
只是 1949 年后，随着高校改革逐渐推进，大学里的辩论活动逐渐式微。
在其他地区，战后的民主化浪潮则进一步推动了辩论的普及。民主制的维持需要司法辩论、议会辩论和竞选辩论作为基石，校园辩论也为政坛、法学界等培养了大量人才。台湾的马英九、宋楚瑜、谢长廷等都曾担任辩手。
改革开放后掀起的「华语辩论」，几乎完全是从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转手而来。华语辩论的赛制之一——奥瑞冈赛制即来自于台湾，「奥瑞冈」就是台湾对美国俄勒冈州的音译。
这种由英美法庭辩论演变而来的赛制，在 1974 年由美军引进台湾，随即成为台湾的主流赛制。但该赛制极其强调论据的来源和严谨性，在中国大陆并非主流。
大陆的主流华语辩论，在举办了二十年的「国辩」的影响下，始终采用的是非事实性、非政策性、选题抽象的「新加坡赛制」。
与立足高等教育的台湾不同，新加坡以推广普通话为举办辩论赛的最大目的，其次是「增进参赛区域的友谊」和「加强各电视台的合作、提高文化品位」。
在「国辩」的影响下，中央电视台在 1998 年推出「全国大专辩论赛」，同样采用新加坡赛制。大陆华语辩论的赛制、风格和辩题类型，在这两大赛事的影响下得以确定。
▍2002 年全国大专辩论赛夺冠的中山大学，次年夺得了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奇葩说》「金句女王」马薇薇，正是夺冠的四位辩手之一。
不过，新加坡赛制虽在大陆推广成功，辩论会占领国内电视台的盛况却并不持久。即使是现象级的「国辩」，收视率很快也不升反降。
八十年代，辩论节目在中国大火，并非偶然。
在电视节目匮乏的时期，水平稍高的节目很容易受到关注。加上电视辩论时常探讨当代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在当时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自然广受追捧。
但在最初的激情褪去以后，寄希望于用辩论得出真理的观众们，开始注意到骨感的现实。
1993 年「国辩」决赛中，复旦大学辩手蒋昌建结辩时引用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火遍全国。
这种追求文采、引经据典、轻视说理的辩论风格被称为「复旦风」，长期得到评委的高度评价。
评委青睐「复旦风」，最主要的原因是主办方办赛的动机。
「国辩」既是以推广普通话为目标的电视节目，主办方自然希望辩手能最大程度地展现「华语的魅力」，并具备强大的镜头表现力。逻辑性和严谨性因此惨遭忽视，辩论赛沦为演讲和朗诵。
尤其加剧表演性质的是，所有辩手交替发言的「自由辩论」本是新加坡赛制特有的环节，意在追求激烈的舞台效果；辩手若出现影响观赏性的失误，导播甚至会要求中断重来。
然而自 1995 年开始，马来西亚辩手抓住了「复旦风」逻辑不足的软肋，大陆辩手逐渐在赛场上失利。
▍开始注重逻辑性的西安交大队，重新夺得了 1999 年「国辩」冠军
大陆辩手开始学习注重逻辑的境外辩手，大陆辩论圈却走向了诡辩的另一个极端。
其后，在获得两届国辩最佳辩手、来自台湾的黄执中影响下，大陆辩论淡化了诡辩色彩，但是进入 21 世纪的国辩仍然创造了收视率的新低。
2006 年，流行于英美和台湾的「政策性辩论」开始在大陆推广。
与传统新加坡赛制普遍采用的如「人性本善/恶」或「钱是/不是万恶之源」这类抽象话题不同，政策性辩论的辩题往往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如 2007 年国辩就出现了「安乐死应该/不应该合法化」。
▍2007 年国辩辩题
政策性辩论历来是日语、英语辩论和台湾华语辩论的主流，鼓励辩手对现行政策进行探讨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如美国全国辩论赛（NDT）1954-1955 年的辩题为「美国是否应该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 。
遗憾的是，长期习惯了非政策辩论的大陆辩手，往往将政策性辩论当成非政策性来打，如将「应否设立赌博特区」视为「设立赌博特区利大于弊/弊大于利」，完全无视辩题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沦为口水之争。
网络和娱乐节目的兴起让大众有了更多的选择，在「复旦风」和诡辩间游走的大陆华语辩论愈发丧失观众，成为辩论爱好者纯粹的「文字游戏」。
华语辩论的衰落并不奇怪。辩论在中国并无现实需要，辩手走出校园后毫无施展机会，成为小众活动势所必然。
而辩论的两次火爆，更多是由历史的行程所决定的。
新加坡 1986 年举办「亚洲大专辩论会」时，正值新加坡大力加强对华关系，恰好又在主动推广普通话。
1993 年与央视共同主办的首届「国辩」，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规格极高。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亲自为夺冠的复旦大学辩手颁奖。
▍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为复旦大学辩手颁奖
与此同时，「国辩」也被纳入了中国外宣部门的推广项目之中。1998 年前，参加国辩的队伍由教育部直接指定，比赛结果关乎国家荣誉。随着孔子学院等新项目的崛起，收视率不断下滑的国辩才失去重视。
辩论再一次受到万众瞩目，是在十余年后，以辩论为主要形式的《奇葩说》成为热门节目。但是，节目旗帜鲜明的娱乐属性，显然胜过其中并不纯正的辩论元素。
「马晓康」组合、粉丝众多的嘉宾、弹幕、观众评分制、同性恋出柜等流行元素给节目带来了大量粉丝。但这些元素与辩论都没有关系，更无法推动辩论的复兴。
▍《奇葩说》「马晓康」组合
不过，辩论在中国并非不能东山再起，只是其形式与人们熟悉的「正方辩友」「反方辩友」迥异。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努力将子女送往海外留学，为了交出一份鲜亮的入学申请，「模拟联合国」活动已在各地重点中学中广为流行。
「模拟联合国」脱胎自英美传统的议会辩论，只是学生扮演的角色由执政党大臣/反对党大臣变成了在国际会议上发言的各国代表。除辩论发言外，还包括会下协商和案头工作，第一语言一般是英语。
参与模联的经历被认为能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增加申请外国大学的竞争力。在此激励下，2005 年才由北大首次举办的高中生模联大会，以极快的速度得到推广，吸引到了远高于当年辩论队的人气。
由于模联的代表国家由会方指定或随机产生，参与学生水平难以预料，不时会出现魔幻现实主义的外交场景：委内瑞拉、塞拉利昂、甚至绿色和平组织的代表全程谈笑风生，钦定国际重大问题；美国、德国代表则张口结舌，只能连连点头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