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加沙停火协议难以改变中东的悲剧性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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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卡塔尔、埃及、美国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以色列与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达成协议。协议将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于1月19日，即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的前一日正式生效，将持续六周。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已举行多轮谈判，除曾在2023年11月达成短暂停火并实现部分被扣押人员获释外，其余谈判均以失败告终。

加沙停火协议的达成对缓解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以色列与哈马斯对彼此严重不信任，协议主要着眼于停火、交换人质、以色列撤军等迫切问题，回避了哈马斯的未来地位与加沙重建具体安排等实质性问题。此外，协议的国际权威性也有欠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42号决议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通过的第338号决议都未得到执行，很难说由卡塔尔、埃及、美国三方斡旋的停火协议能否得到完全执行。更为重要的是，本轮巴以冲突还导致中东政治发生悲剧性畸变，严重破坏了冲突前中东地缘政治的脆弱平衡。

本轮巴以冲突在持续时间、人员伤亡、引发国际危机程度、冲击国际体系与秩序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并不逊于甚至已超出历史上的五次中东战争，因此它恐怕已可被定性为“第六次中东战争”。

从行为主体方面看，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此次“中东战争”。历史上的五次中东战争主要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在本次冲突中，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和叙利亚什叶派民兵组织成为对抗以色列的主体。从伤亡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本轮巴以冲突也已达到战争水平。截至1月15日，本轮巴以冲突已造成超4.6万加沙巴勒斯坦人死亡，超11万人受伤。这一伤亡情况已超过历史上各次中东战争，本轮冲突的持续时间也超过了除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外的任何一次中东战争。此外，本轮巴以冲突造成的影响超过了自2000年来任何一次巴以冲突，甚至也不亚于历次中东战争。本轮巴以冲突不仅发生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某种程度上还演变成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阵营化对抗。它不仅酿成加沙的人道主义悲剧，还间接导致了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使伊朗陷入严重危机，也是促使“抵抗轴心”近于坍塌的重要因素，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更是遭到严重破坏。

从国际格局层面看，殖民主义的历史遗害、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都是导致巴以问题复杂化、长期化的重要根源。冷战后，美国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到寻求全球反恐战争的转变，尤其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片面推动试图解决巴以问题但全面偏袒以色列、损害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新中东和平计划”（也称“世纪协议”），与促使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都严重破坏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这是导致“第六次中东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地区格局层面看，自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断衰落，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的单独媾和促使阿以冲突逐步向巴以冲突转变，阿拉伯国家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热情不断下降。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开始在反美、反以、输出革命的框架下构筑“抵抗轴心”，使伊朗对巴以问题的影响力上升。进入本世纪以来，反恐战争、伊朗核问题、“阿拉伯之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等重大事态进一步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

从巴以关系层面看，巴以矛盾和巴勒斯坦内部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色列右翼势力在1995年以方主导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总理拉宾遇刺后长期主导以色列政坛，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奉行强硬政策。1987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中成立，其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以色列与哈马斯“激进对激进”的做法使巴以冲突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态势。2007年，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分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后，哈马斯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使巴以冲突成为“三国演义”。其基本逻辑是以色列在犹太人定居点、耶路撒冷等问题上采取激进政策，哈马斯随后通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等方式报复，这又引发以色列采取空袭加沙等军事行动，同时还伴随着哈马斯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纷争，及以色列不断向巴民族权力机构施压。其最终结果便是哈马斯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不断边缘化，于2023年10月7日发动突袭以色列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在此次“中东战争”中，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遭遇严重挫折。长期以来，“抵抗轴心”既是伊朗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施加影响的重要方式，也是其进行反美、反以斗争的重要抓手。在此次“中东战争”中，哈马斯、真主党遭到重创，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伊朗内外交困，“抵抗轴心”的力量被极大削弱，这也成为继两伊战争后伊朗外交遭遇的又一严重挫折。“抵抗轴心”遭到削弱反过来也会影响巴以问题，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巴以问题的影响力下降后，伊朗对巴以问题的影响力也将被削弱。

“第六次中东战争”是导致叙利亚“变天”的重要外部因素，并引发中东格局持续变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此次“中东战争”和乌克兰危机这两只“蝴蝶翅膀”的震动，形成了淹没阿萨德政权的政治暗流——俄罗斯、伊朗、真主党等因“分身乏术”无力继续支持阿萨德政权，这也凸显了中东政治的联动性。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下降，土耳其、沙特、以色列的影响力上升，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发生政治变动，都将进一步影响中东格局的重组。

此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还使东地中海地区和海湾地区两个中东次区域的安全形势复杂联动。近年来，东地中海地区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漩涡，而海湾地区则是中东地区寻求和解与发展的主发动机。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最终发展为双方在2024年4月和10月互相攻击对方本土，威胁海湾地区安全。当前，双方的矛盾对抗仍在持续，在以色列重创“抵抗轴心”后，双方会否再次爆发冲突乃至走向战争也成为当前中东政治的最大悬念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东战争”中，域外大国的影响力下降——美国对中东的建设性作用尤其下降，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严重下降。国际秩序和道义不断遭遇挑战，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增强乃至各行其是，以色列还频繁对外使用武力，地区极端势力也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这都极大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

过去一年多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在本质上体现了其维系中东霸权的诉求与权力、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困境。一方面，美国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向以色列持续提供系统性支持，进而使本轮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外溢，并使联合国难以在停火止战、政治解决冲突方面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多次增兵中东威慑反以力量，避免冲突升级为地区性战争，进而危及美国以大国战略竞争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在这场冲突中，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硬实力和斡旋冲突、发挥国际体系领导作用的软实力均陷入困境。因此，本轮巴以冲突也是使美国中东霸权及其“世界领导权”不断流失的漏斗。

展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美国仍将继续在中东维持战略收缩的总体态势，但也将在中东面临更加深刻的矛盾困境，其核心是中东局势剧烈变动与美国在中东减少战略投入同时试图维系中东事务主导权之间的巨大张力。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无疑将继续偏袒以色列，并可能根据中东形势的新变化继续推进“世纪协议”，但其也面临严峻挑战。一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严重偏袒以色列的巴以政策，使巴方对美国严重不信任；二是本轮巴以冲突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世纪协议”很难获得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三是2023年沙特与伊朗的和解极大削弱了沙特寻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结盟对抗伊朗的动力，进而削弱沙特支持“世纪协议”的动力。